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使人明智”，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名言。然而，笔者以为，我们要了解和认知的历史，应该是一种前沿的、被普遍认可的真历史，是一种视野博大、内容新颖、充满鲜活特点的历史，而非是某种意识形态或理论学说教条下的机械历史。

探讨历史上的货币问题，令人爱恨交织、如痴如醉。一方面，货币作为流动性很高的商品、资产，其流通状况可以很好地反映出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面相。布罗代尔曾说：“谈到货币，我们就登上了高级的层次……无论何地，货币莫不介入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1]另一方面，在货币史分析中总是充满了不少的误解和错误。凯瑟琳-伊格尔顿等认为，以货币为写作对象极容易误入禁区。[2]

货币史研究于经济史学科而言，属于比较冷门且研究难度较高的方向之一，古代货币史研究尤其如此。实际上，中国货币史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既存在着如货币史名家彭信威所论的较为稳定的一面，即小额铜钱作为中国货币史的底色，重量、形制不仅长期较为稳定，而且流通时间维持近两千年[3]，也存在着不为人所熟知的富有变化的一面，即大额交易手段经历四次明显的更迭：从发轫于战国、贯穿秦汉的“黄金时代”，过渡到秦汉至隋唐时期的“布帛时代”，继而转变为宋代至明前期的“纸钞时代”，最后以明中叶以降、持续近500年的“白银时代”为收尾。每一次大额货币时代的交替俱与当时的市场经济发展、货币财政制度变迁、政治局势变动等因素息息相关。某些转变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影响也极为深远。本文所述的“纸钞时代”向“白银时代”的转变即是这种典型。

“纸钞时代”的兴衰

目前最新的研究逐步揭示，中国“纸钞时代”的持续时间约为11—15世纪[4]，其间经历了三次性质上的大转变，即从私人信用纸钞（私交子）转变为国家信用纸钞（宋、金、元钞），最后转变至国家纸钞（大明宝钞），而大明宝钞崩塌之后，称量银因势崛起，成为中国最核心的记账货币。

西方不少学者对中国为何会诞生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纸钞形态感到疑惑不解，同时也惊奇不已。如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就大为惊叹蒙古大汗的点金术能够化纸为钱。当代许多学者也认为，中国诞生了最早的纸钞，体现了中国经济的早熟性。但我们知道现代人们行用的信用货币——纸钞，并非源自中国古代的纸钞经验，而是对发轫于近代西方的一套金融运作体系的继承。中国古代的“纸钞时代”为何没有发展、继承下来？为何最后转向“白银时代”？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去了解中国“纸钞时代“的兴衰史及其背后含义。

（一）纸钞的诞生及演进特点

纸钞最早诞生于10世纪与11世纪之交的四川地区，当时正值北宋太宗末真宗初。由于四川地区流通铁钱，价值低贱，十分笨重，交易不便，故民间商户自发签发一种兑换券交子来代替笨拙的铁钱流通，效果不错，中国史上的私人信用纸钞应运而生。后来，私交子兑现危机不断显现，官府为了维持市场秩序，限定此地实力雄厚的16家富商联合作保主持交子的发行，民办交子进入新的阶段。这个过程说明了民间自发解决交易机制问题的能力，其背后是民间信用机制的运用以及商业经济的发展突破矛盾所致。

民办交子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如富商挪用本金投资地产带来的债务危机引发新一轮的挤兑现象，这本是市场的正常现象，但这却导致宋政府开始收缴交子的发行权，转民办为官办。就这样，交子的权属发生了变化，1026年，官交子诞生。官办交子继承了私交子的一些做法，同时进行了发行制度上的一系列创新：

1. 初期履行自由兑换现钱的原则。这个原则虽到后期逐渐被突破，但很有助于建立交子的信用基础。

2. 实行界限制度。二年或三年（甚至更长）界限不仅是为了收兑旧钞，完成纸钞的新旧更替，更重要的是它类似于一种发行预算制度，有助于限制纸钞的发行数量。

3. 严格限定区域流通范围。交子的流通只限定四川地区，处于军事要地的陕西地区后来也推行了独具特点的信用纸钞，即盐钞、见钱钞、见钱公据等。

4. 与财政的联系逐步紧密起来。北宋后期，纸钞逐渐成为不兑换纸钞，其信用则依托国家财政的收支来保证。

由于纸钞发行的这些特点，北宋的纸钞在很长时期内保持了良好的信用。

（二）纸钞流通的扩大

宋代是中国商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国家主体的记账单位和通货是贱金属铜钱。为了应对铜钱供需矛盾，宋廷有意实行一种货币分区管理体制，像北宋的四川、陕西和南宋的荆湖、两淮等地都是特殊的货币区。这里面既有军事财政供应的原因，也有与邻近政权开展某种“货币战争”的需要等因素。无论怎样，宋代多种货币形态悉数登场，体现了商业经济和货币化财政的急速发展。

南宋是纸钞行用范围逐步扩大的时期。东南会子不仅是东南地区主要的通货，而且也成为彻底的不兑换纸钞。其信用基础在于国家财政对会子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因与铜钱搭配使用，往往造成良劣币式的市场选择问题。“纸钞时代”的进一步扩大在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中得到尤为明显的体现。金朝继承了宋代纸钞的发行经验和方法，初期也执行自由兑换原则、界限制度与限定区域制度等，后期也沦为不兑换的财政型纸钞，可谓是宋代经验的翻版。但是，蒙元实践的纸钞却大大扩展了“纸钞时代”的范围和内涵，进一步发展了纸钞的各种经验。

金贞祐宝券五贯钞版 上海博物馆藏

蒙元纸钞实践的经验很早，但最重要的当属忽必烈统一中国前后对于纸钞政策的强力推行。作为一个具有很多特点的王朝，元朝的世界性帝国、重商主义、经济的包容性、对色目人的重视和军事集权专制等特性影响到其施政开展。因而蒙元的纸钞政策也改变了不少以往的传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抛弃中国传统的“子母相权”思想，执行单一的纸钞制度，且其推行力度、强度无出其右。

2. 元钞具有无限法偿地位，且没有界限制度，故很容易因财政原因扩大发行量。

3. 元钞首次在初期以银或绢作为准备金，所以元钞具备很有意思的两套货币单位体系，即贯、文的计数体系和两、钱的计重体系。据研究揭示，这两套单位体系是蒙元政府为了整合不同地区货币单位而设立的，体现了其世界性帝国的特性。

4. 元钞在发行上也有很多制度保证，如：稳定的中枢和发钞机构执行；遍及内地的行用库和平准库设置，保证了元钞兑换流通的纵深；财政上全面力推单一纸钞制度，多次出令禁止金银和铜钱的行用等。

元钞的出现和发行特点确实大大有别于宋金时期的纸钞，不可不谓是一次大胆的实践。其结果不仅造成了“纸钞时代”范围和深度的急速扩展，也预示着中国“纸钞时代”极盛期的来临。物极必反，盛衰周转，万世不变之理。元钞政策也潜伏着不少的危机：首先，制度顶层设计者很早就破坏并放弃了银绢准备金制度，使得纸钞渐成为上层搜刮民间金银财富的工具；其次，不兑换纸钞渐沦为完全性的财政货币，使得原本就管理粗放、经济多元性很强的庞大经济体无法承受纸钞贬值带来的损失，财政实物化随之相伴。最后，元钞的滥发加剧了经济的波动和衰退，使得蒙元很快陷于动荡之中。

元至元通行宝钞二贯 上海博物馆藏

（三）纸钞的衰亡

中国的“纸钞时代”在15世纪中下叶就接近消亡，这个时期恰在明代中叶（景泰至弘治时期）。为何纸钞会在一个王朝中叶就出现彻底性的崩溃局面，而不是如之前的王朝那般在王朝末期由于财政因素、纸钞滥发而败亡？且为何“纸钞时代”结束之后，中国紧接着出现了一个历时近500年的“白银时代”？

这不得不说到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朱元璋于洪武八年（1375）开始在铸钱制度外，实施纸钞制度。但朱元璋的纸钞发行具有不同以往的特点：

1. 发行仓促，没有准备金，且禁止金银用于流通，后来还禁行铜钱。

2. 抛弃了宋元以来纸钞发行的各种经验和措施，如稳定的发行机构、齐全完备的发行面额、遍及内地并执行兑换和倒换旧钞的钞库、平衡稳健且以国家财政为中心的投放回收措施等俱没有建立或实行。

3. 纸钞与财政的联系存在脱节，初期纸钞与铜钱只在商税领域实行七、三搭配回收，数额极少，但在广阔的财政领域几乎完全实行实物化和劳役化的运作模式，与纸钞无涉。明宝钞几乎完全执行财政意义上的支付功能。

不仅如此，朱元璋着力建立的其他经济制度严格限制了商业市场的开展，如：实行较为全面的实物劳役型赋役财政体制，对商业和市场运作采取压制性的立场，禁海罢航，严禁一切形式的私人海上贸易，采用高强度的基层社会控制来稳定秩序、限制流动，并多次通过血腥政治大案来营造恐怖氛围、弹压株连富民豪强阶层。学界不少人将之称为“洪武型”反市场的经济体制，并将之视为对宋元商业经济发展趋势的一次重大反转。有学者直接认为朱元璋的纸钞政策完全是政府管制市场和价格的工具。日本学者檀上宽进一步认为明初宝钞政策是南人型的朱明政权为了打破地域封闭性、压制江南地区“银”通货及统制江南经济等目的所实行的一项带有强烈政治意味的经济措施。故而，明初纸钞的政治色彩极为浓厚。虽然，永乐至宣德时期政府开展了多次的大规模救钞运动，力图增加宝钞与财政的联系，平衡宝钞的收支，重建其信用。但狭小的市场基础、脆弱的信用体制和日益贬值的现实使得宝钞很快在正统以后走向崩溃，沦为废纸。中国的“纸钞时代”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

明大明通行宝钞一贯 上海博物馆藏

“白银时代”的来临

在货币史上，“纸钞时代”牵系着“白银时代”，“白银时代”也接续着“纸钞时代”。这似乎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因果联系的印象。实则，纸钞与白银的关系有着说不清道难明的复杂情形。白银作为一种货币的运用，崛起于晚唐，显著于两宋，造极于金元，落地于明中后期。若将此演进过程理解为线性式的发展结果，会有很大的误解。因为每个阶段白银所呈现的特点未必会导致下一个结果。

北宋之前，白银还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手段，很多时候是充当替代主体货币铜钱的角色而存在，流通领域狭窄，货币关系不太明显。到了南宋，白银的作用明显增加，主要是它开始介入两个领域：

1. 某些财政领域开始显现白银的作用，如岁币交纳、榷场征收、田赋折纳、专卖品的折纳与认购等（目的是节约铜钱的使用）。

2. 货币的信用价值领域，即称提纸钞的价值，开始在“铜钱体系”中确立了它的某种价值尺度和价值储备功能。

南宋霸北街东重十二两半银锭 上海博物馆藏

到了金代，由于铜钱的不足，白银和纸钞等多种通货一道构成复合货币体系，承担着货币的各项职能，钱钞、银绢一起在北地流通。不仅如此，金后期发展而起的“银钞相权”结构为蒙元政权所继承，使得金元之际“纸钞时代”的背后闪烁着白银浓厚的身影。银钞相权结构的确立以及白银作为元钞准备金的角色，表明符号货币纸钞的价值基准彻底从铜钱转向白银，故元钞的货币单位有两套，一是贯文，二是两钱，并可以互通互换。

金承安宝货一两半银铤 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蒙元时代确实是白银发展的大时代，以致日本学者黑田明伸、上田信等认为此一阶段堪称中国第一个“白银时代”。然而，即便他们也承认，在当时白银主要是流通于跨洲际的国际贸易与蒙古贵族阶层的府库之中，社会底层还是多流通纸钞、铜钱和其他实物货币。蒙元时代，白银最重要的发展恐怕还在于其价值尺度功能得到不断的强化，称量货币单位在各个阶层留下甚为深刻的印记。此一时期不仅离15—16世纪中国社会渐成型的“白银时代”相去甚远，而且两者的前导原因实际截然不同。换言之，真正的“白银时代”之所以最终来临，且持续时间达5个世纪之久，影响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背后不仅有货币上的原因，更有体制变迁的社会大背景。

（一）白银自下而上崛起

前文讲过，明初发行的纸钞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货币秩序，而非稳定的货币制度。明初强力的货币秩序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强力执行单一的不兑换纸钞制度，几乎完全执行财政上的支付功能。

2. 全面禁止铜钱、金银的流通，力图管控地域的流动性。

3. 官方利用宝钞和全面性的实物劳役型财政运作模式控制价格，以致我们很难找到真实可靠的市场价格和货币比价。

朱元璋奠基的货币体制与“反市场”的经济制度一道严重挤压了商业和市场的运作空间，冲击了货币自身的信用体系。在此情形下，中国历代运转较为良好的两种国家货币——铜钱、纸钞俱遭到了颠覆性的信用打击。货币供给在制度上层出现了严重的失序和失范，中国的货币转型势必要发生，否则只会在紧缩与危机中循环。而且，转型的方向注定不会再在制度上层领域发生，而是向下寻求某种突破。因此，学者便注意到了中国转向“白银时代”的历程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便是“自下而上”。在政府不断强调钞法、钱法（成弘之后）的前提背景下，白银依然能够保持强烈的演进势头，确实显得颇不寻常。

白银自下而上的演进过程不仅历时很长，且支脉纷繁复杂，牵涉众多的财政改革和货币流通乱象。但总体而言，有两条线索可以作为观察的视角，即政府和市场的视角。

从政府角度看，先是政府领域的底下科层由于切身利益的损失悄然进行着折银的手法，不仅自身寻求利益的甜头，且越来越成为默认的做法。后在，在更大范围内，政府的中上科层也开始认识到变通折银的做法不仅更为有效，且更容易缓和因明初体制高额成本带来的紧张感。这背后折射出明初实物劳役型经济体制的高额运转成本，也透视出政治纸钞嵌入财政领域必然会导致的某种结果。在明代财政的银纳化过程中，白银很早就成为记账单位和重要折纳手段，这对于白银记账职能在全社会的确立具有很大的促动作用。此外，明代财政的银纳化改革有个本质性特征需要注意，即税收的各种杂项、耗费俱可以通过折银的方式嵌入折价中，使得政府可以通过推出多样化的折价来完成财政税收的增加，而不是进行结构重组。更进一步，白银持续的介入使得以白银为会计手段进行简明归并的定额化改革提供条件，这个过程强化了贡赋体系对于白银的依赖，同时也加固了贡赋体系的内在结构。

从市场角度看白银的替代可知，随着商业的恢复，基层社会首先试图在禁令中恢复流通铜钱，此时铜钱不仅价高难得，相比宝钞而言更加值得依赖，也更为便利，结果迫使政府放开钱禁。然明政府在前一个世纪（1394—1503）中，有半个世纪禁止铜钱行用，另半个世纪没有铸造一枚铜钱，使得很大程度依赖唐宋旧钱的民间市场交易出现货币不足的问题。政府的无为使得民间自发通过私铸、析分好钱来弥补货币的不足，导致挑拣、私铸之风交错而起，最后私铸泛滥成灾，无法收拾，铜钱的价值最低跌至6000值银1两。良劣币竞择的游戏中，当劣币驱逐良币（私钱驱逐好钱）达到一定临界点，结果可能是另一种良币开始驱逐劣币（白银替代铜钱）。白银成为最后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白银很早就成为基准计价体系，至于其大规模走向前台流通，确实与钱钞信用体制的坍塌极为相关。

白银自下而上的历程表明，当制度上层未能提供一种有效货币时，民间确实会存在自发解决交易机制问题的能力。然而，我们要随时随刻注意，中国货币史上最有成效的两种政府发行货币何以会陷入一败涂地的境地。

（二）中国的白银饥渴症与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中国社会早在海外白银流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开启了“白银时代”的重要转向，这一点在当下一直为许多人误解。人们认果为因，多半是只看到了现象未看到本质。

这里我们需要明白的问题是，中国为何会患上白银饥渴症？如果大家熟悉了前文的逻辑，便会寻找到答案。抛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稳步发展因素外，从货币角度看，原因大体有二：

1. 明初经济体制对于商业市场的压制过甚，一旦压制的堤坝被突破，市场反弹的力量就如洪荒之力难以阻挡。据研究显示，海外银流入中国前的国内经济似乎面临着严重紧缩的问题，一般商品与劳务的价格远远低于宋元以来的水平，达到了近世以来的最低谷。

2. 宝钞体制带给国家的重要影响是：社会上下自始至终没有一种稳定的通货可以依赖。当政府与市场同时通过曲折的方式寻求到了稳定通货白银，其对于白银的贪婪和需求自非一般力量可以阻挡。

不少学者估计，在当时世界产银的两个中心地区中，日本银的60%—70%左右、美洲银的30%—40%左右俱流向了中国，也即世界白银产量近1/3—1/2都流入了中国。如果这组数字略显夸张的话，我们可以用另一组数字来替代理解：综合目前的研究，从1550年至1650年，将近有3亿两的白银流向了中国，中国的货币存量借此增加了5—6倍。不仅如此，白银加速流向中国的态势持续了超过2个半世纪之久。有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是世界白银最后的沉淀地。无论是从数据来看，还是从现实角度看，中国确实患上了某种程度的白银饥渴症。

（三）“白银时代”的后遗症

“白银时代”的来临对中国晚近以来的社会影响尤巨，可谓奠定了中国近500年货币格局的基调。自下而上崛起、且又主要源自海外的称量形态白银成为中国多数地区的主要通货。不仅如此，白银也深深地影响并改变着国家的财政运作模式。

如何认识“白银时代”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呢？之前有一些常见的看法，十分强调白银的积极意义，如：白银的货币化十分有益于晚明以来商业经济的发展，极大促进了全国性市场的整合；一条鞭法前后的财政折银化改革奠定了中国近代财政的基础，建立了中国的白银财政体制；白银沟通着中国与世界市场的联系，使得中国一直融入并参与全球化的进程；等等。这些看法不乏道理，然只是问题的一面。我们需要从更长的时段辩证地看待“白银时代”留下的诸种问题。本人以为，中国转向“白银时代”带来了许多的后遗症，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币制方面。从货币理论角度看，无论是从货币内在演变脉络还是就一国之货币制度而言，称量形态的白银都属于一种较为原始的“落后”货币。货币史的一般演进规律表明，从称量形态的货币演进至国家铸币形态，不仅是货币信用关系和均质性内涵的发展，也是政府与市场发生某种规范关系的见证。故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史俱存在这样的内在变迁过程，中国早期的货币史也一再出现过这样的变化。就此而言，中国的“白银时代”相较于“纸钞时代”“铜钱时代”，似乎是一种币制上的倒退。从货币职能的角度看，这种倒退表现在：白银更像是一种商品，具有不太严格的通约性，价值尺度容易失衡，且易变得多元化。就流通手段而言，称量形态的白银因成色、重量不一，需要假以繁杂的鉴定过程和中介结构，结果带来的是交易成本的极大提高。白银价高贵重，极易成为储藏货币，引发市场货币量的不足。从清偿债务的信用支付手段看，由于白银价值昂贵、鉴定复杂，且政府不承担白银的制度管理义务，政府和私人更认可白银现货，故白银一直迟迟难以衍生出信用性质的兑换券和金融工具，迟滞中国货币信用的发展。

2. 货币利权方面。白银自下而上崛起，其主导权主要为民间社会的中间势力阶层所操持。政府除了能利用其财政政策影响白银的分配流向外，对于白银的铸币税、均质性规定与有效管理几乎完全丧失。这对一个拥有庞大市场体系的近世国家而言，实则有难以想象的问题。在市场上，中间阶层因掌控白银的主导权而日益坐大，且寄生性的金融机构专门从事称量形态银与制钱的复杂兑换，成为中国特色的银行组织。于政府而言，因白银主导权的下移，不仅制钱的币值容易受市场银价波动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家缺失对白银的管理义务和相应的制度代价，使得铸币税缺乏的政府更容易走向大肆从民间社会劫取白银，而毋须承担维护流通秩序的职责，容易加剧官民的矛盾。

3. 货币来源方面。由于本国银矿之不足，使得流入的海外银主要支撑着明清以来的白银交易。这使得中国市场上的货币流转极易受来自国际银矿量增减的影响。无论是否存有争议，17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经济萧条与19世纪中叶白银的大量外流或多或少暗含着这个问题。

4. 黄金流失方面。由于中国主要以白银作为通货使用，且黄金的价格在国内一直低于国外，使得中外之间以白银套取黄金的贸易长期存在。自明清时期开始，尤其是到了近代，黄金大量外流的情形日益加剧。黄金储备的不足，使得近代中国迟迟难以从落后的银两本位转向金本位，经济层面备受冲击。

[1]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515页。
　　[2] 参见凯瑟琳-伊格尔顿等：《钱的历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页。
　　[4] 晚清民国时期，民间也有大量的私钱票、兑换券等流通票据的衍生，但不构成新的“纸钞时代”了。

声明：本文撰文邱永志，转载自：“上海博物馆”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