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天津城内外有地点不同的三处机器造币厂，分合变迁颇为复杂，其中最被忽略的是天津机器局新购西式造币专用机“洋法试造钱样”之事。1914年（民国三年）《造币总厂报告书》内仅以“机器局亦附铸银元”一语带过，这在中国机器造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嚆矢，有如船过水无痕。本文谨介绍此“宝津”机造新式方孔制钱的始末及设备供货商英国格林沃铁厂，该处在造币之际官方正式名称是天津机器局，故本文以此名称呼之。

天津机器局

天津机器局，简称津局。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筹设，是洋务运动初起时的产物，1867年（同治六年）5月29日正式开局，原名军火机器总局，1870年（同治九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接办后改称天津机器局，1896年1月27日（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更名总理北洋机器局，习称北洋机器局，是清末三大兵工厂之一①。机器局分东局与南局两处，东局位于城东贾家沽道生产火药，后来增加炼钢厂。南局也称西局在城南海光寺，生产大炮，兼造小艇。李鸿章接办改名后，将南局撤销并入东局，并进行扩建，后生产洋枪、制造机器。

1900年义和团事件爆发，八国联军于6月底入侵天津，因义和团用的原始武器不足为惧，而清军装备现代兵器威力较强，故联军先攻机器局以断清军弹药来源，两局先后被占。

1902年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另择山东德州城外花园地方新建，厂名仍沿用总理北洋机器局，但此后与造币无关。

兵工厂为何兼办造币

津局之所以兼造钱币，肇因是我国近代之工业化始于军火的制造，光绪朝前除了兵工厂外没有现代化的机器厂。清代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内乱迭起，最严重的是太平天国事件和云南回变，后者使得云南铜产锐减，铜价上涨，导致各地铸钱局关闭。铜价的上扬造成制钱被屯积私毁牟利，加重各地钱荒，造成钱价益加高昂。1886年户部研拟以机器制造制钱，来解决因铜价上扬引起的钱荒。

该年10月21日，英国利兹市的格林沃厂提出建造一座制钱造币厂的报价，1887年2月19日（光绪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慈禧太后懿旨批示“着李鸿章先行购置机器一分，就天津机器局赶紧鼓铸运京备用，嗣后每钱一文均以重一钱为率。”3月20日及23日格林沃厂先后接获电报订单，为天津机器局提供十架造制钱用印花机（10pressesformintingcash）、一架飞轮式压床、两架冲饼机，另外还有一架制模用压床、钢模抛光机及钢胚、雕刻完成之钢模一对。顾虑缓不济急，李鸿章饬令天津道在机器局内创办宝津局，先用土法鼓铸运京。造币机器车间是附设于东局内，所造新钱正面汉文“光绪元宝”背满文“宝津”。

按格林沃厂早在1874年（同治十三年）即供应天津机器局制造弹壳用设备，并有技师在厂指导三年。津局购机造币时的洋监督是苏格兰人司图诺（JamesStewart），此人在1868年即督办西局，至少在津局任职到1898年，职级是机器局总工程师。司图诺在1887年4月曾追加设备若干，包括30匹马力的动力机一具、坯饼用秤两架及为每架印花机添购三套印模用钢胚，整套设备在同年10月至12月间运出，连前述总价4，850英镑②，约合纹银二万两。英国学者李察伟德（RichardN.J.Wright）在1970年代查考时，这些机器的照片仍保存在利兹市议会的档案（LeedsCityCouncilarchives）内。

津局机制“光绪通宝”背满文“宝津”制钱的开铸与停办

此“新购西洋造钱机器就机器局试造制钱”正式开铸时日，笔者未能查到记载。但从直督李鸿章两份奏折内可以看出一点端倪：1888年4月29日（光绪十四年三月十九日）《铸钱机器工费片》的“此项机器现已到津点收，又陆续添购钱模”及1888年9月25日（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日）之《机铸制钱污损工本无法筹补》，后者首先重申上年及同年的两次奏报，其次说明西洋造钱中无方孔，所以试造制钱时发生了些问题，“…每日每座机器模撞，修换数次至十数次不等。人工既费，成数亦少。”“原订此分机器，日长时每日成钱二百四十串，今因机器时须修理，约计每日成钱二百串。”“铜料成钱者只六成、下余四成废边又须加费熔卷再造”。

根据上述内容，吾人可以推知机器在该年春运到，而安装、试作乃至于量产、停办，发生在1888年的5月至9月底期间。估计津局的机制“光绪通宝”背满文“宝津”方孔制钱约生产三个月左右。以“试造”的标准来论，期间也不算太短。另原计划每日工作十小时可造制钱二十四万枚，开始试办后因机器问题每日实际生产二十万枚，目标达标率约八成三。其次下脚料回收重铸铜片，工费太高。

在广筹鼓铸以解钱荒的状况下，南方的广东是1887年4月与英国伯明翰造币厂签下合同，比津局慢一个月。且粤局订约后才购地设计厂房再动工兴建，1889年5月25日（光绪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始开炉试造“广平一钱”制钱。此所谓“我国机制银铜圆之始”的粤局，比津局晚了十个月以上。惟广东可自生产银币所得利润来平衡盈亏，得以继续开工没有中断。且其因应有方，在次年就把新造制钱的重量从一钱（3.7g）到八分（3.0g），1896年时更减至七分（2.6g），以适合在“华北地区使用”③。

虽然李鸿章奏折上提到币饼中心穿孔的问题，但天津机器局此刻已开办二十年，是当时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近代化工厂。除生产军火外还有制造机器的能力，初期或许在造币工艺方面欠缺熟稔有待改善，若谓机具维修方面发生困难是成本过高的主因，理由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其八成三的绩效远超过粤局初期的“论机器全副之力，每日能造钱二千六百缗……开用机器不及十分之一，每日成钱不过百余缗”④。另粤局同样会有“铜料成钱者只六成、下余四成废边又须加费熔卷再造”的状况，下脚料的回收在有熔炼设备的工厂不是困扰，且津局在造弹壳的时候状况是相同的。若新开设的广东钱局最终可顺利生产，办理已久，操作西洋机械驾轻就熟的津局，没有理由不能克服技术上的问题。

笔者相信，亏损的主因是铜料价格持续上扬。按紫铜锭块1887年每担（每担=100斤=60.453公斤）平均值关平银9.62两，在1888年涨至14.0两，幅度达45.6%⑤。或许碍于太后懿旨批示的“每钱一文均以重一钱为率”没有奏请减重，铜价飞涨造成的亏损无法弥补，促使津局停止制造新式制钱。笔者认为奏折中的“直隶贫瘠素着，并无闲款可筹，非比广东另有捐项弥补”、“西洋机器专以制造金银钱，……价值较昂，故甚合算；中国取以改铸制钱，每钱一文所值几何”是次要的。俗话说杀头生意有人做，赔本买卖没人干，结局就是“为费太巨，应恳恩暂行停办”。

不过此段有关造币机的叙述内容，易使人错以为西洋造钱机器只适合制造金银币，这是误解。据笔者理解，早期的造币用印花机分四等，一号机可压印直径20毫米的硬币，二号机以上依序分别为20-26毫米、三号机26-36毫米及四号机为36-41毫米⑥。机器之选购是视其所造硬币尺寸的大小，并非以材质为首要条件。行用的宝津局机器造“光绪通宝”制钱直径略大于23毫米，故所购置的应该是二号机。若要压印重七钱二分直径38-39毫米的一元银币，则须采用四号机。由李鸿章1887年5月9日（光绪十三年四月十二日）《中法铸钱运京》折内有“该局曾将中国制钱寄至英国格林沃铁厂询购机器”字句、1896年4月6日（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直隶总督王文韶《为北洋试造银元添购机器》折“该局以前试铸制钱，尚存机器十副，其机力可造二角以下银元之用”以及原厂档案明确的记载“十架造制钱用印花机”（见上文），在在皆为佐证。北洋政府财政部造币总厂1914年成立之际统计其原有机器时，内有“由天津北洋制造局移来英国克伦惠特厂造印一文小型印花机十架”之记载⑦，此应即当初购自格林沃厂的机器。

另在1888年11月16日司图诺向格林沃厂加订一套原模（masterdie），另外一套二原模（hub）及三十只已完成的印模（workingdies）；由此次订单上特别注明“加工完成”（hubbed）看来，推测先前供应的都是钢坯，雕刻完成的钢模只有一对。显然津局在试造时确实发生了问题，造成当初随机器运送之原模损坏至不堪使用的程度。不过停办后此举已于事无补，广东钱局后来居上拔了头筹，得到机制币创始地的荣衔。而天津造币的起始日期，被以更名后的北洋机器局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造壹元系列银币起算。

铜价为何居高不下

咸同朝的钱荒除了内受铜料供应短缺的问题，也外受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十九世纪自七十年代以降，列强纷纷改采金本位制，白银在货币上的地位削弱，需求减少。加上新矿开采量大增，白银价格的滑落造成银本位制的中国在进口洋铜时购买力大幅降低，以现代的话语来说即本国货币对外汇率贬值。这外在的“金贵银贱、银贱铜贵”因素操之于人，不是“各省鼓铸多购洋铜，洋商得以抬价居奇”可一语蔽之，惟此是另一个大课题，超出本文范围。

宝津局的机造方孔制钱

宝津局虽仅短暂生产但版式颇多，主要是因原模损坏须重新雕刻，加上铜价飞扬，为免亏损陆续改版减重所造成。开铸初期时重量都在一钱左右，“每年机器铸钱72，000串，每千文合银一两四钱九分一厘八毫，每两按一千五百文计，每铸一千文应合工本制钱二千二百三十七文七毫。”意即亏损过半，停产并不意外。1896年直隶总督王文韶奏请比照广东改成八分，“开炉十二座，土法与机器参酌制造”；1898年再度奏请减至七分，然而次年的直隶总督裕禄又奏“每铸（八分重）钱一千文实亏成本制钱四百九十一文”⑧。根据目前所见实物，有更轻至五分半的。由此判断，津局在1888年开工随即停办，后虽恢复生产，终究也因铜价过高难逃停铸厄运，直到当十铜元出现后钱荒的问题才稍见舒缓。

有关1896年更名北洋机器局后减重生产的情形，根据津海关报告，1896年与1897年未载，1898年及1899年是每年各铸58万串、各值银22.75万两。因是“参酌制造”，无法区分土法与机器之产额。此时铜价持续上扬，1896至1899的四年间，紫铜锭块每担年均价依序是18.82两、24.65两、22.25两、31.00两，与1888年的年均价14.0两比较，涨幅分别是34.4%、76.0%、58.9%、121%，十年内材料成本倍增，制钱的灭亡无可避免，任何努力都是徒劳无功。

各版式的宝津局机制方孔中以英国格林沃厂制作的样币最罕见，目前仅知数枚。其余的主要可以字体及重量分大字、小字及花体字等版。存世有稀少之光绪元宝背“公平”机制样钱，缘由及出处待查考，可能是李鸿章《中法铸钱运京》折提到1887年初入京“已将机器局用洋法试造钱样”面交醇亲王前试作之物；若属实，这将是最早的本土机器试造钱样，惟此亦非本文重点。列举之各版机造方孔制钱谨供参考，所附图片由上海周沁园制作。

英国格林沃铁厂（Greenwood&Batley，Ltd.，AlbionWorks，Leeds，England.）全名“格林沃暨班特利工厂”，是汤马士·格林沃（ThomasGreenwood）与约翰·班特利（JohnBatley）俩人在1856年于英国利兹市（Leeds）合伙创立，当时场地只有一英亩的规模，初名爱必恩铸造厂（AlbionFoundry，Albion是英格兰的古名雅称）。由于业务发展，在1859年迁地扩充改称爱必恩工厂（AlbionWorks）；1888年厂房增建至十一英亩、员工达一千六百人。其产品除造币用设备外，包括各种工作母机如铣床、刨床、蒸汽机、发电机、火车头等，也制造鱼雷、弹壳等军火及枪械、兵工生产机器。除天津机器局外，该公司之生产军火机器亦交付南京的金陵制造局。若干资料上译为葛林活，全盛时期还制造印刷机、纺织机、矿场用电动机车头等。此外1893年曾对华提出一座可能是湖北银币厂的报价，但没有得标。另在1904年亦售予苏州铜元局印花机十架，由其上海代理商“老公茂洋行”（Ilbert&Co.）经手。各洋行在天津多半设有分行，津局这笔买卖由何商号代理不得而知。

二十世纪后半，该厂业务萎缩逐渐没落，1980年遣散员工近五百人，1984年转让随后停工封存，1987年厂房拆除，距供应天津机器局印花机恰一百年。

结语

天津机器局“新购西洋造钱机器就机器局试造制钱”在中国机器造币史上是创举，与广东专为造币购地设厂是同步进行的。在此之前的吉林机器局虽于1884年（光绪十年）发行厂平银两币，但其系以造弹壳机器代用，也非“按照机器式样修盖厂屋，安轴置器”（见《中法铸钱运京》折），意义大不相同，是思想上的一大突破。遗憾的是当局只掌握表象以权宜之计便宜行事，没有从币制改革着手，以致后继无力。惟若《造币总厂报告书》都遗漏此事，遑论其他史料的记载及泉界的关注⑨；以至于常与尔后另择地再建的同名兵工厂及异地新建的北洋银元局发生混淆。

笔者是两个甲子后的局外人，难免有理解上的局限性，故尽量避免“事后论事”，不将智人看成极愚、难事看成极易，不臧否古人也无翻案之意，毕竟成者称王已是定律；于此只是梳理史料提出供各界参考，藉由相互探讨还原历史真实，为津局时代机器造币的经过留下一段清晰的记载，此在粤局之先试造制钱之事值得传扬。已故草书名家于右任有诗云：“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青春当然无法唤回，相信有吾辈在，青史不会成灰。

注释：

①另两大兵工厂是1865年（同治四年）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及1892年（光绪十八年）正式建厂的汉阳枪炮厂。津局改名总理北洋机器局的原因是北洋大臣王文韶认为该局规模扩大并供应各方军火，“天津”之名不能反映实况，经奏准后变更之。

②本数据是国外原厂档案的资料，直隶总督李鸿章1887年5月9日（光绪十三年四月十二日）《中法铸钱运京折》内总价是5，383英镑，金额差异的533镑可能是代理商佣金。

③ImperialMaritimeCustomsAnnualReports，1899（光绪二十五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伯明翰造币厂在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为江南铸造银元制钱总局所造的宝宁局机制方孔制钱，重量即七分（2.6g）左右。

④张之洞1889年8月31日《报告广东机铸制钱及行用情形》折，见《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p.572。

⑤张家骧：《中华币制史》第五篇编37页。民国大学出版社，1926年再版。

⑥TheArtandCraftofCoinmaking，London，1988。作者DenisCooper曾担任英国皇家造币厂总工程师，此数据引自1880年德国Uhlhorn公司目录，Uhlhorn是近代肘动式造币机发明人。

⑦张俊英主编：《造币总厂》，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第198页。此十架小型印花机推测因未用封存，故庚子事变时没有被毁。

⑧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第579页。

⑨研究中国机制币而知名的伍德华（TraceyWoodward）及耿爱德（EduardKann），在两人的著作中都只提到北洋机器局开铸银元，没有关于天津机器局的制钱试造。

声明：本文刊于《中国钱币》2014年3期，作者孙浩，“中国钱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