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位于上海市西的一个文物古玩市场，现如今的古玩市场，免不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陶小宝五十多岁了，对于文物古玩纯属门外汉，以前路过这里，从来就没想起进来逛逛。这回要不是搬家找出的几个物件，他也不会知道这不起眼的，看似有点杂乱的市场中真的是藏龙卧虎。

几次进市场，他都是径直找到杨老板的店铺。杨老板近七十了，听说过去是中学老师，喜欢收藏，退休后就租了这个店铺。他的店铺比较特别，器具、钱币、书籍、邮票、报纸应有尽有，这都是他年轻时的爱好。陶小宝第一次走进市场的时候，恰巧逛到杨老板的店铺，两人谈的投机，陶小宝知道如今文物古玩市场水深莫测，不是他一个菜鸟所能想象的。他敬佩杨老板出淤泥而不染，第一次和他聊天，就受益匪浅。为此称他为杨老师，今天，陶小宝带了从家里找出的一个银章，希望得到杨老师的指教。

杨老师看了这枚银章大为感叹，这是一枚1930年（民国十九年）上海中央造币厂成立时铸造的银质纪念章，设计者是美国的造币专家赫威特。这枚纪念币正面是孙中山侧面像，有中华民国十九年春，中央造币厂工竣纪念的文字。背面的图案是两艘帆船，这个设计，后来也成为民国时期国币“船洋”的雏形。

陶小宝说，他父亲是上海造币厂的老职工了，小时候他见过这枚银币，也隐约记得父亲跟他说过，是一位当记者的朋友送给他的。后来就一直没有见过，父亲也在五年前过世了。这次准备搬家，收拾东西时，竟然在床底的一个小铁箱中发现了它。

杨老师说起这枚纪念章如数家珍，他说，这是上海中央造币厂为纪念造币厂工程竣工而铸造的第一种银质纪念章，用于馈赠政府高级官员以及来厂参观的贵宾和中外记者，因为铸造量很少，故存世极为珍罕。

杨老师问陶小宝，你父亲是哪一年进上海造币厂工作的？陶小宝想了想说，应该是在30年代末期吧。杨老师若有所思，在一个橱柜厘翻了半天，找出一张发黄的旧报纸说，你看，这是当年造币厂筹建时《申报》的报道。你父亲进厂的时候，上海造币厂已经开业多年了，这枚纪念章来之不易。

筹建：国运的见证

陶小宝想，虽然父亲和造币厂打了一辈子交道，但是听杨老师讲起造币厂的筹建经过，真所谓是一波三折。

20世纪初的上海，商业贸易十分发达，中外金融机构纷纷汇聚上海，但货币制度却十分复杂混乱，交易和结算十分繁琐，实际收付大都用银元，计账却以银两为准。如此辗转折算，也加大了交易成本。由于其他国家多采用金本位币制，从事对外贸易者既要面对金银比价变动，还要考虑银两与银元间行情的涨落。因此，上海商界早已有改用银元的呼声。当时上海的银元主要由南京造币厂供应，随着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逐渐确立，“袁大头”因其设计精良、兑换和使用方便，颇受商界和市民欢迎。

但南京造币厂因业务繁忙造成上海市面银元供应不足。1919年8月，上海银行公会机关刊物《银行周报》提出“宜由沪添设分厂”。同年11月，上海英商总会提出由外国人在上海建造造币厂制作银元，请求中国政府停止使用银两。其时北洋政府认为钱币代表了中国的国家信用，铸币权不能辅以外人。同时，北洋政府也开始研究讨论如何整顿、改革币制。1919年12月初，上海银行公会出面向财政部及江苏当局建议在上海建造造币分厂并提出三条理由：一、各国造币厂都建立在通商大埠，中国应建在上海；二、上海银行集中，在上海建造造币厂利于满足行业需求，调剂金融；三、上海交通方便，建造造币厂可减少运费，减低成本。1919年12月11日《申报》载文《统一银元之外论》，也建议“造币厂宜设上海，而以雇佣外员之政府机关管理之，如是则可得各方面之信用，亦惟如是始可实收以银元代银两之效也”。

1920年2月，北洋政府决定筹建上海造币厂，币制局任命钟文耀为上海造币厂厂长，钟文耀聘请美国人赫维特担任上海造币厂总工程师和技术总监，一座欧式古典风格、占地面积103亩的造币厂大楼在光复西路 17 号破土动工。

克利福德-赫威特（Clifford Hewitt 1869-1942）是美国费城造币厂的专家，供职于美国政府铸币机构24年，曾经帮助菲律宾组建过菲利宾造币厂。他提出的方案是仿造美国费城造币厂的模式建造上海造币厂，从设计建造到铸币设备配置等均由赫威德一手主持，全部设备由美国费城造币厂引进，设计生产能力为日产银币40万枚。

造币厂工程通过招标，决定由中山陵的建造商姚新记承建，订购机器设备等项茂生洋行华昌公司承办。当时赫维特的估算共需经费约二百万元，约两年后可以开工铸币。然而当时的北洋政府财政困难，上海造币厂的建造经费难以筹集，对此，在华的英商联合会表示愿意助一臂之力。但是上海银行公会有着自己的考虑，当时在沪的华商银行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已经有能力与外商银行抗衡。更重要的是，铸币权是国家的主权象征，关系重大，如果向外商借债，难免受人牵制。因此，上海银行公会决定合力借款给政府作为开办经费，在银行业内进行集资。1921年3月，签约由中国银行组织银团提供250万建厂贷款。

真所谓好事多磨，工程启动之后，赫维特发现起初的估算与实际耗费相距甚远，经费发生困难，机器设备、电子线路等均已到货，眼看着每天的利息高涨，却无法组装生产。筹备处欲向银团续借300万元未果，却被财政部以“借款既未成立，债务无从清偿，厂内开支甚巨”为由，下令裁撤了造币厂筹备处的行政机构，厂房和机器设备暂时交由上海银行公会保管，文件等交由财政部保存。1924年，技术顾问赫维特因为合同到期而离开造币厂回美国。至此，上海造币厂的筹办工作完全陷入了停顿。

至1927年北伐军进入上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上海造币厂才得以重新复工。1928年，新任造币厂厂长郭标发出邀请，美国人赫威特被重新聘用。同年11月，为统一币制，筹建中的上海造币厂正式更名为上海中央造币厂。

1929年，银两交易为金融业的管理和发展带来很大障碍，南京政府即酝酿“废两改元”政策，统一以银元为流通货币。国民政府先后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通过了《废两用元案》等议案，决定铸造新的银币，统一全国货币。为解决废两以后的银元供应，决定加快建设上海中央造币厂，并聘请了美国、日本等诸多造币、雕模专家加盟，又从原天津造币厂调入部分技术人员。同时，其他省份的造币厂或关闭，或被改为分厂。

1930年4月，上海中央造币厂正式成立，时日，政府官员和同行贵宾到场参观祝贺，厂方还邀请了众多中外新闻记者见证这一时刻，并向他们赠送了开业纪念银章。至此，银元铸造专属上海中央造币厂，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唯一的国家造币厂。

新生：时代的见证

陶小宝没想到，有八十余年历史的上海造币厂，当年建厂竟然如此艰难。杨老师说，时局动荡，上海造币厂就是在艰难动荡中成长崛起的。1933年 3月1日，上海中央造币厂正式铸造了国币“孙中山像双帆银币”，俗称“船洋”。同时，中央政府确定了银本位币制，并于3月8日公布了“中华民国国币条例”，宣布自4月6日起，“废两改元”正式实施，废止银两流通，全部改用银元。

到了1935年，由于美国政府大量收购白银，故意抬高价格，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国民政府不得不出台新的法币政策，宣布白银国有化，银元拥有者须限期向银行兑换法币。自此银币铸造也全部停止，各地造币厂纷纷关闭。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1937年8月13日上午，中央造币厂拆除了机器搬运上船，从苏州河进入长江到达武汉，成立了中央造币厂武汉分厂。之后，迫于战乱还搬迁到重庆、成都、昆明、兰州、桂林等地，而上海中央造币厂竟成了日本的海军司令部。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二次大战结束，上海中央造币厂始恢复生产，各地分厂相续关闭。 1949 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第二天，上海市军管会派军代表接管上海中央造币厂，并宣布改名为人民造币厂，至1954年恢复制币，并更名为充满神秘色彩的国营614厂。文革之后的曾用名是中国造币公司上海造币厂，1989年1月，又改称上海造币厂。虽然现在已经叫做上海造币有限公司，但大家还是喜欢称作上海造币厂。

杨老师对陶小宝说，如今，上海造币厂已经成为中国主要生产硬币的大厂，你作为造币厂老员工的后代，应该去厂内的上海造币博物馆看看。那里，有被称为上海造币厂之父的美国专家赫威特的蜡像，栩栩如生。更有意思的是，2003年，赫威特先生的孙子劳伯特，特意从美国圣地亚哥来到中国，送来了一本他爷爷赫威特先生珍藏了数十年的照相册，照相册里记载了当年建厂的全部过程。此外,还有一份刊登有上海中央造币厂建成投产许多图片的英文版《北中国日报》(North-ChinaDaily News)，报纸的日期是1933年12月17日。

杨老师说对陶小宝说，铸币权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上海造币厂的建厂经历和命运是与国运连在一起的。所以你的这枚上海造币厂竣工纪念银章非常珍贵，你父亲又在造币厂工作了一辈子，所以我想把这份申报也送给你，希望你把它们一起好好保存，让我们的后代也能记住这段历史。

声明：本文作者张国康，转载自“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