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泉”是新莽朝在天凤元年（14年）进行第四次币制改革时铸行的一种钱币，铸行时间短，但在全国各地新莽后期及其以后的考古遗存中有着广泛的发现，甚至远及海外。据检索，货泉在我国北起辽宁和内蒙古、南至广东和广西、西南到云贵高原、东起黄海之滨、西北至新疆地区的广阔地域内都有出土，尤其是陕西和河南两地更是多有发现。出土货泉的遗址类型，既有城址、聚落、窖藏和手工业作坊址，更有墓葬及相关遗迹。

货泉在海外的发现，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为多。鉴于古钱币学界对货泉多有研究而考古学界关注不够，使得在许多问题的认识上若明若暗，这里拟从货泉的类型学分析入手，就其若干基本问题从考古学上加以梳理和讨论，以期深化对货泉乃至新莽钱币的研究和认识。

一、货泉的基本类型

货泉作为方孔圆钱之一种，其形制和钱文大致相同，但考古发现的货泉其细部差异甚多，古钱学界曾将其分为114种。如果从总体上观察，除了有剪轮钱和綖环钱这种形制上的不同外，其差异首先表现为尺寸大小的不同。鉴于“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而汉尺的长度，“新莽和西汉时期一般是23厘米”，再考虑到钱币设计、铸造以及使用尺度的误差等，这里主要根据货泉的外径尺寸并结合其形态，将其分为五型。

A型：大型货泉，俗称为“饼钱”。钱径2.41厘米及以上，最大者钱径可达3.30厘米，最重者达35.45克，穿径（指方穿的边长，下同）长短不一，钱身厚薄不同。大型货泉时有发现，但出土地点和数量都不多。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央官署遗址出土2枚，其中WYG3∶T10③∶6，钱径2.50厘米，穿径0.80厘米，厚0.30厘米，重4.90克；（图一，1）桂宫3号建筑基址出土2枚，其中GG3∶T3③∶4较厚重，但钱文较小且字迹模糊，钱径2.85厘米，穿径0.80厘米，厚0.40厘米；（图一，2）桂宫4号建筑基址GG4∶T1③∶117，钱身中央较厚、周围较薄，钱径2.50厘米，穿径0.70厘米，厚0.30厘米。（图一，3）汉宣帝杜陵寝园便殿遗址DL⑤∶T2∶38，钱廓毛边，方穿未透，钱径2.65厘米，穿径0.90厘米，厚0.40厘米，重16.20克；（图一，4）杜陵DL⑤∶T2∶37，钱径2.55厘米，穿径0.80厘米，厚0.20厘米，重6.50克；（图一，5）杜陵DL⑤∶T8∶1，钱廓毛边，钱径2.90厘米，重24.70克。此型货泉还发现于汉长安城长乐宫遗址、陕西陇县张家庄钱币窖藏、陕西扶风西官村新莽窖藏、西安石油学院7号东汉墓、洛阳汉河南县城东区314号东汉房址、洛阳613所家属区新莽货泉窖藏、洛阳烧沟汉墓、洛阳孙旗屯汉墓、河北井陉南良都钱币窖藏，（图一，6）以及敦煌祁家湾西晋墓等地。

B型：中型货泉。钱径2.20～2.40厘米。最为常见，出土数量最多。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WYG3∶T12③∶2，钱径2.30厘米，穿径0.90厘米，厚0.15厘米，重3.40克；（图二，1）未央宫WYG5∶T1③∶79，钱径2.40厘米，穿径0.70厘米，厚0.20厘米，重3.50克；（图二，2）桂宫遗址GG2北∶T4③∶8，正、背面均有郭，内、外郭均规整，钱径2.40厘米，穿径0.70厘米，厚0.15厘米；（图二，3）桂宫GG3∶T2③∶31，钱径2.30厘米，穿径0.65厘米，厚0.15厘米。（图二，4）西安有色M29出土15枚，钱径2.28～2.34厘米，重2.09～3.44克；西安移动M93出土24枚货泉，钱径为2.20～2.38厘米。（图二，5、6）重庆云阳风箱背1号墓出土的2163枚货泉大多属于此型，钱径2.25～2.40厘米。（图二，7、8）此型货泉，在各地有着广泛的发现，不仅墓葬中多有出土，而且在聚落遗址也有发现，如辽阳三道壕、河南内黄三杨庄等聚落遗址。

C型：小型货泉。钱径2.19厘米及以下的全形货泉。此型货泉在各地新莽至东汉时期的遗存中常有出土，但数量较少。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央官署遗址WYG3∶T9③∶21，周郭较窄，钱径2厘米，穿径0.80厘米，厚0.10厘米，重2克。（图三，1）汉宣帝杜陵寝园便殿遗址DL⑤∶T12∶2，钱体轻薄，钱径1.70厘米，穿径0.80厘米，厚0.08厘米，重0.70克。（图三，2）西安雅荷新莽时期M117出土1枚，钱径2.13厘米，穿径0.70厘米，重2.86克。汉魏洛阳故城辟雍遗址出土3枚，钱径1.75～2.10厘米，重0.75～1克。（图三，3、4）洛阳朱仓东汉陵园M709墓园遗址H1∶6，形制规整，两面均有内外郭，钱径1.90厘米，穿径0.80厘米，厚0.10厘米，重0.80克。（图三，5）洛阳烧沟汉墓M1003出土的小型货泉，钱径2厘米，重1.80克。（图三，6）重庆云阳风箱背1号墓出土的2163枚货泉中，有一部分属于此型，钱径2～2.15厘米。（图三，7、8）

D型：剪轮货泉。此类货泉被剪掉周郭，仅留方穿及其四周，但剪轮的程度有所不同。有的剪轮较甚，即不仅剪去周郭，而且剪掉部分钱身，俗称“对文钱”；有的仅剪掉周郭，但未伤及钱身和钱文，故又称之为“剪郭钱”或“剪边钱”。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1枚（WK1∶T13③∶2B），方穿之两面有廓，钱体较薄，钱径1.70厘米，穿径0.75厘米，厚0.15厘米。（图四，1）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LY72HNBAT23②∶17，钱径1.60厘米，穿径0.70厘米；（图四，2）汉魏洛阳故城LY73HNTT003②∶25，钱径1.80厘米，穿径0.80厘米，重1.30克。（图四，3）西安二炮M1出土2枚，仅剪掉钱郭，钱径2.05～2.06厘米，穿径0.66～0.78厘米，重1.61～1.94克。（图四，4、5）此型货泉还发现于陕西华阴县西汉京师仓、陕西陇县高楼村窖藏、咸阳织布厂M11，（图四，6）河南三门峡陕县（现陕州区）新莽墓、洛阳汉河南县城遗址东区340d号西汉土囷、洛阳613所家属区新莽货泉窖藏、洛阳西郊汉墓M9007、洛阳新安县上孤灯钱币窖藏，宁夏隆德神林村铸钱作坊遗址、盐池县张家场古城新莽钱币窖藏，青海省大通上孙家寨东汉晚期M37，河北井陉南良都钱币窖藏（图四，7、8）以及易县北贾庄新莽钱币窖藏等地。

E型：綖环货泉。凿掉方穿及其四周的钱身部分，仅存周郭及其内侧部分钱身。汉魏洛阳故城南郊太学遗址出土2枚，LY79HNT西门T1②∶10，钱径2.30厘米，重1.85克，（图五，1）显然是将一枚中型货泉剪掉了其中央部分。洛阳西郊东汉中期M9007出土4枚。（图五，2）

除上述五型之外，还有一种钱文为反字、左读（即“货”在左、“泉”在右）的货泉，俗称“传形钱”。重庆巫山县麦沱新莽M29出土1枚，直径约2.30厘米。这种货泉罕见，不具有类型学意义。至于考古发现中偶尔见到的铁质货泉，并不是当时的法定本位货币，而是铜货泉铸行过程中的一种“假币”和“怪胎”。

二、货泉的法定钱型与非法定钱型

货泉作为一种青铜货币，其大小和重量等本来应该是整齐划一的，但如上所述，暂且不论其细部多有差异，其大小和重量也多有不同。这就涉及到货泉的法定钱型和非法定钱型的问题。

上述五种类型的货泉中，B型即中型货泉是当时的法定钱型，或可称之为“标准型货泉”。因为，这种货泉的外径尺寸符合当时法令规定的标准尺寸；考古发现最普遍、数量最多，尤其是宫殿及官署建筑遗址出土的货泉绝大多数为此型。譬如，汉长安城未央宫少府遗址东侧半地穴式附属建筑F7底部出土的1892枚货泉，钱径均为2.30厘米，并且出土时穿钱的绳子还依稀可辨，显然是宫廷少府及所辖官署使用的钱币，无疑是当时的法定流通货币。又如，桂宫遗址出土的10枚货泉中，有7枚为此型；武库遗址出土的9枚货泉中，有8枚为此型；长安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出土的10枚货泉，均属此型。

更为重要的是，陕西户县锺官铸钱遗址作为西汉和新莽朝中央直属的铸币工场，出土的5枚货泉中除1枚因锉磨而钱径为2.10厘米之外，其余4枚的钱径为2.30～2.40厘米，穿径为0.65～0.70厘米，而这些货泉可能是该工场铸造的；汉长安城西郊好汉庙铸钱遗址是新莽朝锺官铸钱工场之一，出土的叠铸货泉陶母范上的钱模直径为2.45厘米。综合起来看，新莽朝法定的标准型货泉，其特征是：圆形，方穿，内、外均有郭，形制规整，钱文清晰，钱径2.20～2.40厘米，穿径0.65～0.90厘米，重3～3.40克等。当然，考古发现的钱径2.20～2.40厘米的标准型货泉中，有的重量不足3克，应当与新莽后期及东汉初年货泉的民间私铸有关。

货泉中的A型、C型、D型和E型等四种，都属于非法定标准型货泉，但它们都与B型货泉同时并存、并用，其性质及用途或许有所不同。

就A型货泉来看，出土率不高，数量少；大多出土于建筑遗址和窖藏，而墓葬少见；形体虽大，且大多厚重，但往往铸造不精，或钱文小而字迹模糊，或铸后未经加工修整而外郭毛边等。譬如，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诸遗迹出土的2001枚货泉中，A型只有2枚；洛阳汉河南县城东区314号房址出土5枚货泉中，A型有1枚；河北井陉南良都钱币窖藏的614枚货泉中，A型仅1枚；陕西陇县张家庄钱币窖藏出土钱币上万枚，其中大型货泉不足百枚。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大型货泉，虽然有时也可能混杂在标准型货泉中流通使用，但显然不是一般的流通货币，而是作为一种特定用途的钱币专门设计铸造的。

曾有古钱币学者认为，这种大型货泉是铸钱过程中的残次品，甚至是“崩范”所致。这种可能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总体上不能作如是观。因为，这种大型货泉的尺寸，大多远远大于标准型货泉，并非铸钱过程中的失误所能致，况且就青铜钱币的铸造来说，残次品一般是重熔后再铸的，而钱模直径为2.50厘米的货泉铜范模也可见到。因此，这种大型货泉很有可能是一种民间私铸的“特铸钱”。至于其具体用途，推测可能与某种礼仪活动或某种观念有关，如祭祀、装饰等。

就C型货泉来看，出土地点稍多，数量也稍多，并且往往与标准型货泉同出，尤其是在汉长安城宫殿建筑基址和武库遗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以及洛阳汉河南县城的房址中都有出土，一般说来它们是作为流通货币使用的。当然，有的墓葬中出土的钱径1厘米左右、钱体轻薄、重量仅1克左右的“超小型”货泉，显然难以作为流通货币使用，因此不排除是专门铸造的“冥币”。

至于D型和E型货泉，虽然发现地点和出土数量都少，但鉴于它们在汉长安城遗址、华阴西汉京师仓遗址、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以及汉河南县城遗址等城址都有出土，并且往往与标准型货泉共存，或可认为，它们应当是混杂在一般货泉中作为流通货币使用的一种“劣币”。这种非全形减重货泉，无疑是社会动荡、经济凋敝、货币混乱等社会背景的一种产物，其流行时间应在新莽末年前后，其性质犹如西汉末年的剪轮五铢钱等。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往曾有学者认为，东汉末年墓葬出土的小型货泉，“有不少是当时翻铸的”，其中的大型货泉“一望而知为赝品”；或认为大型货泉“疑为东汉末私铸”。实际上并非如此。一方面，无论大型货泉还是小型货泉，都是新莽时就已存在的。譬如，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央官署建筑基址、汉宣帝杜陵遗址等，都发现了A型和C型货泉；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洛阳汉河南县城东区340d号土囷等也都出土了C型货泉。又如，咸阳织布厂新莽末年M11出土的39枚货泉中有22枚为C型，并且其中8枚更是“钱形小而薄，正面有内外郭”，钱径1.30厘米，穿径0.80厘米。

另一方面，东汉末年距新莽朝已有近二百年的时间差，货泉已经不是流通货币，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当时经济凋敝、货币混乱，但无论是用作流通货币还是用作丧葬的“冥币”，重新翻铸近二百年前的货泉是不可想象的；即使为了牟利而翻铸“前朝钱币”，但在钱重与币值挂钩的情况下，新铸的“古币”一般是减重、减小，至多是原样、原重，而不可能是超大、超重，而洛阳烧沟东汉末年M1035出土的一枚货泉重10克，M147出土的一枚货泉重7克。很显然，无论大型货泉还是小型货泉都是新莽时已有的钱币，即使出土于东汉后期的墓葬中，它们也不是当时私铸或翻铸的，而是新莽货泉的传世应用。

三、货泉的官铸与私铸

新莽货泉之所以类型多样，尤其是法定标准型货泉之外的其他四种货泉也大多同样作为流通货币使用，其直接的原因在于其铸造者的不同，即官铸与私铸的不同。秦汉四百多年间，自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将铸币权收归朝廷开始，法定流通货币的铸造一直是由中央政府负责，即所谓的“官铸”，但所谓“私铸”“盗铸”的民间铸钱活动一直存在。

新莽时期，铸币权仍然属于中央政府。新莽政权在币制改革过程中，一方面沿用汉武帝以来西汉王朝的做法，在锺官等中央铸币工场集中铸币；同时，为了强力推行新的币制，采取了由中央政府管理和监督，在各郡国铸钱的措施，于始建国元年（9年）“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在南阳，内蒙古宁城县黑城古城、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等铸钱遗址中，模印有“锺官”铭文并大多残留有“始建国元年”纪年的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陶范模（竖式合范铸钱工艺中用以铸造铜铸范）的发现，证明新莽在始建国元年曾由锺官统一制作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的铜（或石）母范（竖式合范铸钱工艺中用以翻制陶范模），并将其分发到郡国且派遣谏大夫监督铸钱。在天凤元年第四次币制改革、铸行货泉和货布之时，钱币的官铸及管理方式，史书无载。陕西西安户县兆伦村锺官铸钱遗址和汉长安城西郊好汉庙铸钱遗址货泉叠铸陶母范（钱币叠铸工艺中用以铸造铜范模）等的发现表明，锺官等中央政府直属铸钱工场无疑是货泉官铸的主要场所，并且所铸货泉都是钱径2.30厘米左右的标准钱型，同时也制作货泉铜范模（又称为“铜范盒”，在钱币叠铸工艺中用以翻制叠铸泥范片）。至于锺官制作的铜范模是否发往郡国铸钱，尚未可知。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当时似乎没有继续采用“遣谏大夫分铸钱于郡国”的管理方式。

货泉的私铸，异常盛行。据记载，王莽每次进行币制改革，都严禁民间私铸，并且刑罚益重，但钱币的私铸却是越禁越盛，到第四次币制改革之时，更是有数十万的人因私铸而被罚至锺官成为官奴婢。

从考古发现来看，货泉的叠铸陶范，曾发现于宁夏隆德神林村铸钱遗址；货泉的铜范模，在陕西临潼赵家村、三原县张家坳，河南南阳汉宛城遗址、商水县程刘村新安故城、平舆铸钱遗址，甘肃崇信河湾村，四川西昌石嘉窖藏等地多有发现，博物馆藏品中也可见到。上述发现中，宁夏隆德神林村出土的6付叠铸范片有三种形制，钱模直径为2.10～2.20厘米。况且神林村地处六盘山西麓，当地没有郡县治城，此遗址无疑是一处私铸作坊；四川西昌石嘉窖藏地处海拔1700米的山坡上，窖藏中出土货泉铜范模5件、铜锤2件和铜锭4块，钱模直径均为2.10厘米，当地也没有郡县治城，但其北约10千米的山上有铜矿，此窖藏显然是一处与货泉私铸有关的遗存。

至于其他零星发现的货泉铜范模，出土地点大都不是当时的郡县治城所在地，有的甚至是在荒郊野外，且出土地大都不是有一定规模的铸钱遗址，而往往是窖藏或孤立的发现。铜范模形制多样，如四钱模圆角方形、六钱模弧边圆角长方形、八钱模圆角长方形、八钱模弧边长方形、八钱模八边形等，而甘肃崇信河湾村的一件更是形制特殊，背面有“月氏”铭文。此外，钱模直径大小不一，除临潼赵家村的一件和南阳环城乡的一件分别为2.40厘米和2.35厘米外，其余的钱模直径为1.85～2.20厘米，其铸成的钱币的钱径都明显小于标准型货泉2.20～2.40厘米的钱径。凡此种种，都说明它们大多并非官铸货泉的模具，而是货泉私铸的遗存。

如果上述分析无误，这就从考古学上证明了货泉的私铸是何等盛行。当然，这其中既有新莽年间的“盗铸”，也有新莽灭亡之后至东汉早期货泉依然作为流通货币时期的民间铸钱。但无论如何，正是货泉私铸的盛行，使得考古发现的货泉类型多样、细部千差万别；也导致货泉钱径及穿径不一、厚薄不等、重量不足，而铸造不良的劣币充斥市场，即使都城乃至皇宫中使用的货泉也概莫能外。如此现象，正是新莽第四次币制改革之后货币混乱的直接反映，也是新莽后期和新莽灭亡之后这一时期经济凋敝、市场混乱的一种折射，以及“货币杂用布、帛、金、粟”的重要动因。

四、货泉的铸行与流通

关于货泉的始铸年代，《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是天凤元年（14年），因而学界一般采信此说。但是，由于《汉书·王莽传》另有货泉始铸于地皇元年（20年）的记载，所以也有学者认为“仍应从王莽传为是”，或“倾向于认为它们是始铸于地皇元年的”。上述两说究竟孰是孰非的确切考古学证据尚未见到，但鉴于地皇元年至新莽灭亡的地皇四年仅有短短不足4年的时间，而货泉广泛发现于新莽后期乃至东汉时期的遗存中，况且史书中有大泉五十“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的记载，因此，货泉的始铸应当是在新莽天凤元年，即公元14年。

这里要重点讨论的是，货泉的铸行和流通年代问题。据《汉书·王莽传》载，地皇四年（23年）十月，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于未央宫渐台，新朝随之灭亡。据此可知，自天凤元年至地皇四年（14～23年），货泉是新莽朝铸行的一种法定流通货币。

新莽灭亡两年之后的建武元年（25年），光武帝刘秀称帝、建立东汉王朝。建武十六年（40年），重新铸行五铢钱。新莽灭亡之后，货泉本来不可能继续作为法定流通货币由政府铸造和发行，对此史书虽无明确记载，但却是不言而喻。然而，东汉初年的墓葬中仍常有货泉出土。譬如，西安地区3座新莽至东汉初年的墓葬中出土货泉计85枚，即西安移动M93出土24枚、曲江春晓苑M21出土26枚、曲江春晓苑M26出土35枚。又如，广州5座东汉前期墓（建武初年至建初之前）出土货泉计37枚。很显然，自新莽灭亡至建武十六年重新铸行五铢钱的17年间，尽管当时一度盛行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货币杂用布、帛、金、粟”，但市场上依然有货币流通，而货泉就是当时主要的流通货币。因此，公元23～40年，仍然是货泉的重要流通期。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建武十六年重新铸行五铢钱之后，货泉并没有完全退出市场，而是仍然在流通和使用。从文献记载看，建武十六年只是“是岁，始行五铢钱”，但并没有罢新莽钱或销毁新莽钱的记述。从考古学上看，东汉早期的墓葬中，货泉仍常有出土自不待言，即使东汉早期建筑基址的发掘中也仍然发现有货泉。前已提及，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的灵台、辟雍和太学等礼制建筑遗址均有货泉出土。这些礼制建筑中，太学始建于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灵台、明堂和辟雍均始建于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56年）。

一般说来，建筑基址出土的钱币是当时使用的货币。货泉在上述礼制建筑遗址的出土表明，货泉在建武十六年复铸五铢钱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至少在汉明帝即位的永平元年（58年）之前，货泉仍然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尽管已经不再是主要的流通货币。货泉退出流通市场是逐步完成的。至于东汉中期和晚期墓葬中的货泉，显然已经不是流通货币，而是传世“前朝钱币”的随葬。

如果上述分析无误，那么可以认为：公元14～23年，货泉作为法定流通货币铸行；公元23～40年，货泉继续作为流通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和使用；公元40年之后的一个时期（至少在公元58年之前），货泉仍然在市场上流通和使用，此后逐渐减少并最终退出流通市场。至于新莽灭亡之后流通的货泉，一部分是新莽时期铸造的，继续沿用；另有一部分则是当时民间私铸的，这也正是货泉私铸遗存多有发现的历史背景。

这里需特别指出的是，货泉在东汉中期以后的汉墓中仍常有出土，甚至在魏晋乃至更晚的墓葬中仍可见到。譬如，西安地区17座东汉中期墓（汉明帝至桓帝）和14座东汉晚期墓（桓灵至东汉末年）出土货泉计95枚；西安白鹿原东汉中期M72出土28枚，另有5座东汉晚期墓各出土1枚；湖北黄冈对面墩东汉晚期M1和M3分别出土5枚和3枚。又如，陕西咸阳师院附中西晋永兴二年（306年）墓、洛阳市朱仓东汉陵区M709墓园遗址中的10号西晋墓、洛阳市关林路西晋中晚期C7M3737、河南卫辉市19号西晋中晚期墓、安徽含山县道士观3座西晋元康五年至九年（295～299年）墓等魏晋墓，均有货泉出土；敦煌祁家湾9座西晋十六国时期（276～420年）墓葬、新疆库车友谊路魏晋十六国（3世纪中叶至5世纪初叶）墓也有货泉出土，并且友谊路M14出土货泉达79枚之多。很显然，上述墓葬中的货泉已经不是当时的流通货币，也不是所谓“当时翻铸的”，而是将已经退出流通领域的钱币埋入墓中供逝者使用。这实际上是我国古代用“前朝钱币”或“传世钱币”随葬之丧葬传统的一种延续和发展，并且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

五、货泉在海外的发现与中外交流

货泉在海外的流传和发现，以韩国和日本为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中韩和中日交流。

（一）货泉在韩国的发现与中韩交流

朝鲜半岛南部的今日韩国，是境外发现货泉较多的地区之一。据统计，韩国迄今已在8个地点发现货泉计73枚。出土货泉的遗址类型多样，既有聚落遗址，也有墓葬遗存。

济州岛山地港发现货泉11枚，可能是一处窖藏或祭祀遗存。山地港位于济州岛北端济州市健入洞，1928年在港口堤坝建设爆破施工过程中，于东侧海岸的崖壁下发现一组遗物计21件，其中货泉11枚，伴出有大泉五十、货布、五铢钱等钱币，以及汉镜残片、“见日之光”铭仿汉镜和铜剑格等，均为西汉至新莽时期遗物。鉴于货泉发现于崖壁下面，并且附近未见其他考古遗迹，推测有可能是窖藏或祭祀遗存，其年代约当公元1世纪。

光州市伏龙洞1号墓出土货泉50枚。该墓位于伏龙洞遗址东北边缘一处海拔10.85米的台地上，为一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墓圹长210厘米、宽82厘米、深14厘米，墓向为北偏东30°。货泉发现于墓坑北端的底部，由绳索穿在一起，其他随葬品有陶短颈壶1件和珠饰78枚，其年代为原三国时代。

罗州市郎洞遗址，是罗州市伏岩里遗址群的一个湿地型聚落址。在该遗址2003年的发掘中，于居住区边缘的甲区文化层中发现货泉2枚，出土时货泉叠放在一起，文化层的年代为公元3～4世纪。与之相类似，在文化堆积中发现货泉的还有海南市郡谷里贝丘、济州岛东达里贝丘以及金海市会蚬里贝丘等。

韩国发现的货泉，也是多种类型并存。譬如，济州岛山地港发现的“货泉11枚中，有2枚粘连在一起而破损之外，其他保存完整，其大小及字形略有差异”，并且正面和背面有无穿郭、周郭的宽窄等也有差异。按照本文的类型划分，大型、中型和小型货泉均有发现，而以中型货泉最为常见。光州市伏龙洞1号墓出土的货泉中，大型货泉1枚，钱径2.60厘米；中型货泉5枚，钱径2.22～2.38厘米；小型货泉2枚，钱径2.16～2.17厘米。济州岛山地港出土保存完整的货泉中，中型货泉6枚，钱径2.24～2.27厘米；（图六，1、3）小型货泉2枚，钱径2.12厘米，并且钱体较薄、两面均无穿郭。（图六，4）罗州市郎洞出土的2枚货泉，钱径分别为2.20厘米和2.30厘米。（图六，5、6）值得注意的是，济州岛山地港出土的货泉中，有一枚为反字、左读的“传形货泉”，穿径较小，两面均有穿郭，钱径2.27厘米。（图六，2）

新莽时期的朝鲜半岛南部，西部马韩、东部辰韩和东南部弁韩三个早期国家鼎立，属于韩国历史上的“三韩时代”，即考古学上“原三国时代”的后期。三韩地区出土货泉的考古遗存的年代，大多是新莽时期或稍后，即公元1世纪前半叶，如济州岛山地港、光州市伏龙洞、海南市郡谷里贝丘和金海市会蚬里贝丘等；但有些则年代较晚，如罗州市郎洞、济州岛锦城洞等的年代要晚至公元2世纪甚至更晚。尽管如此，“它们一般是制作后不久就从其制作地传入的，并不是在制作地使用或存放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后再传入”。因此，它们无疑是当时中韩交流的实证。

货泉在韩国的发现表明，当时货泉的各主要类型都曾传入三韩地区，即使罕见的“传形货泉”也有传入，并且同样以中型货泉最为常见；货泉既应用于日常生活，也作为随葬品用于埋葬；在日常生活中，尽管三韩古国当时尚未出现法定流通货币，而辰韩和弁韩往往以铁作为交换的媒介和一般等价物，货泉也不是当地通用的流通货币，但它仍被作为价值尺度和一般等价物应用于商品交换活动，尤其在马韩地区更是如此，并由此被视为财富的象征。这从济州岛山地港和光州市伏龙洞的发现可以窥知，也说明当时中国大陆的钱币文化已经扩散到三韩地区。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货泉往往被视作“异域珍宝”，有些可能是用作装饰品，如济州岛锦城洞发现的货泉带有穿孔，或可为证。就空间分布来看，其出土地点都位于韩国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以及海岛上。由此可知，它们是通过海路传播并主要在沿海地区流通使用，而这条海路就是当时中日韩之间交往的海上大通道“环黄海之路”。

（二）货泉在日本的发现与中日交流

日本列岛，是境外发现货泉较多的另一个地区。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发现的货泉中，有不少是出土于公元3世纪乃至更晚的考古遗存中。据检索，在弥生时代后期（1世纪初至3世纪前半叶）遗存中，计有21处遗址出土货泉70枚以上。弥生时代遗存中的货泉，大都出土于居住址或文化堆积层，并且往往是零星出土，而出土于墓葬者少见。

长崎县壹岐岛上的原之辻遗址，是一处弥生时代前期之末至古坟时代之初的大型聚落遗址。20世纪初叶发现以后做过多次调查和发掘，1993年以来连续进行发掘，发掘清理出三重环壕、房址、窖穴、船坞、墓葬、水田，以及由大型干栏式建筑及其附属房屋建筑组成的祭祀活动建筑遗迹等；出土遗物丰富，尤其是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传入的遗物更是引人注目，如陶器，铜镜、车马器、剑、三翼镞、权等青铜制品，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以及铁斧等。其中，货泉首次发现于1951年的考古调查，此后陆续出土，迄今出土计11枚。一般认为，该遗址有可能是《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条”所载“一支国”的中心性聚落（都邑）。

冈山县冈山市高冢遗址，是一处弥生时代至中世纪的聚落遗址。1990年的发掘中，在弥生时代后期初年的一个灰坑中出土货泉24枚（另在打破该灰坑的一座古坟时代初年的竖穴式房址居住面的填土中出土1枚）。该灰坑口小底大呈袋状，底径155厘米、残深55厘米，货泉分别发现于灰坑的开口处和深7厘米处。灰坑周围密布同时期的袋状灰坑80余个以及多座竖穴式房址，出土货泉的灰坑推测是一个窖穴。

日本出土的货泉主要有两种，即中型货泉和小型货泉，其他型式的货泉尚未见到。譬如，中型货泉在长崎县壹岐岛车出遗址出土1枚，背面有穿郭，钱径2.20厘米，穿径0.70厘米，重2.10克；（图七，1）福冈县御床松原遗址出土的货泉，钱径2.20厘米，穿径0.70～0.75厘米，正面无穿郭，重1.30克；（图七，2、5）大阪府八尾市龟井遗址出土2枚，钱径2.27厘米，穿径0.50厘米，两面有穿郭，重3.75克。（图七，3、4）又如，小型货泉在长崎县壹岐岛原之辻遗址八反地点出土1枚，钱径为2.16厘米；大阪府瓜破遗址出土1枚，钱径2.15厘米，重1.55克。综合起来看，日本出土的货泉以中型货泉为主，而小型货泉少见。

在日本弥生时代遗存中，虽然西汉时期的半两钱、五铢钱和新莽时期的大泉五十、货布等钱币都有所发现，但出土地点和数量最多的是货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莽后期及东汉初年的中国大陆跟倭地诸国之间的交流获得了空前发展。货泉的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在九州北部及其邻近地区，但在广岛县、鸟取县、冈山县以及大阪府和京都府等地也有发现，说明这一时期的汉文物及汉文化不仅传入和影响到九州地区，而且已经远及“中国地方”乃至近畿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货泉大多出土于沿海地区的小型聚落遗址，并且既有成批的出土，更有零星的发现，反映出货泉等新莽钱币传入日本之后，其用途并不单一，有的可能是用作铸造青铜器的原料，有的可能是在对外贸易中作为一般等价物用于交换，有的则被视为“异域珍宝”而用作装饰品，但总体上没有像铜镜那样被视作“威信财”而被大量埋葬于高等级墓葬之中。鉴于其出土地点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区，并且地处朝鲜半岛与九州岛之间海上通道的对马岛尤其是壹岐岛多有发现，它们无疑是以“环黄海之路”为通道向九州岛传播，进而沿日本海近海和濑户内海等海上交通线路继续向东传播，直至近畿地区。汉文化也正是以这样的海上交通为通道向日本列岛传播的。新莽朝与当时倭地诸国交往的情况未见于文献记载，或许与新莽政权在中国史家的眼中不属于正统王朝而未被记述有关，但货泉在九州等西日本各地的出土，反映出新莽时期中国大陆同倭地诸国的交往实际上相当兴盛。

六、结束语

对考古发现的分析表明，新莽货泉的基本类型，主要根据其大小可分为五型，其中钱径2.20～2.40厘米的中型货泉，是当时法定流通货泉的标准钱型，主要是官铸钱；其他型式的货泉同样也可以流通，应当是私铸钱。新莽年间，货泉以官铸为主，但“盗铸”盛行，新莽灭亡之后主要是民间私铸。货泉作为新莽朝法定流通货币虽然仅有短短的8年时间，但作为流通货币的使用时间近半个世纪。至于东汉中晚期乃至魏晋墓葬等遗存中的货泉，并非当时“翻铸”或“盗铸”，而是前朝钱币的传世使用。货泉曾以“环黄海之路”为通道传播到韩国和日本，并且在沿海地区有一定程度的流通和使用，显示出当时中国大陆的钱币文化已经扩散到三韩地区和倭地诸国。由此可以窥知，新莽后期和东汉初年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交流和联系进一步增强。

从本文的研究说开去，古钱币是历史时期考古发掘中的一种常见遗物，因而古钱币的考古学研究成为考古学的一个传统研究领域。在现代考古学迅猛发展的今天，古钱币的考古学研究仍然具有生命力。当然，古钱币的考古学研究并不等同于传统的古钱学研究，也不仅仅是钱币的类型学和年代学研究——这些当然都是必要的，而是将钱币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文化的产物和“因子”，对其铸行、流通和社会应用等进行多角度和多层次的观察和分析，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古代社会历史和文化的面貌及其变迁。

声明：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官方微信公众号，作者白云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