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造币三局因铜价过高停止洋法造制钱后，机器闲置，铜料则持续上扬，钱荒依旧。紫铜锭块1888年每担平均值关平银14.0两，1895年涨至23.11两，幅度约65%①。无论清政府如何减重，生产当一文的制钱都划不来；铜贵即银贱，此时制造银元本轻利重。然而粤鄂两省银币投产数量不足，流通区域也未普遍，无法有效地抵制外国银元。由于清政府当时尚未了解币制不统一的流弊，因而鼓励各省跟进。

机器局筹造中国最早的“壹圆”银币

1896年4月6日（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直隶总督王文韶《为北洋试造银元添购机器》折，奉准进行办理。王文韶据北洋机器局道员傅云龙的报告，表示“该局以前试铸制钱，尚存机器十副，其机力可造二角以下银元之用，酌添机器厂屋、云拨工匠即可试办，需费尚不甚巨。……除自行添造锅炉等器二十余种外，计须添购制一元及五角银元机器各一分，随用切钱板、压边花、压粗细银片机器各一分……”，即需要增加配备。与上次不同的是此回添置的机器可造大型硬币，且有轧制厚银片能力的设备。按二角银币直径约23.5mm，略小于格林沃厂宝津样钱的24.5mm，足证前次所购是二号印花机。惟奏折中没有注明厂牌，仅知是向礼和洋行议价办理②。

王文韶再于1897年1月4日（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日）以《为筹办北洋试铸银元情形》奏片向朝廷报告进度，主要有外洋机器在10、11月间运到，“先就已到及自制各件分别安设，饬匠讲求模范……。其式样则一面龙文，一面凿字曰‘大清光绪某年北洋机器局造’。凡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半角文计概从同。又敬镌满文，尊国宝圜法例也。背增英文，便中外流通也。开春后筹集工本银两，即可开炉鼓铸。据该司道等详拟章程，并将铸就银元式样呈请奏咨”、“银元式样大小五种咨呈军机处，恭备进呈御览。”由此观之，津局已具有模具雕刻、币样制作及自行制造部份设备的能力，无需完全借助外洋。1887年至1888年的“洋法试造钱样”，其时间虽短但也奠下了良好的基础。

北洋机器局初始所造银币的特点是采用以枚计数的圆、角制，与其他省份的两、钱计重制不同。可惜施行时间不长，仅仅只有光绪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三年，但这又是天津造币三局史上值得一提的重要事迹。

北洋机器局造光绪二十二年壹元，以"壹圆"为单位，仅制作3000枚。利用原有的造铜钱机器试制二角、一角及半角小银帀三种，另外再添购设备压印一元及半元，因陋就简是早期北洋造锒帀质量欠佳的缘由。光绪二十二年北洋造银帀，因制额低均厲少见之品种，五角的数量甚至少于一元。

“铸造银洋所”的正式开铸与制额

由上述奏折内容可知，已备妥“银元式样大小五种”就表示试造完成，所谓“开春后”即正式生产是1897年的事了。试造日期根据1898年9月20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北洋机器局委用道臣傅云龙《为请于京师设立银元总局》奏折内的“二十二年七月试制起”字句，推算是1896年8月，到年底仍有几个月可营运，按理产量应有相当数量，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报告日期1897年2月8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七日）之《光绪二十二年天津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是这样记载的：“并闻机器局照广东式兼铸洋钱”，非常笼统，也没有数据。

次年署名日期1898年2月12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则为：“查北洋机器局创设‘铸造银洋所’，今将该所所铸银元开列如后：二十二年，计铸银元一元者3000枚；半元者2500枚；二角者12500枚；一角者5000枚；半角者7000枚；共值银7600元。二十三年，计铸银元一元者1120000枚；半元者20963枚；二角者146782枚；一角者147770枚；半角者38814枚；共银1176555元。”③

笔者认为上文内容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津局的存在约略超过卅年，其中参与造币仅十来年，惟称呼杂多，多半似为口语上的俗名。其后成立的局厂不分时代，又随意搭配，名称百出。然而尽管这样也是笔者唯一能在官方文献上见到以“铸造银洋所”来记述北洋机器局银币厂的。当时的海关报告虽由洋员执笔再经华员汉译，但诸如人名、地名、官署等皆使用原名而非回译。如庚子年及其后的报告书中“TianjinProvisionalGovernment”译本中均为都统衙门而非天津临时政府，故此应为当时正式之命名。这记载或可解决2010年出版之《造币总厂》第7页的问题。此称谓在海关册上只见一个年度，何时消失待查。

其二，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津海关报告确认造银币之事，虽无具体数量但在次年的记载中却非常详尽，各版珍稀度与存世状态比较吻合，印证了奏折上的记载，在来年（1898）的津海关报告即改为“查本年北洋机器局所铸银元，开列如后：一元者2800000枚；半元者176000枚；二角者350000枚；一角者614000枚；半角者231000枚；共值银3030950元。”此为铭文“光绪二十四年造”之制额也。以上三个年度是中国最早以“元、角”为单位的银币，其中光绪二十二年版与另外两者相比，特别之处是背面英文没有TATSING（大清）。

《克劳斯世界硬币目录》所刊印的制额数量统计根据即来自此津海关报告。由于西方人数字表达方式与国人不同，有些论述在引用时未注意其导览说明，将二十二年版的数量3，000（3千枚），误解为3.000（3000千枚即三百万）。一个标点符号之差，正确度失之千里。除了因标示以千为最小单位而无法准确至个位数字外，该目录也有转载笔误的情况。

二十五年版设计变更，改与其他省相同之几钱几分的计重制，其制额为一元1566940枚、半元56100枚、二角152684枚、一角者153787枚及半角97679枚；计值银164578914元。由于“北洋”只是泛称并非实际地名，故新款设计的币面只有“北洋造”而不是“北洋省造”。

至于其产量远低于二十四年版，是“因银少故也”，海关报告上如是说。但在笔者看来，是银贱钱贵之故。因为在前一年（1898）的海关册上，天津的银钱价由光绪九至十一年间的关平每两兑换津钱3286文，到二十四年时已跌落到2512文，“年底价尤减少”，等于十三年来银对铜的兑价贬值近二成五，也难怪这两个年度各大造铜钱58万串（每串一千文）。

津局历年银币生产数量表（数量：枚价值：元）

1900年，义和团事件导致机器东、南两局于6月底及7月中先后被八国联军夺取占据，被毁后没有留下具体生产数额。

综观津局的产额，1898年的总数417.1万枚，值银3030950元为最高。今以其为准，若按每月工作25日、每年工作300日估算，其平均的日产值是银1万元左右。至于津局的产能，恰在此年10月访问北洋机器局的英国人贝思福爵士（LordCharlesBeresford）有段记载如下：“在兵工厂内有座造币工场，有两架现代化的造币机。如果需要的话，每日产值可达3万元；在我访问时，其日产值是1.5万元。”④没有说明未能足额生产的原因，笔者推测不外乎获利低或需求量不高或铸本欠缺。贝思福造访之际，津局试造钱样时的洋监督司图诺（J.Stewart）仍在职，得到的评语颇佳。由年制额换算日产量不及1万4千枚，推测此时原本的十架小型印花机应已停用。按“洋法试造钱样”计划这些设备每日工作十小时可造制钱24万枚，试办后因机器问题每日实际生产是20万枚，而此年二角以下银毫仅造119.5万枚。

“北洋机器局造”银元行用状况的探讨

有关津局所造银元行用状况，官方文献首见1899年7月6日（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直隶总督裕禄《为请允准北洋机器局照旧铸造银元》奏片：“试铸以来，迄今五年，街市流通已久，现在津局所铸成色甚足，每元易钱尚较外国鹰洋多易钱二十余文……”云云，“恳天恩准照旧铸造”，言词间观之似乎非常畅销。不过1914年（民国三年）《造币总厂报告书》内，开头即为“机器局亦附铸银元，惟成色既低，出数亦少”，究竟实情为何？

《总厂报告书》所附之“各省旧铸银元重量成色表”中，津局光绪二十四年造一元银币的成色与含纯银库平两为890.664/0.6492，而鹰洋两种测量的结果是901.824/0.6569及904.706/0.6534，所谓的“成色既低”即系与洋银相比也⑤。此外在1897年8、9月英文《京津泰晤士报》（PekingandTientsinTimes）先后登载，初期所造大小银币是当军饷发放，但一元因成色不足遭银行拒收的新闻，随即又有被收回新铸的报导。此外《1892-1901十年海关报告》也有“有些最早发行的银币上市后，比在流动中的标准银币轻甚多因而遭两家外国银行认为没有信用。立即导致这批重量轻的被召回再制足重及足色的。”⑥此亦为机器局造银元含银量低的佐证。直督裕禄之言避重就轻，其中“现在津局所铸成色甚足……”在笔者看来是间接透露了之前所造的含银不足。即使造大银元机器是年底到，以“每日产值可达3万元”，在开工初期打几个折扣，“光绪二十二年”版也不至于总值只有7600元（其中一元3000枚、五角2500枚数额不及二成，值4250元占金额六成）；此年版银币数量低，原因显然是成色、重量皆不足也。

笔者据此查阅光绪二十二年版一元重量的数据，上海博物馆藏的两枚中，李伟先捐赠者重26.6g、施嘉干捐赠者重26.4g，原台北鸿禧美术馆藏重26.8g，皆不及鹰洋的标准（27.0g）；上海博物馆藏两枚二十三年版依序是27.2g、27.0g，二十四年版也是27.2g与27.0g；笔者自藏的二十三年版是27.1g。如此看来，可佐证报载消息可信。重量或许因流通程度产生差异，但由《总厂报告书》看，北洋银元比鹰洋成色低是有具体事证的。

北洋机器局原名天津机器局，因王文韶认为该局规模日益扩大后产品增多，又供应各方军火，单以“天津”之名不足以反应现实状况，乃在光绪二十一年岁次乙未十二月十三日（1896年1月27日），改名“总理北洋机器局”，简称北洋机器局。由于是在中历年底的腊月，换成公元时若未注意常被误为1895年，实误也。改称北洋机器局后所造的钱币，只有银币没有铜币。庚子事变中津局被八国联军攻下，被占用后成为法国军营，苦心经营三十多年的津局无以为继。北洋机器局重新开局时是山东德州辟地另建专造军火，沿用旧名但不再与造币有关系。

注释：

①张家骧：《中华币制史》第五编，民国大学出版社，1926年再版，第37页。

②礼和洋行（Carlowitz&Co.）曾是远东最著名的德国商号，1840年代已经在广州营业，创始人是RichardvonCarlowitz。1877年进入上海，后成总行所在地，分公司设天津、北京、汉口、青岛等，总部在汉堡。

③吴弘明编译：《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天津社科院，2006。

④见BeresfordC.：TheBreak-UpofChina，p.293，NewYork，1899。

⑤流入我国的银元早期以西班牙本洋为大宗，十九世纪中逐渐被墨西哥鹰洋取代。其他尚有英法美日等国的银币，在庚子后北方开始盛行俗称站人的香港贸易银洋，京津为通行中枢，鹰洋与站人的成色及含银重量皆高于机器局造银元。

⑥刘辉主编：《1882-1931五十年各埠海关报告》（五），中国海关出版社，2009，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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