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华银行纸币印制于武昌起义前夕，因被俄国巡捕查抄而未及发行流通，存世极为珍罕，因而藏家学者对其研究和著述甚少，《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中国钱币大辞典》等权威著作亦未见收录。国家博物馆现藏有一枚，笔者有幸见到并对其略作考述。

一、国家博物馆藏中国中华银行纸币

国家博物馆现藏中国中华银行纸币壹圆券，横式，纵82，横128mm。经我馆专家鉴定后，确认为普通道林纸，石印。该币正面图案部分仿照了交通银行宣统元年(1909)版的汉口地名壹圆券，蓝色图案与黑色文字套印。票面上端两个圆圈内由右至左印有“中”“国”两字，下方为横幅图案，内印“中华银行”名称。中央直印“壹圆”面值，字底压印一枚十八星旗徽图案，面值两侧为清代纸币中常见的双龙图案。右左两边长方形花框内分别直印“永远通用”、“凭票即付”字样。票面四周饰以阔边花框，内有用“银圆”两小字连缀而成图案。外框四角内各书有“壹”字。

纸币背面依稀可见花框和网状底纹，但因年代久远已褪色不清。框内直印发行告示共13列文字，为黑色字体:“为晓谕事:照得本部发行银元钞票，与市面银钱一律通用，准其完纳丁漕及各种税捐，并准随时赴本行兑取现洋。如有私造假买者按律治罪，决不宽贷。其各懔遵。”告示下方为一条波浪形曲线，曲线下横印有“中国中华银行”的英文名称“CHINACHONWAHBANK”。纸币正背面均未盖有任何票号和钤印。

二、中国中华银行纸币印制始末

1911年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在国内领导的十次起义都先后失利了，特别是4月黄花岗起义的失败，给广州地区的革命力量造成了重大损失，同盟会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长江流域，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遂成为起义的重点区域。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后，随即派人到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等省联络，大大加速了武汉等地革命团体准备起义的进程。

作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地的武汉革命党人自20世纪初就开始了革命活动，后来逐步发展成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主要革命团体。它们深入新军发展组织，积蓄了雄厚的革命力量。在斗争中，两个革命团体的有识之士日益认识到联合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经过多次协商，最终达成联合协议，携手共谋举义。

这期间，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激起湘、鄂、粤、川等省人民的强烈反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并很快发展成为各地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清政府慌忙派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湖北其他营队也调往别处驻防，造成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的薄弱，促使在武昌发动起义的条件日趋成熟。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胭脂巷11号机关部举行联席会议，两个革命团体的重要骨干和新军数个标、营代表近百人出席，会议讨论了起义日期和总行动计划，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

就在会议当天，意外发生了南湖炮队暴动事件，促使清吏加强了侦察防范。汉口长清里政治筹备处机关所在地，因工作紧张，革命党人出入频繁，不免引起官方注意，成为清吏侦缉对象。“刘公乃以汉口歆生马路荣昌照相馆李白贞处作为临时总部。次日密集各部负责同志开会，刘公为主席。”①9月26日，“刘公召集同志在荣昌照相馆继续开会”。②

根据李白贞记述，会议期间就起义所需印信、旗帜、炸弹等各项准备事宜都展开了进一步商讨和细致分工。在谈及起义后的金融问题时，针对当时武汉市面钱票严重混杂的现象，会议决定筹备建立中华银行印制钞票，以用于起义成功后统一币制。“当时武汉市面各色钱票自由杂出。湖北官钱局出一串一张的官票较为通行;另有一元的龙票可换铜元一千二百文;商场上实业、四明、上海、交通、浙江、聚兴诚等银行及钱庄票号，各出支票、花票、兑条、期条，甚至空头支票等不一而足。金融界本身亦无法自主，常常明倒、暗倒、偷跑、折骗，无奇不有。钱店倒骗银行，银行倒骗票号，互相倒骗无法制止。最后开设钱庄必须五家联保，形式上比较稳妥，实际上依然如故，一场诉讼，坐牢完事。由是外人的汇丰、花旗、正金几家银行的钞票、汇票、支票却大受欢迎，因之金融命脉操诸外人之手。为了统一币制，拟设一中华银行印刷钞票，推李春萱总理其事，丁笏堂和我协助。丁原是大成印刷公司经理，我对美术制版也有一些经验，当即加紧进行。”③后由李白贞设计出中国中华银行纸币图案。革命党人在荣昌照相馆的活动很快也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不久，“上海某报载有汉口某照相馆，系为革命秘密机关。满吏闻风，潜派侦探，分途伺隙桢馆”。④于是又由李白贞担保承租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房屋一栋，政治筹备处机关随即迁入。此后，“各标营代表多向总部接受计划，协助办理各项事务，至于装置炸弹的事更是夜以继日”。⑤

10月9日下午，孙武等人在宝善里十四号楼上赶制炸弹时，不慎发生爆炸。当时其他工作人员正在室内检查有关起义的旗帜、文告、照会、宣传品、鄂军政府大都督印信等。据李作栋回忆，事发时他正与丁立中在室内为已印好的中华银行纸币盖章。宝善里共有三个出口，爆炸发生后，屋里的同志大多分头迅速撤离。由于事发突然，人虽撤走，屋里的炸弹、旗帜、印信、文告、名册等重要物品，却来不及转移。革命党人曾试图烧掉房子，但未及实施，俄警已经闻声赶来。“俄租界巡捕房查抄完毕，邻居们还未散去，邓玉麟⑥适从外面回来，即挤到人群中去探看，知道炸药出事，又见满屋是搜索了的迹象，巡捕手拿一大包纸卷和钞票支票及炸药等等，更知道室内重要物品和文件都被查抄一空。”⑦

可见当时屋内的重要物品，包括已经印好的中国中华银行纸币，均被巡捕房悉数抄去，后转交湖北地方当局。对此，瑞澂在10月10日给清廷的电报中称:“昨夜七点钟据侦探报告称:本夜十二点钟，该匪潜匿各地方，正饬防拿，复据江汉关齐耀珊电称: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查获匪巢，并拿获要匪刘耀璋(即刘公之弟刘同)一名，起出伪信印(李白贞所刻)、伪告示、伪照会(东京同盟会所拟)，以及银行支簿(即刘公所捐的五千元)、伪钞票(李作栋、丁立中两人主印)，并查有制造炸弹形迹，当派荆襄水师巡防队往捉来署审讯。”⑧

因为这次意外变故，尚处于筹备阶段、作为纸币发行机构的“中国中华银行”就只能“徒有其名”了，根本没能真正组建起来公开行使相关职能。关于这一点，李白贞也曾证实:“至于制成若干，不复省记，反正后来整理金融计划没有实现，中华银行钞票也就未能与世人见面。”⑨据见过此种钞票的程华先生在《未发行的民国纸币》⑩一文中也写道，1944年10月，他正在武汉，“有父执辈谢石钦1曾于民初任稽察局局长，他乃当年共进会中人，于辛亥史事，极为熟谙，笔者经常前往请教”。关于事成后的经济金融，“在起义之前，……已有所准备”。“先是在汉印有`中华银行'纸币多箱，拟于一旦事成，印行流通市面，以应急需。”宝善里爆炸发生后，“……机关内之党人名册、宣言书、军器以及印就的中华银行纸币皆被俄捕房抄去，因此这一民国最早之纸币未及发行，即为俄捕房抄去焚毁”。“至中华银行这一单位，据谢谈，当时并不存在。实则仅有此币，并无此行。”意外爆炸迫使革命党提前举义。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胜利，但起义前所印制、准备胜利后发行的中国中华银行纸币因几被查抄殆尽，最终没能在胜利后得以发行及正式流通。

三、关于几个问题的考证

笔者在仔细研究这枚藏币，综合所见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几个问题进行了考证。

(一)筹设中国中华银行的倡议者

1.李白贞说:

据《武汉方志》载，李白贞“关于起义成功后的金融问题，曾建议设立中华银行印刷钞票，以湖北官钱局为基础，将官钱局的全部资本财产作为中华银行的固定基金”。

李白贞(1886-1966)，原名善，后改名静。湖北黄陂青龙乡人。少时家境十分清苦。14岁到汉口乙海春药房宜昌分店当学徒，3年后调回汉口总店配药处工作。随后任岳州、长沙分店及开封中西药房经理。1910年春在汉口歆生路(今江汉路)设立荣昌照相馆。1911年由孙武、丁笏堂介绍加入共进会，并以照相馆为总部秘密联络机关。武昌起义胜利后，曾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催提委员兼总监处参议。

2.李作栋说:

据《辛亥首义人物传》记述，李作栋“认为湖北官方财政，得力于官钱局台票，革命起事，支用浩繁，如不预为筹划，必至临渴掘井，建议印制中华银行钞票备用”。

李作栋(1889—1958)，字春萱，湖北沔阳人。1910年加入共进会，负责财务。在武昌创办“数学讲习所”作为秘密机关，结纳同志。武昌起义胜利后，出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部长。

笔者认为，在9月24日联席会议上推选的起义领导机构中，李白贞只是担任军政府庶务，因他懂化学、药剂，又擅长雕刻、绘画和制图，于是被推举负责刻制鄂军政府大都督印信、制作铁血十八星旗帜、购买炸弹原料并配制炸弹。关于他承接这几项任务的过程在他的回忆文章中都有详细记述。而在谈到筹备中华银行印刷钞票时，他只说:“为了统一币制，拟设一中华银行印刷钞票，推李春萱总理其事，丁笏堂和我协助。丁原是大成印刷公司经理，我对美术制版也有一些经验，当即加紧进行。”⑿并未提及由他倡议建立中华银行。

而李作栋在共进会中时就被推为会中理财，在联席会议上推选的军政府中出任理财部正长、常驻政治筹备员，素有很强的财政管理能力，刘公捐助革命的五千元经费，就由他经手保管使用。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他仍然担任理财部部长一职。因此，笔者认为李作栋倡议设立中国中华银行应该更符合当时他在起义领导机构中所处的地位和他对金融问题的见地。

(二)印制中国中华银行纸币资金来源

起义前各项准备工作所需经费大多靠革命党人自己筹集，其中中国中华银行纸币的印制经费应该来自刘公的捐款。

共进会领导人刘公是清末襄阳三大富室之一，号称“刘百万”。凡革命事业用钱时，他总是慷慨解囊。为筹措革命经费，刘公对家里谎称，蒙驻日武官说项，捐得河南一实缺道台，可以立马上任。得到家中支持，遂携带两万两银票赴汉，将其中半数充作共进会筹备起义经费。⒀

据李作栋回忆，后从这笔捐款中兑取五千元现洋存入华俄道胜银行，由他负责保管，并由他分途向两派负责人商洽。购买子弹，制造炸弹，办理旗帜文告，印制中华银行钞票，派人赴沪购买手枪，迎请黄兴、宋教仁等经费均在其中开支。⒁

(三)中国中华银行纸币印制公司

仔细观察国家博物馆藏币，发现币面未印有任何承印单位名称。笔者为此查阅了大量史料，现确定纸币是由当时丁立中开办的印刷公司承印的。关于这一点，一些资料中有所记述，如“他既以印刷为业，革命机关大量印制中华银行钞票，绘图制版以及加盖印章等，均由他负责”。⒂“丁立中(即丁笏堂)经营的印刷公司，印刷中华银行钞票，并运至长清里机关由李作栋(即李春萱)、丁立中诸人加盖印章。”⒃

丁立中(1878-1958)，字笏堂。江西省新建县人。早年曾在南昌发起组织“易知社”，创办《自治日报》，遭通缉后逃往武汉，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参与组织日知会，并创办《江汉日报》。后加入共进会，又参加同盟会。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任军务部秘书，主管财务事宜，并兼任兴业银行总经理。

据《辛亥首义人物传》载，李作栋拟设中国中华银行的建议“得到会中同意，即由大通印刷公司承印”。而据李白贞所述:“丁原是大成印刷公司经理。”⒄《辛亥革命元老与藏书家丁立中》一文也写道:“同年，丁立中与孙武等人在汉口设立`大成印刷公司'，为革命筹集了大笔经费。”⒅关于丁立中所创印刷公司的确切名称，笔者电话请教了丁立中的孙子、南昌市民革原秘书长丁慈孙先生。经他确定，丁立中的印刷公司应为“大成印刷公司”，于1909年在汉口创办，由丁担任经理。

(四)关于其他资料所见中国中华银行纸币

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除国家博物馆藏币外，尚有两处资料提及过此种纸币。

1.程华所记纸币:

程华在文中回忆了当年在武汉就教谢石钦时的情景:“一夕谢于谈及此事时，曾出示仅存之中华银行一元纸币一枚相假”，他“当即为文并将该纸币拍照制成铜版，刊于其时之《新生》月刊上。不意一个月后适逢汉口大轰炸，寒舍附近被燃烧弹全部焚毁，谢所假之纸币，亦告焚如”。

程华回忆，他所见“中国中华银行”纸币“纸质及印刷均粗糙，正面有汉字中华银行字样，反面则为ChungHwa，YinHangBank，盖当时承办者可能不知Bank即银行，故有此重复”。

程文中对纸币正面的描述并不清晰完整，与国家博物馆藏币对照后，可知两枚纸币背面内容也有差别。程文中没有说明所见之币背面是否印有发行告示，且该币背面英文拼写完全不同于国家博物馆藏币的“CHINACHONWAHBANK”。就“中华”二字的英文拼写方法，笔者还专门拜访了已经105岁高龄的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据他讲，“ChungHwa”是威妥玛式拼音，这种拼音当时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很多中国地名、人名以及商标品名都采用了这种拼写方式。

除威氏拼音外，同时还流行着多种拼写方法，当时还没有统一的拼写标准。为验证此币，笔者又按照程文中所提到的线索，试图查阅1944年出版的《新生》月刊。根据相关资料，当时全国名为《新生》的杂志不只一家，但笔者认为程1944年10月居于汉口，“不意一个月后适逢汉口大轰炸”，即指12月18日美国援华空军对汉口日租界地区的大空袭，使之成为一片废墟。因此，他所提到的杂志很可能是1944年10月至12月汉口大楚报出版社发行的《新生》月刊。但遗憾的是，笔者查阅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武汉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至今还未查到这几期杂志和其他相关文章。可惜，程华所见之币早已遭焚毁，李白贞、谢石钦等当事人也均已过世。如果程华记忆准确，那也许中国中华银行纸币壹圆券确曾设计有两种或更多的版别，但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或实物佐证。

2.《辛亥武昌起义》图册⒆所载纸币:马传德、徐渊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货币》⒇中曾经辑录有国家博物馆藏币的正面图片，在文中称“现存世仅知2枚”。就此事笔者电话请教了该书作者之一徐渊先生，他回答当时编书时未曾见到国家博物馆藏币实物，只有图片;而书中提到的另一枚是他于《辛亥武昌起义》一书中所见，所以称为“2枚”，但另一枚他亦未见过实物。

笔者遂查阅了《辛亥武昌起义》图册，此书第112页录有“中国中华银行”壹圆纸币黑白图片一张，可惜也只有正面。这张黑白图片亦见于武汉市档案馆“档案展览”网页上。经与国家博物馆藏币仔细对照后，不难发现:两币票面四周所饰花纹基本相同;前者票面文字整体偏右，而后者则整体偏左，可能因手工套印图案与文字而出现偏差;前者右方飘带与后者同位置飘带略有不同。很明显，这两枚纸币不是同一张。

为查找这枚纸币的下落，笔者先后与辛亥革命纪念馆、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档案馆等可能藏有此币的单位联络咨询，但遗憾的是，虽经多番努力，至今仍未能查实这枚纸币的所在，没有人能说清楚这枚纸币目前是否还存世。

据《辛亥武昌起义》编者在后记中所言，当时编辑此图册时所用资料多是辛亥革命纪念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大学提供的文物图片。鉴于目前尚未查到此币实物，笔者甚至大胆推测，《辛亥武昌起义》图册所载纸币图片也许就是翻印自当年程华先生拍摄并发表于《新生》月刊上的那一张。当然，这只是推测，结论如何尚待更多材料的补充和进一步的研究来确认。

(五)关于中国中华银行纸币的面值:

根据目前所见材料，中国中华银行纸币均为壹圆券，未见有其他面值的纸币实物或文字记载。据笔者推测，这种情况也许有以下两种可能:

1.当时确曾印制除壹圆外的其它面值纸币，在宝善里失事时被俄巡捕一并抄走，后世所见纸币均为壹圆券仅为巧合;

2.宝善里失事对革命党来说是个意外，当时有关起义前后的所有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而又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也许失事时恰好只印制完成了部分壹圆券，其他面值纸币还没来得及印制。当然，因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有限，

这些还都只是推测，是否还有其他面值，尚需实物的发现或其他资料来证明。据国家博物馆藏币文物档案记录，此币是纸币的设计者李白贞于1959年4月捐赠给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宝善里事件发生当天，李白贞正在荣昌照相馆，并不在宝善里十四号现场，得知情形后，遂到宝善里总部、洋务公所和夏口厅等处打探消息，“确耗难知后，只好回本馆请我母亲和家眷先将紧要用件由后门带走，我则转到议兴里听候次日举动”21。此外，这枚纸币正背面均未盖有任何票号和印章，由此可以推断，此币极有可能是当时身为纸币图案设计者的李白贞自己作为样票保存下来的。基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除国家博物馆藏币外，尚未见有其他此种纸币实物。加之这枚藏币来源准确，传承有序，因此更为珍贵。

注释:
　　⑴⑵⑶⑸⑼⑿⒄李白贞:《我所参加的辛亥革命工作》，《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⑷⒃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
　　⑹邓玉麟(1885—1951年)，湖北巴东县人。1908年参加共进会。武昌起义前夕，任军政府调查部正长、常驻军务筹备员。宝善里失事时，因外出购表未在现场。
　　⑺⑻⒁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
　　⑽原载于1990年8月22日《团结报》。
　　⑾谢石钦(1880—1956)，湖北随县人。原为共进会中文书。1907年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前夕，任军政府秘书，与邢伯谦、赵师梅等人书写起义文告，制作旗帜。
　　⒀据陶德琨《有关武昌首义的若干重要史实》，《湖北文史资料》第六辑。
　　⒂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
　　⒅王紫林著，原载于《江西图书馆学刊》，1993年第2期。
　　⒆《辛亥武昌起义》，文物出版社，1986年6月。
　　⒇马传德、徐渊:《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

声明：本文作者 安跃华，刊于《中国钱币》2010年3期，“中国钱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