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成银行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是清代成立较早、经营成效卓著的股份制银行，也是一家享有纸钞发行特权的商业银行。民国二年（1913），信成银行在开业8年之际停业清理，所发纸钞也全部回收。由于回收彻底且历经百年沧桑，目前信成银行纸钞存世稀少。笔者试通过现有资料和所了解的纸钞实物，对信成银行的纸钞版别作一分析与研究

一 信成银行概况

信成银行是由无锡实业家，曾任清政府三等顾问的周舜卿(廷弼)和上海商人，曾在辛亥革命时任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的沈缦云(懋昭)倡议开办。该行系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初定资本50万元，先收半数，每股50元，全部为商股。华人不论官商均可集资认股，但不吸收外商认购。周舜卿作为创始人认股20万元，其余大股东有沈缦云、唐宝潮（慕潮）和商部官员王大贞、王熙农等。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招新股50万元。宣统三年（1911），计划再招资本100万元，因辛亥革命兴起，官商人心惶惑，只收得10余万元，前后总共实收资本110余万元。经股东会议议决，公推周舜卿、沈缦云、王一亭、孙鹤卿、顾馨一、林虎侯、徐子云等11人为董事，并由周舜卿岀任总经理，沈缦云任协理主持日常行务。经多年筹备，信成银行北市分行于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上海（今北苏州路176号）先行营业，经理为顾达三。同年八月位于南市大东门外万聚码头自建的三层楼洋式行屋落成，遂将总行搬入，并于九月十日正式开幕。随着业务的发展，该行还在北京、天津、无锡、南京设立分行，分别由唐浩镇、陈溢庆、蔡兼三、周少芝担任经理，并在苏州、镇江设立兑换钞票处。

信成银行是上海第一家纯粹的民营银行，筹建之初曾称信成储蓄银行，后增加了商业银行业务，改名为信成商业储蓄银行。这是一家有着诸多“第一”之称的商业银行。

首先是中国第一家首创1元开户的银行。本着“本银行兼办之储蓄银行，系为方便小本经纪及凡农工商食力之夫积存零星款项而设”的原则，以千方百计吸收社会游资。在该行早期制订的《上海信成储蓄银行存款章程》第二条中明确规定：“凡有洋银满一元以上，不论多寡，不论士农工商，男女老少，均可存储生息，确实可靠，永保无虞。”由此可见，是信成银行首先提出了1元即可开户的规定，改变了当时银行只为有钱人服务的观念，降低门槛，开创了华资银行小额存款的先河。同时也澄清了部分金融界人士一直以为1元存款是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创设的谬传。

其次信成银行还是第一家开创星期日照常营业之银行。《存款章程》第二十五条规定：“凡遇礼拜日期照常办事，并不停歇，以便工人得各其以暇日来行收付款项。”此条内容足可见该行对储蓄业务注重之程度，认为只有做好服务储户工作，才能有效吸纳社会闲置资金，壮大银行实力之根本。此休息日照常营业之规定，领先于各家银行，成为当时银行业服务社会的楷模，深得社会各界称赞与好评，也使该行名声大振。

再次，信成银行曾被不少著作称为中国第一家储蓄银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论，主要是源于该行在筹建初呈报清政府商部批准注册的呈文：“为拟筹资本参酌日本章程在沪创设储蓄银行，以利工业而开风气，恳请批准立案事。”①但在周舜卿详细考察日本储蓄银行回国后，决意“以商业兼办储蓄”之业务。这从商部核准的“信成银行章程”中可以看到，在有关储蓄业务的条款中已称“本银行兼办之储蓄银行……”。由此可见，信成银行在筹建时确有建专营储蓄业务的专业银行之意，但最终建立的是兼营储蓄的商业银行。

正是因为信成银行与众不同的服务理念和服务社会的举措，为该行赢得了荣誉，也赢得了市场，使信成银行开业后业务兴旺，存款节节上扬。仅上海总、分行存款额就高达700余万元，成为清末上海银行业经营最为成功的银行之一。其股票的股息和红利每年都高达一分二厘，居各商业银行之首。信成银行的业务规定、服务内容以及纸钞样式也被各商业银行纷纷效仿与借鉴。

辛亥革命胜利上海光复后，新成立的上海军政府以“治军行政需款浩繁，经济极为困难，事机急迫，拟将上海信成银行发行的钞票，由军政府担保，支发军饷及其他的用途”为由将该行纸钞作为军用，并配发公告，称“如庄号及店铺或有挑剔，以致阻碍行用者，本军政府亦以违背法律论。”② 后因信成银行钞票上印有满人载振的肖像，引起民众责难。两个月后，军政府自行组织的中华银行成立，并发行军用钞票，才取消了对信成银行的担保。

民国成立后，信成银行为革命活动垫资数十万元以致资金短缺。沈缦云呈请军政府同意将前清政府道台在信成银行的26万两存款作抵。无奈存款薄被道台刘燕翼逃往租界时交给外国领事团，经多次交涉毫无结果。最终该笔存款被各国驻沪领事团以赔款名义提取，致使信成银行遭到沉重打击。

不久，沈缦云又因参加孙中山先生的“二次革命”，被袁世凯通缉亡命大连。沈死后，信成银行于当年九月召开董事会，组成五人查察小组，稽查账册欲东山再起，终因银行银根短绌内库空虚回天无力。至1913年秋，信成银行各地分行先后停业，总行亦宣告清理，由杨次梁负责清理工作。信成银行之前所发钞券按票面如数十足兑现收回，各种存款，于民国三年分期分批给息偿还。

二 信成银行纸钞版别

信成银行是清末少数拥有纸钞发行权的银行之一，在短短的八年多时间内，共发行了两版银元票和一版银两票。此外，还有在民国元年曾计划发行但未发行的一版银元票。

（一）第一版：光绪三十三年银元票

信成银行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发行了横式银元票，根据《上海信成银行章程》第16节，“奉商部批准有发行钞票之特权，印造百元、五十元、十元、五元、一元五种钞票，通行市廛。”可见该版纸币应有五种面值，但迄今为止仅见一元、五元、十元三种面值，尚未发现有高面值纸币存世。该银元票按流通地区有上海、北京和天津通用银元票三种。上述三种除地名不同外，其他包括形制、用纸、票幅、设计、图案、底纹、颜色等诸多要素完全相同。该券按性质分有印有经理章和编号的流通票，以及无印章和编号的非流通票两种。目前市场所见大多为后者，《老上海货币》一书将此定为稀品，可见非流通票数量亦不多。前者流通票更是稀少，都属罕品、珍品级别，存世量应不超过20枚，其中尤以天津、上海通用银元票最为罕见。

该版银元票由日本印制局在明治四十年（1907）五月印制，正面四周印有纸钞面额的花纹边框，四角设计有抽象的蝴蝶状花冠，框内上方是双龙戏珠图。纵观清末现代银行纸币，自通商银行首选龙图以来，各银行无不竞相比照，无论是大清银行、交通银行等官办银行，还是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四明银行、北京宝善银行、扬州和大银行、信义储蓄银行、北京储蓄银行、广西银行、浙江银行等地方银行和商业银行亦模仿使用，只是龙的形态有所不同，其中尤以信成、浙江兴业、四明、浙江、扬州和大银行的双龙图案最为相似。特别是信成和四明银行，在龙的构图与神态上如出一辙，只是局部细微处略有差异。这一切要归功于成立在前，纸币设计发行领先一步的信成银行。该行纸币设计美观大方，尤其是雕工精细的双龙神态生动，栩栩如生，使得各家银行纷纷仿效之。

该券行名“华商上海信成银行”八字采用篆体，实为告之国人，此乃中国人自己开设的商业银行。行名下方中间是竖写的金额，两旁是发行时间、说明等，从右至左分别是“大清光绪三十三年正月谷旦 凭票即付 北京通用银元 只认票不认人 执此为照 中国信成银行洋票永远通用”。

正面主景图：左为该行自建的三层楼总行行屋，右为载振肖像，下有一行“大清国商部尚书固山贝子卫镇国将军载公振”小字。此举一是该行在申办银行过程中得到大清政府商部的支持并获准发行纸币，以表谢意；二是将大清国尚书印入纸币有增信誉、防伪和炫耀之举。正如周舜卿自己所说“蒙贝子尚书颁给肖像谨敬摹写印入钞票，以增信义而杜伪仿，系银行中之有发行钞票之权者”。主景图下有周舜卿、沈懋昭两枚方印。银元票背面在底纹和花框上，套印有红色的双龙戏珠图、中英文行名、地名等内容，并印有黑色编号和总理周舜卿英文签名。

该版除上述三种地名券外，还有两种加印和加盖印章券。

1.上海地名一元券正面加盖圆形红印“壹圆”的修改版。

信成银行纸钞发行后，发现有将上海一元改成五元的涂改面值钞，为方便使用者区分，宣统三年在新印的一元钞正中“壹元”面额左右，另加横排“壹圆”两大字红戳记。并在上海《申报》上刊登“信成银行壹元钞票另加记识广告”，③通知持有旧钞者从三月初十起来行调换新钞。

2.天津地名改为南京地名券。

该券面值拾元，正面分别加盖有两个红印，其一是发行时期，在“大清光绪三十三”年上加盖“中华民国贰”年；其二是右侧的人像上，加盖“此票改作南京通用银元由南京信成银行兑换”，19字分成两行排列。在人像上加盖印章或写字是一种不敬之举，但此时已是民国时期，在清朝大臣上加盖文字也就不难理解了。此外，该钞正面金额下方还盖有一枚椭圆形的中英文蓝色印章，中文内容为“银行经理图章”。

这是一枚加盖中华民国年号的信成银行纸钞，我们知道信成银行正式发行流通的三版纸币都在清代光绪年间，民国时期所流通使用的还是清代票，加盖民国年号这是目前仅见，也是首枚信成银行第一版的加盖地名票。此枚纸币的出现也再次证明南京虽有信成银行分行，但没有发行过南京地名票，所流通使用的均为其他城市加盖南京地名后的改作票。

（二）第二版：光绪三十四年银两票

清末京城地区虽已流通银元票，但银两票仍是使用频繁流通广泛的纸钞种类。为此，信成银行在第一版银元票的基础上，于次年十月初一又发行了光绪三十四年北京地名的银两票。

该票为直式形制，票幅较大，分正票与存根两联。正票有内、外两边框，外框以图案为主，内框以文字为主。外框可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是祥云与飞舞的两只凤凰，中有直书“北京”和横写的“信成银行 通用银票”两行文字；中部是对称的双龙和祥云，在龙尾的两侧印有“认票不认人 不能挂失票”十字，此乃纸币与支票、汇票的区别；下部是波涛翻滚的海浪。该票采用龙凤呈祥图案，尽显京城富贵华丽之色。在该票的左框外，还盖有“此票面不准涂抹盖戳”戳记。

内框为纸币中最为重要的面值、发行日期、编号等三项内容，三行直书文字分别是：右侧的冠字、编号、理事和印章；左侧的发行日期“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一日”和发行单位“信成银行”；中间是面值“凭票取京平足银肆两整此照”。该票不但在形制上采用古钞直票式样，并保留传统的正票与票根两联，在骑缝处还有冠字、编号、印章等防伪与核对之内容。而在正票的编号与发行日期上，仍采用传统的毛笔手工书写方法，每发行一张都需认真填写。该券背面设计较为简单，简洁的边框四角依次排列的是行名“信、成、银、行”四字，框内则以面额“肆两”两字作底纹，中间有三个方框，内印“肆两整”粗体大字。

该银两票面额种类，吴筹中先生认为有 “一两、二两、三两、四两、五两和十两”六种④，而旅美华裔收藏家陆世百在《百草集》一书中，写到“并见有直型（北京）壹百两银票”，⑤参照清代纸钞发行惯例推测，在10与100之间应该还有50存在，所以该票面值极有可能是一两、二两、三两、四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一百两八种。

（三）第三版：光绪三十四年银元票

信成银行成立后，通过大力宣传储蓄吸收社会闲散资金，使存款额不断上升。此时上海、北京、天津三地分行已有信成银行纸币，尚缺总经理周舜卿的家乡无锡和南京两地分行纸币。为配合该两地分行业务发展，在京津沪三地已取得发钞成效的基础上，信成银行又印制了光绪三十四年版银元票，并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909年1月12日）在《申报》上刊登“信成银行发行无锡分行龙洋钞票”通告。考虑到该两地用量不多，故只设计印制了无锡一种地名券，而南京地区的使用则在该券上加盖“南京”二字红戳。

为节省成本，该版纸币改由国内厂家印制，由当时印制技术领先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承担。形制为横式，所用纸张与印刷质量略差于第一版，票幅也比第一版小，设计要素与第一版基本相似：正面四周仍采用花纹边框，但取消了框中的面值；四角金额处的图案由抽象改为线描写实的蝴蝶；下框印有地名“无锡”二字。鉴于载振已于上年四月辞去农商部尚书一职，故主景图案设计将原行屋与载振像改为机制银币“龙洋”正反面图案，左为“光绪元宝”文字，右为龙图。面额居中，两旁分别印有“大清光绪三十四年十月谷旦 永远通用银元 只认票不认人 上海信成银行通用龙元票”四行直书文字。与第一版相比，最主要的改动之处是将“洋票”改为“龙元票”，此乃无锡地区流通龙洋不用英洋所致。“本银行蒙部批准行用钞票，业已发行。但系英洋，于通行龙洋之处殊多不便。爰特印造龙洋钞票一元、五元者，计拨五万元，于腊月二十日在无锡分行发行，一律通用。特此通告。”⑥在该版纸钞左侧“光绪元宝”的上方也明白无误地书写“通用龙圆”四字，以告示使用者此为龙洋而非英洋，可放心使用。该票所用印章仍是总经理周舜卿和协理沈懋昭二人，与第一版相比，此版印章舍姓留名，为“舜卿”和 “缦云”（沈氏字号）二字，形制则由方章改为椭圆和长方形。

该版背面设计也与第一版相似，不同之处：在浅绿色边框和浅黄色底纹上，套印的是黑色双龙戏珠图，以及黑色的中英文行名、地名、英文签名等，编号则采用红色，在下方右侧也盖有一枚椭圆形的中英文蓝色“银行经理图章”。

此版银元券只有一元、五元两种面值，这从《申报》的通告中已清晰地了解，纠正了一些纸钞专著中认为该版纸钞还有十元面值的谬误。目前所见一元券有票样、左侧边框外加盖“改上海通用银元”、“南京”红戳三种。五元券一枚见于“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清纸币”一书，另一枚见于在北京举办的“2009年中国历代纸币展览”上，后者被评为该次展览十佳纸币之一，所见两枚均为加盖“南京”地名券。

（四）第四版：民国元年银元票（未发行）

辛亥革命胜利，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长期同情与支持反清活动的信成银行此时更加公开地支持革命活动，尤其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协理沈缦云。沈早在宣统元年(1909)，已由于右任、叶光菘介绍，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组织。他以信成银行为掩护，接收海外捐款支持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上海光复后，沈缦云被新成立的上海军政府(后改称沪军都督府) 委任财政总长一职，筹划军需。这样的一家银行，怎么能容忍具有大清皇朝标记的龙形图案纸币继续流通？因此上海一经光复，信成银行就将废止旧钞，设计印制新型纸钞提上了议事日程。

目前所见到的一枚民国元年信成银行纸钞是印在新闻纸上的试机样票，系著名纸币收藏家李安深旧藏。解放前李曾在中央印刷厂工作，热衷于各种纸币的收藏，尤以收集各种变体纸币闻名，素有“怪票大王”之称。该枚纸币在2007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李安深收藏纸币专场拍卖”上一经亮相，立即引起了学术界与收藏界的关注。虽然该枚纸钞正反两面还印有毫无关联的广告内容（一面为职工名单，另一面是广告收费价格），但因此为存世仅见品，具有较高的史料研究与价值。

该票为横式，正面黑色，背面红色，其形制、票幅、字体、边框均与第一版光绪三十三年银元票相同。不同之处：一是将正反两面的双龙改为了双狮；二是正面主图，除左侧仍保留原行屋图案，将右侧的载振像改为地球东半球，其中中华民国版图则以深色显现，此时中国的版图除大陆本土、台湾岛外，还包括外蒙古，这是唯一一枚清末民初银行印制中国完整版图的纸币；三是将原边框中“日本明治四十年五月印制局印制”删去，改为与其他边框相同的“壹元”金额文字；四是正面印有“中华民国元年元月”的发行日期。有趣的是，尽管此票为设计稿的试机样稿，但在该票的背面却清晰地套印有红色的编号“No 026991”，这是非常少见的。

从背面广告内容分析，笔者认为：1.此票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因该馆技术设备先进，曾印制过多种邮票与纸币，且信成银行第三版纸钞即为该厂印制，所以印制新钞属合情合理之举；2.背面广告印制日期为民国四年十二月三十日（1915），由此可见纸钞试机印制在前，只是因为该钞券未被采用，长期搁置后被印刷厂废物利用，作为检测印刷效果之用。

分析这张纸币未能发行流通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于信成银行银根紧缺所致。当时上海、北京、天津等五大分行的纸币发行最高时达110万元，如要全部换成新钞，势必投入大量的印刷费用。而此时的信成银行已陷入困难之中，没有多余的资金进行此项换钞工作。而主持信成银行日常工作的沈缦云，除担任上海军政府的财政总长，又于当年11月21日受命筹组中华银行，繁忙的工作与资金困难的重重压力，使他无法也调度不到资金来完成新币的印制直至因参加孙中山先生的“二次革命”命丧大连。民国二年秋，信成银行不得不宣告停业清理，换钞之事遂告流产。第四版纸币虽未发行成功，但该枚纸钞真实见证了信成银行支持革命，反对满清政府封建统治的历史，为银行历史与纸钞的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注释：
　　① 王志莘编：《中国志储蓄银行史》，18－19页。
　　② 《近代史资料》总第55期，115页。
　　③ 《申报》宣统三年三月初三日。
　　④ 吴筹中：《中国纸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39页。
　　⑤ 陆世百：《百草集》，亚洲钱币学会出版社，1999年9月，688页。
　　⑥《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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