民俗钱，又称“压胜钱”、“花钱”，历史悠久，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是传承中华文明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物质载体。民俗钱不同于行用钱最主要的区别有两点，一是型制设计随意性强，形状各异，品种繁多。二是注重用装饰图文表现主题内容，且题材丰富多彩。作为流通钱的衍生物，正是因为民俗钱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上，始终保持了自身的特性，将丰富的表现内容与多变的造型有机结合，创造出了许多优美的艺术形式。

中国古代货币，无论是从型制、文字还是铸造工艺，在世界货币体系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民俗钱作为钱币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钱币与民俗、宗教信仰与精神世界等互相融合的一个崭新研究领域。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一些钱币学者开始关注民俗钱，具有学术意义的民俗钱研究已经走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经过众多学者和收藏爱好者的守正创新、探赜发覆，民俗钱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

在研究和思考民俗钱相关问题时，笔者深感在积极借鉴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角的同时，还应该对民俗钱本身的表象特征予以必要的梳理和总结。本文主要从民俗钱的型制特征、工艺技法、装饰内容等角度展开讨论，俾能有所得，为他日研究之础石。

一、型制特征

人们对一件物品外观制作形状的选择，是凸显人们心理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技术史学家乔治·巴萨拉讲到,“一件人造物并非仅仅是一件仓促赶制出来以满足需求的无生命物，它是一种构想出来的人类心灵的活的遗留物”[1]。所以，我们探讨民俗钱的型制特征，首先要追溯民俗钱的起源和产生的社会背景。民俗钱最早的雏形是冥币，最原始的功能是随葬，这一点毋庸置疑。可以说，冥币充分体现了古人“事死如事生”的思想观念[2]，是古人丧葬观念的真实体现，更是古人灵魂崇拜的具体表现。正因为民俗钱从它产生的那时起，就与人们日常生活、尤其是精神世界紧密相关，故其最初型制完全仿照同时期的金属铸币，风格简单写实。这也充分体现了人造物的最初设计理念，直接反映出人们的幻想与理想。

从目前掌握的民俗钱实物出土来看，战国是民俗钱的滥觞时期，湖南等地曾出土仿楚国金版、金饼式样的陶冥币。这些冥币主要出土于贵族墓中，从士、大夫级的中小型贵族墓到封君级别的大墓均有出土[3]，无论是型制、尺寸大小还是书体铭文均与金版、金饼完全一致。汉初民俗钱式样大都是方孔圆形，西汉中后期，随着经济繁荣，政治局势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发生转变，对器具的造型、功能的要求较之以前有所改变。西汉在文化、信仰方面沿袭了楚国，尤其是继承了楚国的信鬼好巫，在这种文化影响下，最初用于殉葬的民俗钱，佩戴功能应运而生，成为贵族随身的护身符。为便于佩戴，有的民俗钱在外廓上部中间位置铸一圆钮，钮上有穿孔，为丝绳系挂之用。挂环形民俗钱的出土也充分说明民俗钱最基本的功能作用就是佩戴以避凶趋吉[4]。1975—1976年，内蒙古准格尔旗川掌公社勿尔图沟广衍故城秦汉墓葬，出土1枚民俗钱[5]。面文“辟兵莫当”，背文“除凶去央”，字间以乳丁纹相隔，上端有一钮，钮上有一穿孔，下端有一圆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山西平朔露天煤矿北旺庄生活区6M78号汉墓出土1枚民俗钱，面文“日入千金”，背文“长毋相忘”，上端铸一圆环。此墓同时出土74枚“五铢”钱，钱文书法特征均属武、昭、宣帝时期，因此这枚民俗钱的时代不会晚于宣帝，这也是目前为止经科学考古发掘最早的挂环形民俗钱[6]。通过这一时期民俗钱的文字内容和型制，我们可以知道，汉代民俗钱的作用是辟出邪灵、去除疫病、祈福富贵，表现了人们的普世幸福观。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民俗钱使用功能的拓宽，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受到不同时期情感喜好、审美趣味、价值标准等社会文化因素影响，逐渐形成不同的形状，有如意形、花卉形、元宝形、长命锁形、鱼形、葫芦形[图1]、树枝形、连体形等。这些造型都具美好寓意。如，如意象征万事顺利、吉祥安康。元宝，象征财源广盛。长命锁，象征健康茁壮成长。鱼，代表年年有余。葫芦，象征福禄。此外，还出现了多边形、花瓣形[图2 注：2023年4月斯宾克中国拍卖公司（香港）布威纳旧藏花钱专场拍卖第2788号拍品]等。上述这些特殊的型制设计，体现了当时社会文化视觉的变化。但在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圆形造型一直占主导地位，穿孔有圆穿和方穿两种，偶见有三角形、菱形、花穿、广穿、假穿等。如，1977年山东巨鹿红土山西汉墓出土1枚汉代“辟兵莫当”钱，方穿外交错雕有一假穿[图3 注：图片来源巨鹿博物馆官方网站“藏品展示”栏目]。民俗钱的外廓特征，如同行用钱，有阔廓和窄廓之分。穿孔大部分有廓，亦可分为阔廓和窄廓两种。这一点，也更加论证了民俗钱是钱币文化的衍生物。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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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钱有大、小、薄、厚等多种形态。现存世最大、最重、最完整的钱币是云南会泽地区出土的“嘉靖通宝”特大钱，直径58、厚3.7、穿径10.24厘米，重41. 5公斤[7]。其性质有镇矿、开炉两种说法。今所见最大直径鎏金民俗钱是太平天国鎏金龙凤纹大钱，材质为黄铜鎏金，直径33.5厘米，厚0.8厘米。现仅存一半，重2170克。据估计，该钱如为整体，全重将达九斤（约合4500克）之多[8]。因为民俗钱使用功能的特殊性，不是批量铸造，故今所见，无论是科学考古发掘品还是传世品，除少数一些常见品种为普通品外，大多数品种都比较少[9]。

二、材质

民俗钱的材质因功能、使用者不同，可谓多种多样，差异较大，主要有金、银、铜、铁、铅、锡、陶等，也有少量玉、瓷、象牙、木、玳瑁、纸等。因民俗钱与行用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今考古发掘品和传世品质地仍以青铜、黄铜和红铜居多。

金银材质的贵金属，相比于其他材料更易熔炼和铸型，也是彰显身份地位的象征。特殊的质地决定了金银器只能被少数人占有，成为王公贵族彰显身份地位的装饰品和重要物品。此外，银质民俗钱的制造与银的特性有关，银本身对人体有保健作用。唐代医学家孙思邈认为，银具有“主安五脏、安心神、止惊悸、除邪气”的作用[10]。

现考古资料表明，最早的金质民俗钱为西汉“五铢”钱[图4]，含金量在90%以上。1980年陕西省咸阳发现1枚“五铢”金钱，直径2.6、厚0.2厘米，重9克，含金量95%[11]。1990年8月,洛阳市钱币学会收集到1枚西汉“五铢”金钱,直径2.6、穿径1厘米,重量5.91克，通过x射线荧光光谱仪作无损分析,含金量为93.98%[12]。2016年，江苏邳州煎药庙M1墓室内西后室出土1枚 “五铢”金钱，直径2、穿径0.4、厚0.15厘米[13]。“五铢”金钱的出土，也充分说明西汉多金的史实[14]。加藤繁先生在《汉代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区别以及帝室财政之一斑》一文中指出，西汉政府黄金支出最大的项目就是赏赐的支出，这是黄金支出的大宗。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考证西汉历代皇帝赐金总额为899530斤[15]。根据这一史实，我们不难推断出获得一定赏赐金额的黄金，被赏赐者出于纪念、炫耀等目的铸造了“五铢”金钱。

图4

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得到发展，金银使用量的趋势与金银原材料占据日用品的主导地位与日俱增。《旧唐书》就有唐玄宗承天门赏赐“金钱”记载。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30枚“开元通宝”金钱[16]。直径2.14—2.5、厚0.15厘米，重6.6—8.36克，含金量在81.6%—94.36%[17]，制作规整，无使用磨损痕迹。考古资料显示，唐代金银器呈现空前繁荣、百花齐放的景象，同时也是身份、阶级和地位的象征。《唐律疏议》对金银器物的使用有着明确规定，只有尊贵的高级贵族才有资格使用。这种严格的等级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故唐代金银钱的制造者和拥有者均为上层贵族。据学者考证，何家村窖藏的主人是唐代尚书租庸使刘震[18]，在唐代属于等级比较高的官员，故这批窖藏文物非常珍贵，金银器较多。

宋朝的金银税课远远高于唐朝，并且官府过度开采金银矿，这也促使金银物品的使用量增加并且广泛流传。1949年以来，金质民俗钱出土量最大的一批就是北宋“淳化元宝”金钱[图5]。1988年4月，佛教圣地五台山，在清理中台顶祈光塔塔基时,出土一批“淳化元宝”背佛像金质供养钱。面文“淳化元宝”，背面铸有左立、右坐两尊佛像，像下均有莲花座，外缘正上方有砸印一、二、三、四和无戮记者，共五种版别。钱径2.4、厚0.12、穿径0.5厘米，佛像隆起0.2厘米，成色96%，重12克左右[19]。宋太宗是一位崇佛敬僧的君主，史书中有诸多其重视佛教、道教的记载。《清凉寺志》中就记载了太宗对五台山寺庙的恩德：“自太宗至仁宗三代圣主，眷想灵峰，流光五顶，天书玉礼，凡三百八十轴，恹隆佛化，照曜林蔽，清凉之佛化，于时为盛。”宋太宗亲笔手书“淳化元宝”四字钱文，铸造佛像供养钱，应该正是在这个时期[20]。银质民俗钱存世较多，以传世品为主，其中考古出土量最多的一次也是何家村窖藏，出土银质“开元通宝”钱421枚[21]。

图5

在不同材质的民俗钱中，最特殊的一类就是玳瑁（一种海龟）。玳瑁自东汉时期传入我国，《后汉书》记载：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22]。玳瑁自古以来就是上等装饰品。玳瑁甲片还可入药，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被古人视为辟邪吉祥之物[23]。在佛教中，玳瑁是密宗的七宝之一，《佛说陀罗尼集经》中曰：“其七宝者：一金二银三珍珠四珊瑚五玳瑁六水晶七琉璃”，玳瑁位居古代珠宝类的第五名，地位超过水晶和琉璃。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13枚玳瑁材质“开元通宝”钱[24]，这是今存世绝无仅有的玳瑁币，应由印度传入，属于供养钱性质。

陶质民俗钱，考古资料中不乏其例，主要是指先秦、西汉早期墓葬出土的各种冥币，也叫“土钱”，包括陶质仿楚金版、金饼，以及汉泥半两、五铢钱等品种。湖北、湖南、江苏等地都有出土，尤以湖南地区西汉早期汉墓为最多[25]。出土陶质冥币数量最多的一次，是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泥质“半两”钱，计四十篓，每篓约盛两千五百枚至三千枚，均为模制，直径2.3－2.4、厚0.25－0.5厘米，正面有凸起的“半两”二字，曾经火烧，但火候不高[26]。对照同出的遣策“土钱千万”描述，二者大致相符，象征死者生前财富。

铅质民俗钱，最早发现于战国时期的楚地墓葬，以后历代大都有铸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曾出土铅质金饼[27]。199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战国晚期楚幽王墓出土一块方形铅饼，四角略圆，正面戳排列不太整齐的十个方印，印文为“寿春”，篆书。铅饼的出土，说明了战国时期“以铅代金”的冥币材质和型制[28]。

经考察，陶质、铅质冥钱，作为真实货币的替代者，具有货币的型制特征。楚国崇巫信鬼，希望把世间的财富也带入另一个世界，因此楚墓有丰富的陪葬[29]。汉初社会处于百废待兴阶段，经济较为落后，汉文帝提倡节俭，禁止金银铜锡随葬。《汉书﹒文帝纪》，“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汉虽承秦制，但在葬俗方面却沿袭了楚地习惯，故西汉早期墓葬多以“土钱”随葬。

纸质民俗钱都是冥币，目前最早出土实物是在新疆吐鲁番古墓中发现[30]。1984—1986年，湖南耒阳城关宋墓出土纸冥币，折叠套剪而成，成外圆内方的铜钱形，每枚直径2.25、穿径0.4厘米[31]，枚枚相连，象征一串串钱币。这也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纸冥钱，也是今日冥币的雏形。

木质民俗钱，见于吐鲁番二堡乡巴达木墓葬，共出土100余件冥币，均为葫芦木刻制，呈不规则圆形[32]。葫芦因形状和质地，古人认为其有“仙气”，代表仙境。南朝刘敬叔撰《异苑》：“西域苟夷国，山上有石骆驼，腹下出水，以金银及手承取，即便对过。惟瓠芦盛之则得，饮之令人身香泽而升仙，其国神秘，不可数遇”[33]。道家认为葫芦蕴含着太虚自然之气的太极，故而常被用作法器。这大概是人们以葫芦为材质做冥币的原因。

三、制作与工艺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民俗钱有官铸和私铸两类，考虑到古代社会对金属铸币权的高度集中，应以官铸为主流。官炉铸造制作精美，铜质精良，钱径大而且厚重，有些品种的精美度完全不亚于行用钱，甚至超过行用钱的铸造质量。同时，我们也发现民间铸造的民俗钱亦不乏上乘制作，铸工精湛。

民俗钱的铸造方法与行用钱一样，绝大多数是铸造而成，早期范铸，南北朝之后为翻砂铸造。清末民国时期也有少量机器压制而成。在民俗钱的铸造技术中，还引入中国传统的镂空技法，今所见镂空民俗钱最早为辽宋时期，钱体较大，系传统翻砂铸造，如神怪方穿镂空钱[图6 注：2023年4月香港斯宾克中国拍卖公司布威纳旧藏花钱专场拍卖第2145号拍品]。镂空钱基本特征是钱体空灵剔透，给人一种腾跃的美感，纹饰既有简单的几何图案也有精美繁缛的人物和动植物图案。从视觉上看赏心悦目，增强了图案的表现力和立体感。

图6

民俗钱中少量品种的制作还采用了手工雕刻和锤揲方法。手工雕刻，是指在钱币胎体上直接雕刻钱型、图文，材质一般是铜、金、银、玉石、象牙。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玳瑁“开元通宝”，就是直接雕刻而成。今所见雕刻民俗钱，以清代居多，如清代内府玉质宫钱，外形与铜质宫钱类似，直接雕刻而成。锤揲是最基本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将金或银锤打成薄片，再裁剪成方孔圆形，钱文和图案模压而成，如“天下太平”金钱片[图7]。今所见，考古发现的锤揲民俗钱实物最早为西晋时期。2016年，江苏邳州煎药庙M1墓室内西后室出土1枚 “五铢”金钱，直径2、穿径0.4、厚0.15厘米[34]，手工打制，“五铢”二字简单刻划而成，较为潦草，总体型制简陋，制作粗糙。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南宋银钱22枚，直径在2.3—3.4厘米，文字有“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祥符通宝”、“绍兴通宝”等，全部由薄银片锤揲制成，文字模压[35]。明清随葬冥币，多为锤揲、剪裁方法制成，将金银薄片裁剪成不很规整的圆形，中间有方孔，直径3—6厘米，钱文多为模压，少量錾刻。如南京明代沐启元墓出土金冥币49枚，钱文“爵位高升”，就是锤揲裁剪制作，文字模压而成[36]，钱体表面锤打的痕迹、印痕非常明显。纸质冥币系先画好钱型，而后直接裁剪而成。

图7

因为民俗钱铸造目的和使用功能的特殊性，大多数外表精美，是中国铸造技术和加工工艺发展的见证。为体现造物之心、工艺之巧，古人还采用鎏金（银）、錾刻、刻划、彩绘、珐琅、涂抹朱砂等工艺技术，用以改变民俗钱表面的形态，使之变得更有特点。

鎏金（银）工艺，是中国古代在金属器物上镀金（银）的一种方法，始于战国，亦称“涂金（银）”、“镀金（银）”。基本做法就是利用汞与金（银）制成汞合金（银），将汞合金（银）涂抹于青铜器表面后，通过加热使汞挥发，而金（银）则留在表面。今考古发现最早采用鎏金工艺的民俗钱是战国铜质鎏金仿金版冥币，目前发现6件，出土于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幽王墓中[37]。该募是目前为止唯一确认为楚国国君的墓葬。据研究，应该是卒于公元前228年楚幽王熊悍之墓，墓内器物是判断楚国晚期器物断代的标准器。

鎏金民俗钱钱考古出土较多，均为通体鎏金。2016年7月至2018年4月，江苏苏州虎丘路发现9座不同时期的古墓，2号墓共出土了83件（组）文物，其中有鎏金“五铢”钱。1990年，西安西郊清理136座唐墓，出土1枚鎏金铜 “货布”[38]。何家村窖藏出土6枚鎏金铜“货布”，同时出土6枚鎏金铜“永安五男”背四神钱[39]，通体鎏金。因鎏金“货布”尺寸小于新莽“货布”，故有学者指出其是用新莽“货布”翻砂铸造而来[40]。1978年，在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中，出土鎏金“开元通宝”7枚[41]。

就目前考古发掘品而言，鎏金（银）民俗钱以唐代出土较多。因为唐代社会崇尚大气华丽风格的审美意趣，故从美观方面考虑，民俗钱表面鎏金成为一种风尚。唐代鎏金（银）民俗钱的增多，还与当时金银开采之盛有关。据《新唐书》《旧唐书》记载，唐代采金场地有11处，采银场地56处，金银主要产自南方地区。其中产金地区主要在剑南道、岭南和江南的饶州、信州、潭州、永州等地。

彩绘工艺，是指在金属钱币表面进行着色，通常是以矿物原料施色，整枚钱币显得极其艳丽，增添艺术效果。据目前出土资料，至迟在宋代，花钱上已出现彩绘技术，如“崇宁通宝”彩绘钱[图8]。2001年，泉州崇福寺应庚塔各层塔身及地基，出土各类钱币4417枚，其中有彩绘民俗钱26枚，虽历经千年，出土时仍色彩艳丽[42]。做法是对行用钱进行彩绘技术二次加工，先在唐“开元通宝”和北宋普通古钱表面涂一层底色，再在正面涂上红蓝两色颜料，背面蓝色底上绘两朵或四朵红色祥瑞团花。

图8

明清时期，中国的工艺美术发展到极致，珐琅、錾刻、錾花等细致精湛的手工制作将民俗钱的工艺推向历史新高，从而产生不少经典之作。珐琅釉料晶莹、光滑极具装饰性，同时也具有耐磨性和耐腐蚀性，明朝末年，便开始在民俗钱上使用珐琅工艺，清末民国时铸造较多，如“长命富贵”珐琅钱[图9 注：2023年4月斯宾克中国拍卖公司（香港）布威纳旧藏花钱专场拍卖第2788号拍品]。基本特点是钱体（胎体）银质或铜质，形体较大、厚重，掐丝工艺娴熟流畅，珐琅釉色纯正，釉面蕴亮鲜艳。文字主要是吉语和图案，釉色、装饰花纹及构图风格多有不同。采用珐琅工艺制成的民俗钱，外表华丽浓艳与繁缛厚重，彰显出一定的尊贵性。

图9

錾刻是一种在器物成型后对其表面进行装饰的工艺，特点是先在胎型上画出所需图文，再根据工艺要求和表现手法的不同，用小锤敲击，从而将图文在胎型上立体地呈现出来。2016年，安徽安庆市山口乡百子村一座明代墓葬出土“积玉堆金”和“天下太平”2枚金质冥币，方孔圆形，珠圈文和文字均系錾刻而成[43]。年节之际，清皇室特别制作的“年例金钱”，材质为金银，正反两面分别有錾刻而成的内廓、外廓，以及“吉祥如意”、“平安”等祝福文字[44]，钱体表面有明显的錾痕。

明清时期，少部分直径较大的民俗钱还使用錾花工艺，地章表面呈现出“阳刻”、“阴刻”等立体装饰效果，这种技术的运用，使得钱币表面产生了多层次、多变化的视觉感受。

除上述铸造方法与工艺外，个别民俗钱还完美地将铸造与錾刻工艺相结合。如五台山出土的“淳化元宝”金钱，钱面字口保持了铸造的原始状态，而背面两尊佛像则采取手工錾刻修型，修整的佛像也各不相同，面容彼此差异较大。

在民俗钱中，还有一种特别的品种，就是将行用钱进行二次加工，使其性质发生改变，例如，“永昌通宝”多边形钱[图10]，“咸丰重宝”刻花钱[图11]。今所见加工方法主要包括在边廓、地章处刻花；将外廓进行艺术处理；贴金属边，增加直径尺寸；在钱币表面进行彩绘加工等。对这类钱币是否属于民俗钱范畴，目前还存在异议。我们认为，按照这类钱币的性质界定，应归为民俗钱无疑。

图10
图11

四、钱文与装饰图案

今民俗钱文字的书写方式有铸造、雕刻、刻划、模压四种。大部分钱币铭文字迹清晰，苍劲有力，气韵不凡，钱面与书体协调一致。民俗钱铭文书写很有特点，在方寸之间，以独特的构思，将字体的装饰风格发挥到极致，起到画龙点睛的装饰效果。

民俗钱的书体表现形式有阳文和阴文两种，以阳文居多，阴文一般出现在金银钱上。书体有篆、行、草、楷、隶、宋体等多种，其中以楷书和隶书为主。在众多的书体中，尤以汉代民俗钱篆书为最美，布局疏密有致，章法茂美，质朴醇厚，表现出中国文字的独美。民俗钱文字无论是书写还是排列、读法完全仿照行用钱，内容涉及广泛，包括诗词歌赋（书法诗文），显示出文雅风流之韵。如，出自《滕王阁序》的“腾蛟起凤”、“紫电青霜”等；吉祥语句，如“长命富贵”[图12]、“龙凤呈祥”等，以及各类民间俚语等。

图12

民俗钱上的字数多寡不一，少则一个字多则二十余字。有的文字加以变形，讲究装饰性。有的文字不是单纯的文字，而是将文字图案化，形成新的纹饰。还有的钱文在书写布局时，利用钱币本身的特征，进行加工创作。因为民俗钱大部分是圆形，设计者往往采取夸张、变形的手段适当改变字体结构，从而完成总整的章法布局。如“唯吾知足”钱[图13 注：图片来源《中国钱币大辞典·压胜钱卷》]，面文“隹五矢止”四字（右上左下读法），中间借用了钱币方穿，将这四字连在一起，即一口四用，形成“唯吾知足”四字。又如，“福寿双全”连体钱[图14]，两钱面文都是“福寿双全”，交汇处由两钱的四出纹共同组成一个独立空间，“福”字镌刻中间。

图13
图14

有的钱币文字上，还出现不同的书体组合，如清代“冰壶秋月”背琴棋书画钱，“冰壶秋月”四字篆书，其中“冰”字写作“仌”，为金文写法。此外，一些美化装饰字体也被作为钱文，主要有蝌蚪文、蟹爪文、鸟虫篆、九叠篆等。宋代“清白传家”钱币文近似蝌蚪文[图15 注：图片来源《中国钱币大辞典·压胜钱卷》]。宋代“家国永安”钱币文为蟹爪文[图16 注：图片来源《中国钱币大辞典·压胜钱卷》]。明代“龟鹤齐寿”钱币文为鸟虫篆[图17 注：图片来源《中国钱币大辞典·压胜钱卷》]。清代民俗钱上还出现了一些变体文字类，像文字，又像图案，如“和合永富”背山鬼钱[图18]，“和合永富”四字布满整个钱面，非常具有艺术特点，装饰效果明显。还有一些清代民俗钱文字和纹饰完全仿照汉代瓦当，如清代“富贵寿考·长乐未央”钱[图19 注：2023年4月香港斯宾克中国拍卖公司布威纳旧藏花钱专场拍卖第2801号拍品]，背文书写及装饰风格古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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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汉字外，还有梵文、满文、契丹文、八思巴文等。如辽代早期铸造契丹文的“天朝万顺”钱，此钱应是开国纪念性质的钱。这种情况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对民俗钱主题和装饰的影响。

不同于行用钱，民俗钱所代表的是个人意志，允许通过各种图案和铭文对各种主题进行无拘无束的表达[45]，这也是民俗钱图案丰富多彩的主要因素。在民俗钱漫长的发展积淀过程中，一方面，型制和设计的美感一直是人们的追求；另一方面，祝福和吉祥主题一直存在于装饰纹样中。从更深的意义上讲，这是人们对生命延续的一种渴望，对造福子孙的一种祈祷，是时代、生活和艺术的集中反映。总体来讲，民俗钱的装饰题材以民间吉语、花鸟虫兽、神话人物故事等传统吉祥图案为主，通常用借喻、比拟、双关、象征等表现手法，将图案和吉祥语完美结合。如，花卉法器钱[图20]，就是采用借喻手法，葫芦喻铁拐李，扇子喻汉钟离，宝剑喻吕洞宾，花篮喻蓝采和。因这四件宝器都是他们各自手中所持之物，在此借物喻人。

图20

民俗钱装饰图案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文信”钱上的“四曲文”，基本特征是穿四角向外各有一道曲尺纹，均匀地分布在穿孔上下。1955年春,洛阳西郊汉河南城遗址内出土1枚“文信”钱范[46]，青灰色，滑石刻制，其上“四曲文”构图饱满，线条劲健。“四曲文”是春秋战国几何纹之一，在不断地发展进程中,几何纹样始终作为中国传统服装和器物的主要装饰纹样而存在。

汉代民俗钱装饰纹样主要是由钱文（或吉语）、星月、四出文、带钩、乳钉纹等组成。如2013年，在宁夏固原北塬晨光家园M14墓出土1枚汉代五铢民俗钱，钱径2.65、穿径0.91厘米，重4.3克。“五”字内饰有五星点，上边两星点、下边三颗星点。穿上九颗星，穿下有一环首刀。背四出文，穿上装饰七星，穿右饰华胜纹。穿左六颗星，穿下十一星[47]。1991年，香港大屿山白芒晋墓M1出土1枚五铢民俗钱，钱径2.5、穿径1厘米，正面穿上有北斗星，穿下有一鱼形，背面穿上有一带钩，穿两旁各有一刀形，穿下有一类似杵状之物[48]。该墓年代属晋，但是这枚五铢民俗钱应为东汉之物[49]，这也说明至迟在晋代，民俗钱已具有了一定的收藏价值。据汉代《星经》记载：“北斗七星，主天子寿命，主宰相爵禄之位。”西汉早中期，道教将北斗七星神格化，成为司命主寿的七位星君，将北斗七星图案刻在民俗钱上，表达了长寿之意愿。乳钉纹是青铜器上最为简单的纹饰之一，盛行于商周时期。因为乳钉纹是对母亲的敬仰和怀念，而且钉谐音“丁”，故而有祈求子孙满堂、人丁兴旺的寓意。

魏晋之后，民俗钱的装饰纹样开始变得丰富多彩，受社会背景、生活习俗等影响较为显著。从整体来看，民俗钱构图严谨，装饰纹样关系处理得当，方寸之间做到了浑然一体，画面和谐。通过对民俗钱实物的梳理总结，我们大体将其装饰纹样，分为以下几类：一是花卉植物图案，这类纹样类型在民俗钱上的表现可谓是多姿多彩，常见有松树、牡丹、莲花[图21]、石榴、梅花、竹子等。因为树木历经风吹雨打仍归然屹立，花儿潇洒绽放，古人认为它们具有神力，可以助人永生。二是动物图案，这类动物纹样类型在民俗钱上比较常见，和人类社会早期的图腾崇拜情结紧密相关。动物纹样各有特色，大量是民间传说虚构出来的龙、凤，尤其是生肖图案，其次是现实世界存在的一些动物，包括狮子、青蛙、鱼、鸳鸯、喜鹊等。三是人物题材纹饰，主要与民间故事、民间神话传说、戏曲小说人物、高士图等有关，如刘海戏金蟾[图22]、周处斩蛟、鲤鱼跃龙门、麒麟送子、金鸡报晓[图23]等。五是实用器具类，如算盘、毛笔如意等。在中国文化中，算盘是商业和商人的象征，算盘纹饰寓意财富、财运和财务智慧。六是天文气象，如云、雨、北斗七星、雷等。民俗钱上的天文气象元素图案的使用，与我国传统的星辰信仰紧密相关。远古先民早在史前时期就已开始记录天文自然现象，如甲骨文中就有占星以问天意的记录。古代天文学到汉代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系[50]。因为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编制历法、安排农耕活动，凡此种种，都与自然现象有关，故对天文学非常重视。七是人们创造出来的图案，如规矩纹、八卦纹、方胜纹、八卦纹等。传说伏羲与女娲分别把持“规”与“矩”，为人们制定行为准则，寓意世间凡事都得有规则。方胜纹是由两个菱形压角交织紧扣而构成的图案，因此又称同心方胜,象征心连心的忠贞爱情，还有同心同德、同舟共济之意。八是简单的几何图案，如波折纹、线条纹、珠圈纹等，这类纹饰大都是从某一个物品中变形或抽象而来，一直广泛应用于各类器物上。

图21
图22
图23

通过观察实物，我们发现民俗钱纹饰有四个最主要的特点，一是动植物纹样在所有装饰纹样占有重要的位置，种类丰富，有的是以写实的手法出现，有的进行变形简化的处理。二是纹饰图案的功能大于审美，虽然它们体现的精神寄托不尽相同，但都是为了寄托一种美好愿望。三是主题纹饰鲜明，与多组辅助纹饰构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四是很好地利用了中间的方孔（或圆孔），讲究空间的划分、排布和填补。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民俗钱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顺承政治形态、宗教思想、阶级世俗等发展的轨迹，在型制、材质、工艺、纹饰等方面或多或少发生一些变化。同时，经过漫长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形成了独具文化色彩的美学特征，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在每个历史不同阶段，民俗钱都以其独特的面貌卓然标举，各领风骚，形成了极具灵活多样的型制特征和极强的艺术表现力。今所见考古出土或传世的民俗钱，无论从型制、铸造技术、材质、加工工艺、书体等方面，都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手工业的先进，为我们研讨传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故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尤其是在古代民俗史和钱币史上，民俗钱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目前，在解读民俗钱类别划分、装饰题材表现手法等方面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开展深入研究。我们要提出易于为收藏爱好者所理解和能接受的新概念、新表述和新理论，有序引导大家在民俗钱领域开展研究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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