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民俗钱，无论是陶质仿贝，还是铜质楚金版、铅质楚金版，型制、铭文完全都是仿照相同母本制式的流通钱币。到了汉代中期，民俗钱在型制、功能、铭文图案等方面了显著变化。

有的民俗钱出现了挂环式样，铭文也出现了“宜子孙宜官秩”、“辟兵莫当”、“长乐未央”等字样，可以说完全脱离了母本钱币。而且，钱币上开始增加纹饰，如星月、大刀等。这种新型制、独特铭文、新纹饰的出现，可谓是西汉时期民俗钱发展演变的最大一个特点。

这一特点值得我们深思，结合历史知识分析当时的社会现状，人们会提出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民俗钱的型制、铭文纹饰为什么会在这一时期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我们主张，因为钱币铸造的特殊性，所以对汉代民俗钱的研究，要在分析汉代帝王贵族生活的背景、社会发展、生产工艺技术基础上，通过对民俗钱本身型制、纹饰、文字的探讨，研究民俗钱铸造的特定社会助力、民俗钱特殊型制的设计理念。

汉代民俗钱铸造数量少，在汉代墓葬或窖藏鲜有出土，但在已出土的民俗钱中，不乏保存完好、品质精良之作。从出土和传世的民俗钱文字、纹饰、型制来看，这一时期的民俗钱文化内涵较为丰富，涵盖了当时人们、主要是上层贵族的立祠奉祀、生死观与实用性。

西汉早期，民俗钱的型制还是完全照搬正用品，如出土有泥质半两钱和铜质小五铢钱。泥质半两钱以湖南常德、长沙两地墓葬出土最多，在安徽、湖北、江苏等地也有发现，仪征一座汉墓中曾出土万余枚泥半两钱。

1990年，在西汉景帝阳陵陵园南区12座丛葬坑中，出土 1000余枚铜质半两小钱[王学理《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出土小半两冥钱》，《中国钱币》1999年2期。]，外观型制与同时期流通品半两钱无异，只是尺寸小、重量轻，是专为汉景帝铸造的冥币。从葬是指陵墓外的地下设施及物品，显示与同墓主有主从的关系。

按照汉代人的观念，如果说阳陵出土众多的彩绘裸体陶俑是景帝生前护卫队将士的替身，那么景帝陵墓中的这些小半两铢钱就是当时正用品半两钱的替身。

西汉中后期，统治者实行“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政策，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政治局势的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也在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变，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各种器物的用途、造型、功能的要求较之秦代有所变化。

这一时期民俗钱的种类变得更加丰富，型制也开始富有时代特色。民俗钱的风格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承载了贵族王权思想，它的设计也逐渐向贵族化的审美风格转变，例如，型制开始繁缛，有出现上挂环、上下挂环等。此外，纹饰开始出现，铭文除了钱文，开始出现吉语等字样。

一、吉语文字大量出现

汉代在民俗钱上镌刻吉语，今天主要发现有“宜子孙宜官秩”、“辟兵莫当”、“长乐未央”等，这一习俗继承了周代。周代产生将吉祥语及祝福语刻到器物上的习俗，其中，大多刻于青铜鼎上。

如《周史宜父鼎》上刻曰：“其万年子孙永宝用”；《周白考父鼎》上刻曰：“白考父作宝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等。从铭文内容上看，祈愿后世子孙永远享用是最重要的主题。

西汉继承了周代孝道观念及在器物上刻铭文的习俗，且将领域加以拓展，把自己心中的祝福镌刻在日常生活中，瓦当、织锦、印章、铜器等。表现在金属铸币上就是出现了大量吉语。今所见有“长乐未央”、“宜子孙、宜官秩”、“辟兵莫当·除凶去央、“富昌长·乐未央”、“宜官·大利宜子孙”、“大泉文章• 禄命长• 乐未央• 富贵昌• 大吉羊• 命益长”、“长勿相忘”、“日入千万”。

从上述文字释读和内容，不难看出都是祈求美好、追求长寿之意。如“长乐”和“未央”，都是西汉宫殿名，本意是希望大汉帝国永续，传之千秋万代。后来，“长乐未央”成为一种吉祥祝福，寓意为：喜乐绵长永无止境。

二、纹饰开始增加

纹饰包括几种，主要有动物、天文气象、博局、乳丁简单几何形等几类。动物纹饰主要有龙、虎、凤鸟和鱼。早在汉代，人们就认为龙、虎、鸟可以给自身带来钱财如，山东苍山发现的元嘉元年画像石墓前室题记，“上有龙虎衔利来，百鸟共持钱财来”文字[山东省博物馆、苍山县文化馆《山东仓山元嘉余年画像石墓》，《考古》1975年第2期。]，表达了人们渴望财富的心理。

天文气象纹饰出现了“北斗”图案，表达了古人“北斗”信仰。如，《汉书•郊祀志》明确将“北斗”纳为国家祭祀，并为后世所沿袭，历朝祭祀的“北斗”皆为“七星北斗”。汉代，人们认为北斗七星主管生死，希望通过祈祷北斗来延长自己的寿命，或者改变命运，北斗信仰不断的被完善和扩充。故西汉民俗钱开始出现北斗七星图案。

1977年，巨野县红土山西汉墓出土一枚“辟兵莫当”民俗钱，圆形，方穿，直径7.6厘米。方穿外交错雕有一假穿，正面铸小篆体“辟兵莫当”四字，铭文间由四乳钉相间隔。

有的汉代民俗钱背面装饰有规矩纹。这种纹饰大量出现在汉代铜镜上。规矩纹，据李学勤先生考证，这种图形明确指示着四方或八方，体现阴阳四时五行学说[李学勤《《博局占》与规矩纹》，《文物》1997年第1期。]。

三、出现挂环式样

民俗钱在汉代成为贵族随身的护身符。为便于佩戴，有的民俗钱在外廓上部中间位置铸一圆钮，钮上有穿孔，为丝绳系挂之用。挂环形民俗钱的出土也充分说明民俗钱最基本的功能作用就是佩戴以避凶趋吉[胡金华《河北古钱币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55页。]。1975—1976年，内蒙古准格尔旗川掌公社勿尔图沟广衍故城秦汉墓葬，出土1枚民俗钱[崔璿《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文物》1977年第5期。]。面文“辟兵莫当”，背文“除凶去央”，字间以乳丁纹相隔，上端有一钮，钮上有一穿孔，下端有一圆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山西平朔露天煤矿北旺庄生活区6M78号汉墓出土1枚民俗钱，面文“日入千金”，背文“长毋相忘”，上端铸一圆环。此墓同时出土74枚“五铢”钱，钱文书法特征均属武、昭、宣帝时期，因此这枚民俗钱的时代不会晚于宣帝，这也是目前为止经科学考古发掘最早的挂环形民俗钱[朱华《浅谈朔县出土的五铢钱》，《文物季刊》1992年3期。]。

汉代的民俗钱逐渐由早期方孔圆形的流通钱币型制向追求装饰性用品转变。我们不难从这一变化看出它逐渐走向贵族化的审美风格，开始承载了生活观念的变化。挂环等型制的变化，证明民俗钱开始摆脱最初的随葬功能，贴近实用性功能。

四、以生活用品为图案

汉代民俗钱上出现了环首刀、带钩等生活用品。如2013年，在宁夏固原北塬晨光家园M14墓出土1枚汉代五铢民俗钱，钱径2.65、穿径0.91厘米，重4.3克。“五”字内饰有五星点，上边两星点、下边三颗星点。穿上九颗星，穿下有一环首刀。背四出文，穿上装饰七星，穿右饰华胜纹。穿左六颗星，穿下十一星[固原市原州区文物管理所《宁夏固原出土一枚汉代五铢压胜钱》，《中国钱币》2016年第4期。]。1991年，香港大屿山白芒晋墓M1出土1枚五铢民俗钱，钱径2.5、穿径1厘米，正面穿上有北斗星，穿下有一鱼形，背面穿上有一带钩，穿两旁各有一刀形，穿下有一类似杵状之物[香港大屿山白芒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6期。]。该墓年代属晋，但是这枚五铢民俗钱应为东汉之物[吴荣曾《香港大屿山白芒晋墓出土五铢厌胜钱考略》，《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2期。]。

五、产生摇钱树

汉代人升仙思想以及神仙信仰精神追求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想象。摇钱树开始除出现。汉代人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因此，汉代人认为“升仙”的梦想可以在死后实现，汉代的神仙信仰就以西王母为主体,西王母不仅掌管不老灵药，还有度人成仙等本领。神仙思想与信仰是先秦两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部分[王立、刘畅《从汉代羽人看神仙思想及其相关观念》《黑龙江社会科学》 {年(卷),期}2008(000)005]，这种意识是摇钱树产生的思想基础。

汉代摇钱树主要出土于西南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和云南，此外陕西的汉中地区也有出土。摇钱树的型制集中表现了当时社会追求和长生不劳的观念，崇尚厚葬、迷信巫术的习俗而且，摇钱树制作精美，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此外，摇钱树上的图案信息反映了神仙方术、早期道教和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情况。

六、题材日趋广泛，行酒令钱诞生

1986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40枚行酒令钱，圆形方孔正面铸篆体文字，直径3.3—3.7厘米，背面素平无字。其中20枚铸“第一”至“第廿”字样，另20枚铸三字或四字韵语，每钱铸一句，合在一起形成一篇韵文，“圣主佐，得佳士，常毋苛，骄次巳，府库实，五谷成，金钱扡(施)，珠玉行，贵富寿，寿毋病。万民番（蕃），天下安，起行酒，乐无忧，饮酒歌，饮其加，自饮止，乐乃始，田田妻鄙，寿夫王母”。韵文的前半部分写出了统治者切忌放纵恣乐，不要施行苛政，以求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后半篇则写如何饮酒欢乐。

这是考古发掘中首次整套出土的行酒令钱，是中山靖王家日常饮酒时行酒令的用具。据文献史载，古人在参加宴会时，每人各执行酒令钱一枚，监酒正则将与之相对应的酒筹钱放入筹筒，经摇动后取出一枚，再根据上面记数报出何君所持数字，然后由所持者或罚酒或游戏。

随着汉代经济实力的增强，钱币铸造工艺技术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民俗钱的铸造和流通钱币技术无二。纵观整个汉代，民俗钱的设计风格完美统一，从而也证明了当时上层统治者审美的和谐统一，设计规律的时代性。

总之，汉代民俗钱式样丰富、工艺精湛，文字和纹饰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与很高的艺术性，在我国民俗钱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显示了王朝的富强，物质的充裕，文化的发达，思想的四溢，意识的觉醒。

汉代是中国民俗钱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其艺术形态逐渐世俗化，呈现出多种多样的众生色彩,历史价值巨大，不仅体现在对以后民俗钱艺术的影响，还反映了当时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真实面貌和人民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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