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的漓江水面上伫立的象鼻山，如同正在汲水的大象气定神闲，给人以沉稳笃定的感觉。象背上凹凸纵横的是葱茏的树木，与河对岸同样茂密的树林遥相呼应，充满着生机。一排竹筏悠然滑过，泛起一片涟漪。竹排上的两只鱼鹰，一只抖动着翅膀，一只引颈凝望，一动一静，神态自若；坐于竹排中间头戴斗笠的渔夫，正将“收获”投入身边硕大的鱼篓，显得怡然自得。好一幅宁静祥和、国泰民安的画面。

这是“象鼻山”银币的主图案。图案外由珠圈环绕，好似圆窗取景，给人以“窗景如画，宛如镜游”之感；珠圈与币缘间是均匀分布着的24朵四瓣花星，共同构成了银币背面图案的全貌。

而此币的正面，中央为圆点星，旁边是对读的“贰毫银币”，珠圈外上书“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下铸“广西省造”，中间左右分饰四瓣花星。此币设计独到、铸造精美，颇受泉友推崇青睐。

这枚被泉界俗称为“象鼻山”的银币，是由桂系军阀白崇禧于1949年在柳州造币厂铸造的，学界称之为“广西省民国三十八年贰角银币”。币中的24朵花星，其实是象征“新桂系”统治广西的24年。

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代表的“新桂系”，是从陆荣廷的“旧桂系”脱胎出来的地方实力派。它自统治广西起，就十分用心，深耕易耨。并以此为本钱逐鹿中原，与蒋介石争斗不断，蒋虽一直欲致其于死地却又不得。其纵横驰骋民国政坛几十年，贯穿于国民革命政府的始终。它是这一时期军阀割据的典型代表，探究其久踞民国政坛的原因，对全面了解民国史不可或缺。

早在1922年，广西尚处于“自治军”的无政府混乱时期，“新桂系”就抓住机会，投靠了广州革命政府，并借助其力量，于1925年统一了广西。在随后的“北伐”期间，“新桂系”因作战勇敢，战功卓著，其势力迅速扩大，部队兵力达到了20万，势力范围甚至到了两广、两湖。蒋介石为借助其势力，主动与李宗仁成为换帖兄弟。

但好景不长，蒋介石对在北伐期间迅速崛起的各方军阀势力深感不安。北伐刚胜利，就企图借编遣军队、裁减兵员之名，削减各实力派的地盘和兵力。他在“削藩”政策失败后，决定用武力解决，将矛头首先指向了“新桂系”，1929年随即爆发了“蔣桂战争”。自此也开启了“新桂系”与蒋介石的争斗模式，并贯穿于国民政府始终。

蒋介石采取外部孤立和内部瓦解的策略，成功地策反了新桂系的李明瑞、俞作柏倒戈，使之损失惨重。李宗仁、白崇禧等被迫逃亡国外，“新桂系”以失败而告终。蒋遂任命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但二人政治上却有亲共倾向，随后也因反蒋失败而逃离，广西再度陷入了混乱状态。李宗仁、白崇禧抓住时机，乘乱返回，又重新控制了广西。

1930年，对蒋介石极为不满的“新桂系”应邀加入冯玉祥、阎锡山的反蒋联盟，“中原大战”爆发，却又被蒋介石击败，蒋名义上再次统一了国民政府中央。

1936年，实力得到恢复的新桂系又联合广东的陈济棠，再次举兵反对蒋，发动了“两广事变”。陈济棠因部下被蒋收买而败走，蒋遂调动部队准备进攻广西，新桂系则利用“民团制度”动员了20万兵力准备应战，大战一触即发。

但在全国人民强烈呼吁，及各方势力的斡旋下，双方最终达成妥协：“新桂系”拥戴蒋介石为领袖，出兵抗日；蒋允诺不动摇“新桂系”在广西的统治。“两广事件”得以和平解决，蔣桂矛盾也暂时被掩盖了下来。

在抗日战争期间，“新桂系”则表现抢眼。特别是在台儿庄战役，李宗仁亲临前线督战，取得了该战役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因在抗战中的突出表现，“新桂系”战后风头强劲，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并在其策划下，1948年4月，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桂系声势大振。后白崇禧又兼任了华中剿匪总司令。

该年秋，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打响后，国民党兵已是败如山倒，不再受美国支持的蒋介石，被桂系乘机逼迫下野自咎。而随后上台的李宗仁，却幻想着依靠残存的兵力，特别是自己的桂系人马，与中共划江而治。

但随着解放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进攻，抗战胜利后长期驻守在安徽的“新桂系”部队，只得被迫退出安徽。1949年10月，“衡宝战役”后，白崇禧带领的“新桂系”十五万人马，更是颓势难扼。不得不从湖南退守回广西，但仍企图负隅顽抗。

而此时的解放军紧追不舍，并对其形成了三面合围的态势，最后直接攻入了广西。新桂系的十余万部队，除部分逃入越南外，其余均被消灭。曾经显赫一时的桂系军阀，最终也无奈地随着其冤家对头——“蒋家王朝”在大陆的覆灭而灭亡了，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其实“新桂系”历史上在与中共的交往中，也并不愉快。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新桂系”就积极参与，在广西进行“清党”，杀害了大批共产党人，使新桂系与中共结下了政治仇恨。1930年，“新桂系”又进攻了左右江根据地，将红七军、红八军赶出了广西。

在“剿共”作战中，“新桂系”也是既不允许红军入境，也不允许国民党的其他军队入境。“以反蒋不反中央”的姿态，割据广西。

“新桂系”三巨头的最终结局却各不相同，在历史的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各自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李宗仁在“保衡战役”后彻底失望，加之蒋介石复出，于是避居美国；白崇禧犹豫再三后前往了台湾；黄绍竑则发声明与国民党决裂，应邀参加了第一届“政协”并加入了“民革”。

白崇禧到台湾后暴病而亡，坊间传说是死于谋害，虽不能确定，但其郁郁而终却是事实。黄绍竑也在“反右”开始后，因受迫害而自杀。李宗仁后“落叶归根”回国，未继续参政，不久便病逝，算是善终。“新桂系”的首领结局并不圆满，这也说明地方军阀的割据行为，无论什么朝代，都难为中央政府所接受。

“新桂系”作为民国政坛存在时间最长的军阀派系，之所以在与其他军阀的角逐中能够脱颖而出，在与蒋介石的争斗中，能避免像其他军阀那样过早覆灭的命运，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新桂系”也确有其过人之处。

虽说客观上，是因为当年国民党统一的国家军政体系，始终没有彻底建立起来。蒋介石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控制力，各地方军阀与其的争斗就从未停止过。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新桂系”有广西这个稳固的大本营。当然地方军阀都十分明白地盘的重要性，但和其他军阀相比，“新桂系”不仅仅控制地盘，更重视对其的建设经营。

早在1925年“新桂系”初掌广西时，其面对的是战乱后遗留的烂摊子。当时的金融市场极度混乱，社会经济活动都不能正常开展。整理和改革广西的经济、财政，使之走向正规，成为其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时任广西省主席的黄绍竑，就下了一番功夫。从整顿金融开始，先是在当时广西的经济中心梧州设立了广西银行总行。接着于1926年在梧州重建了广西造币厂，并铸造“民国十五年”、“民国十六年”新式银毫。

这次铸造的银毫，与以往不同，工艺精细、做工讲究。新银毫将原来币面的花星改为嘉禾纹，在银毫凸起的中心点铸有阴文“西”字，俗称“中心西”。改铸后，省府发出通告，将此银毫定为广西省的主币，逐步统一了全省的货币流通体制，使原来异常混乱的金融货币市场得以稳定，初步稳固了“新桂系”对广西的统治。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再次退回广西的“新桂系”，更是深感根据地的重要性，对广西的建设经营更加重视，1931年，它提出了“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政策”，为保证其贯彻实施，1934年进而颁布了《广西建设纲领》，形成了一整套建设广西的理论。

它还在广西建立完善了“民团制度”。“民团制度”一方面使广西的治安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另一方面可以使桂系军队最大幅度的征集后备兵员。

随着“三自政策”的全面推行，“四大建设”的开展，有力地推动广西逐渐走向了近代化，也使其边远落后的面貌得到极大改观。广西的财政状况、经济实力得以根本性的改变，在全国名列前茅，甚至成为了全国的模范省。

“新桂系”自己对此也是颇为自得。李宗仁就曾忍不住自夸：“黄绍竑治下的广西，行政效率已为全国各省之冠”。这一情结，在其铸造的“象鼻山”银币上，已表现得淋漓尽致。1936年“新桂系”将广西省会由南宁迁回了桂林，“象鼻山”就位于桂林的漓江，它有着吉祥、太平的美好传说和寓意，这也是银币图案选择它的原因。广西是“新桂系”的大本营，桂林已是他们的精神家园，“象鼻山”也已成了他们的精神图腾。

其实此币铸造发行时，已是解放前夕的1949年。而此时白崇禧刚败退至广西，对该币的铸造发行白崇禧还是极为用心的，也寄托了他对广西治理的梦想，他还妄想着号召广西民众“保乡卫国”。

但此时广西的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经济早已崩溃，法币、金圆券被人们唾弃，集市贸易已陷入困难和恐慌的地步，已经是在“以物换物”的方式交易。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已被迫恢复了“银本位币制”，而早已被纳入了中央财政体系，丧失了半独立财政权的广西，也只能跟着发行银币来为维持时局。

垂死挣扎的白崇禧自然是徒劳无功，和其他的国统区一样，广西早已财源枯竭，根本无力支撑桂系的十余万人马。此时的桂军已毫无斗志，广西更是人心思变。该币发行不久，白崇禧的桂军即被歼灭。

“象鼻山”银币所呈现的画面、记录的文字、以及蕴含的信息，表现的是“新桂系”对其统治广西的留恋，就如同濒死之人对往昔岁月的不舍，这一盖棺定论式的总结，其实更像是其自撰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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