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足布是铸行地域最广的战国布币，也是存世数量最多的一种战国布币，铸行于战国中、晚期的三晋（魏、韩、赵）、两周和燕地。主要特征是首、肩、足的拐角均呈方形，平裆，正面中间铸一竖线，中线两侧为文字，背面除中线外，两侧也各有一条斜线，并铸有外廓线。其中束腰的方足布是战国晚期燕地的铸币，亦称燕布。同时，方足布也影响到南方的楚国，在楚地诞生了楚布。本文先叙述三晋、两周的方足布，余者再叙。

三晋、两周的方足布由桥足布、锐角布演变而来，分有大、小两等。常见的都是小布，一般通长45～48、肩宽23～26、足宽24～29mm左右，重约3.5～8g。只有个别是大型的，一般通长47～49、肩宽28～29、足宽30～31mm左右，重约9～14g。大型者相当于一釿布，小型者相当于半釿布，但与桥足布相比，有明显的减重趋势。

一 方足布始铸于魏

方足布多为小布，大布仅见四种，即：梁邑（今河南开封）布，安阳（即安邑之阳，今山西夏县）布，戈邑（今河南杞县）布，封谷（倒书，今山西蒲县）布，战国时此四地都属魏。这四种方足布又都分为大、小两等，说明它们的始铸时间在两等制盛行的时代，其它方足布则均为半釿小布，铸期显然较晚，所以对这四种方足布钱文的理解，更令我们关注。

首先是梁邑布（图1）。此梁邑，即魏之大梁。梁惠成王九年（前362）魏徙都大梁，不仅成为魏的国都，而且地处中原，交通便利，经济繁荣，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商业都会。故梁邑布属魏铸当无疑问。

其次是对安阳布（图2）的认识。“安阳”之地名，在战国太多，魏有，韩有，赵有，燕有，齐有，几乎各国都有。在当时，山之南、水之北，都可以称之谓“阳”；“安”则是吉祥语，有平安、安定、安宁之意，所以新攻占或者新收复一座城邑，经常称之谓“安阳”，或者把它更名为“安阳”。我们结合它的器型制作，认为方足布（特别是大方足）应由桥足布、锐角布改造演变而来，再参照梁邑布属魏之大梁，那么它亦应属魏，所以我们主张郑家相先生的观点，此安阳应是指魏旧都安邑之阳①。

对于此说，还可以找到一个实物佐证，即：方足布中见有一种“安邑阳”布（图3），其制作风格和“安阳”布类同，但遗存数量不多，或是早期制作，后来大量铸造的是“安阳”布，而不是“安邑阳”布，故“安阳”应是“安邑阳”之简称。其实在桥足布中就曾有过“安阴”布，此“安阴”便是“安邑阴”的意思，即安邑之北的意思，所以“安阳”布是“安邑阳”布之简称，应该可以理解。

三是对戈邑布（图4）的认识。对“戈”字的识读，也存在分歧，我们主魏说②。在方足布中，戈邑大布有它的特殊性，即它的背面少了三条装饰线，却多了“一半”两字，说明它是方足布尚未定型的早期制作。实测此布的重量，约为9～14g之间（初铸者当在14g左右），而“安邑二釿”桥足布的重量为28g左右，“一釿”布的重量为14g左右。也就是说“戈邑”大布正好和“安邑一釿”桥足布的重量相当，是二釿桥足布重量的“一半”。这便告示我们，戈邑布，或者说方足布始铸的年代应该在二釿和一釿两等制桥足布铸行的晚期，当时二釿布还在铸行，但很快就有了制改革，二釿布退出了市场，于是后来再铸的方足布便不再铸“一半”两字，所以戈邑大方足布的存在对研究方足布的始铸时间是致关重要的实物佐证。

四是对封谷布的认识。封谷大方足布是近年发现的新品，它的出现，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断代的实物依据，此布“封谷”两字倒书，在方足布中实为少见，但在桥足布中，恰是常见的现象。这也说明，它们直接承继于桥足布，后来的方足布制作相对规范，一般不再有钱文倒书的现象。

根据上述分析，方足大布是方足布的早期制作，诞生于战国中期的魏地，后来方足布的币制逐步被周边国家和地区所接纳，铸行区域才逐步扩大。

二 对方足布钱文的理解

三晋、两周的方足布所见钱文的地名，可以释读者，约有百余种，至今仍不可识读，或确凿地望难以认定者还有不少。兹分述如下：除上述梁邑、安阳、戈邑、封谷四品之外，现在学界意见相对一致，属于魏铸的方足布，还有：虞阳（今山西平陆）（图5）、高都（今山西晋城）、梁邑（少梁邑，今陕西澄城）、向邑（今河南尉氏）、皮氏（今山西河津西）、奇氏（今山西临猗）、莆子（今山西蒲县）、甲父（今山东金乡）等。

属韩者有：宅阳（今河南荥阳东南）（图6）、尹阳（今河南嵩县）、宜阳（今河南宜阳）、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铸（即注，今河南临汝）、郲（今河南郑州）、子（今山西长子）、亲、水、纶氏（今河南登封西南）、（今山西潞城或黎城）、洀等。

属赵者有：中都（今山西平遥）（图7）、蔺（今山西离石）、平阳（今山西临汾）、丌阳（今山西太谷）、文阳（今山西文水）、阳邑（今山西太谷）、寿阴（今山西寿阳）、祁（今山西祁县）、彘邑（今山西霍县）、邬（今山西介休）、榆即（今山西榆次）、北箕（今山西太谷）、北屈（今山西吉县）、同是（今山西沁县）、垣（山西襄垣北）、兹城（今河北栾城）、鄗（今河北柏乡）、武邑（今河北武邑）、中邑（今河北沧州）、平备（即平原，今山东平原）、俞阳（今山东临清）等。

属周者有：留邑（今河南偃师西南）（图8）、王成（城）（今河南洛阳）、东周（今河南巩县西南）、寻尾（今河南偃师东北）等。对于钱文地名的考释，可以定为三晋、两周，但对确凿属地尚有分歧者有：屯留、马雍、井阳、阳是、平阴、壤阴、平邑、郃、氏邑、郑、八邑、阪、贝邑、郕、邳、、午邑、子邑、木邑、、、乌氏、金氏、文氏、奉氏、王氏、平氏、平贝、子贝、木贝、土贝、乌、乌疋、涅、唐是、王、王匀、土匀、平匀、土爻、于爻、郩、木子、巨子、丰子、平于、于王、咎奴、中亭、负等。

在战国布币中，桥足布属魏、锐角布属韩、尖足布属赵，铸行的区域相对比较集中，钱文地名的考证也相对会比较容易。方足布却和其它各类布币不同，铸行的区域最广，涉及到两周、三晋多地，铸行的区域大，地域分散，这便给钱文的释读、地名的考证，增添了难度。

首先是钱币文字不像钟鼎文那么严肃、规范，铸造数量又多，是铸钱工匠的“随意”之作，缺笔、添笔，书法的潦草，是常有的事情，所以释读钱文本来就难。而地名的考证更难，前面已经提到“安阳”的地名多处都有，其实，战国时期同样的地名在多处出现，也是常有的事情。此外，我国古代，地名多和望族的族氏封地有关，所以也和姓氏有关，封地及其地名虽然是相对固定的，但名门望族的人员却是流动的，所以对钱文地名的考证和理解，不能只是孤立的地名查考，而是必须在对钱币做出总体认识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否则便会误入歧途。

战国文字虽不统一，但两周、三晋的钱文书法相对接近，很难细分，鉴于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可以找到确凿证据的，无疑应该做出明确的结论。但对于一时尚难决断者，不必急于就成，可以再留作研究，否则反而会造成被动和误解。

关于两周、三晋方足布国属的考证，除根据钱文的释读外，另有两条线索或可作为判断依据。一是，因为桥足布、锐角布一般都不记数，所以魏、韩乃至两周的铸币没有记数的传统。赵则不同，从尖足布、圆足布、三孔布到类圆足布、类方足布的背面多有记数的习惯，所以在钱背记数是赵国铸币的一个传统。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凡是方足布背面不记数者，属魏、韩、两周铸币的可能性大；凡是方足布背面有记数者，或许应是赵的铸币。

就目前钱铭地域考证的情况来看，大家意见比较一致的，如壤垣、中都等背记数的方足布都属赵（图7），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二是，尖足布为赵币，是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因此，凡是在尖足布中出现过的铭文，如阳邑、文阳等，在方足布中再有出现者，或者也可以认定其为赵国所铸。

另外，到战国中、晚期，布币的钱文虽然多数是记地名的，但钱文的地名，只是铸行国属的一个标识，并不是布币铸地的标志。很多不同地名的方足布，往往出于同一个窖藏，有的是因为流通使用以后汇集到一起的；但有的窖藏钱币明显是刚铸成的新钱，根本没有流通使用过，却有几十种不同钱文的小方足布同窖出土，这只能说明它们是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铸成以后，被一起窖藏起来的，其中多数是同一国家，或者同一地区的铸币，但也有的是异国他乡代为委托的铸币。所以布币的钱文地名不一定是它们铸造地点的绝对标志，而只是铸行区域，或者说是发行人、发行单位、发行国的一个标记。

三 对方足布断代的思考

方足布铸行的上限，应该在魏徙都大梁之后，即公元前339年以后。但徙都大梁之初，桥足布仍在铸行，那么方足布究竟始于何时？从前文对于桥足布的讨论，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即：阴晋布是桥足布的晚期制作，而它又是铸行于公元前332年阴晋纳秦，更名为“宁秦”之前。同时，我们又知道，方足布中没有发现阴晋的地名，说明方足布铸行时，阴晋已经纳秦再无“阴晋”之地名，若以此为参证，则可以推想，方足布或是始铸于公元前332年之后。总之，方足布始铸的时间应该是与桥足布的停铸时间相衔接，两者或许会有一个短时期的交叉。

至于方足布铸行的下限，应在秦灭三晋之后。公元前227年，秦攻占魏都大梁，魏亡，方足布或许就逐步停铸，而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则应该在战国末，甚至迟到秦始皇统一货币之时。

注释：

① 郑家相：《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三联书店，1958 年。
　　② 戴志强，戴越：《古钱文字》，文物出版社，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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