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北伐胜利后，甘肃造币厂曾铸造了一枚银币予以纪念，这就是“民国十七年甘肃造孙中山像壹圆”。此币正面为孙中山肖像，币上缘钤“中华民国十七年”。背面为青天白日徽，上钤“甘肃省造”，左右为面值“壹圆”，下刻满文。该币重量尺寸与标准与“袁大头”相同，成色为88%。

与其他孙像币不同的是，此币的孙中山形象面容憔悴，已显病容，采用的是中山先生最后的肖像。

北伐胜利，甘肃为何要铸币庆祝？又为何是铸造了此币？要想探究明白，只有拂去岁月的尘埃，才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牵扯出一段被人淡忘的历史往事——“国民军入甘”。

1924年（民国十三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将贿选的曹锟赶下台，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局，后因张作霖反对，改为共商国是。当时中山先生为其诚意所打动，也为了整个国家民众的命运，抱病前往，却于不久后的1925年3月病逝于北京。

当时冯玉祥虽被迫与张作霖的奉系妥协，组成了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但冯玉祥却将其所部改称为“国民军”，脱离了北洋军系。

恰巧不久后的1925年7月，原任甘肃督军的陆洪涛中风偏瘫，其向北洋政府辞职。此时正值冯玉祥急欲扩张势力，而段祺瑞执政府，也想将其排挤出京，遂任命他为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督办。同年9月，冯玉祥任命刘郁芬为国民军入甘总指挥，代行甘肃军务督办职务，开始千里大远征。

当时甘肃各地分别由八个镇守使割据，主要有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宁夏镇守使马鸿宾、凉州镇守使马廷勷等，八镇汉回各占四镇。

眼见刘郁芬即将入甘，兰州却发生了兵变。陆洪涛的手下李长清自任师长，并欲迎请陇东镇守使张兆钾赴省主政。闻变后，刘郁芬迅速进入兰州，并设计将李长清铲除。刘郁芬看似兵不血刃地控制了甘肃的局面，但这反而使原本四分五裂的甘军团结了起来。

1926年1月，冯玉祥因命令部下枪杀了段祺瑞的亲信、也是收复外蒙古的功臣徐树铮（得而复失的外蒙古），在奉、直两系的逼迫下，被迫通电下野。随之国民军与实际把持北京政权的奉系关系恶化，大战一触即发。

该年4月下旬，直鲁奉联军与国民军展开南口大战，为牵扯国民军的力量，威胁其后方，吴佩孚任命张兆钾和孔繁锦为正、副司令，组织“甘肃讨逆联军”，并分别许以甘肃督办和省长，令其进攻甘肃的国民军。

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首先发难，逾越六盘山，向西推进。他利用兰州兵力空虚之机，欲对之进行偷袭，打响了进攻国民军的第一枪。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也率部北上，旋即割据各镇的军阀纷纷起兵反对国民军，甘肃军阀黄德贵、宋有才也分别从阿干镇、狄道向兰州进攻，形成了对兰州东、南两面的合围。东、南四路大军矛头均指向此，兰州危在旦夕。

当时甘肃境内国民军兵力单薄，只有一个师的兵力。万般无奈的刘郁芬，只得派兵主动出击，得手后赶紧回撤兰州城外死守。刘郁芬一面苦苦支撑，和对方开始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对峙，一面发急电向绥远请求援兵。冯玉祥下野后，原本驻扎在京津、热河一线的国民军逐步败退至绥远、包头等地，而且大部分兵力已投入到了雁北之战，战事吃紧，但甘肃对国民军至关重要，立即派兵驰援。

6月下旬，国民军各路援军抵甘，刘郁芬立即对甘军发起了反击并将其击溃。兰州危机解除后，刘郁芬整顿队伍，乘胜追击，一举消灭陇东、陇南的割据势力。8月18日，国民军攻破天水，孔繁锦仅带少数亲信逃跑。因见大势已去，遂解甲归田。

随后，张兆钾、宋有才、黄得贵等部也被逐次消灭，北洋军阀在甘肃的势力大部分被消灭。不久国民军在南口战败，多亏稳定了甘肃的局势，使其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根据地，让败退下来的部队能够撤向甘肃。但此时后撤的部队军心涣散，纪律松弛，“简直成了土崩瓦解的局面”。雪上加霜的是国民军的杨虎城部在西安也被围已达八个月之久，亟待解救。

国民军从南口败退后，包括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多次电请冯玉祥回国，挽救危局。危难中冯玉祥回国整理旧部，并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明确地提出了“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

因为在两个月前的1926年（民国十五年）7月9日，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成立了国民革命军，已从广东起兵，开始了“北伐”。9月16日，冯玉祥到达绥远五原，召集旧部，成立了国民军联军并自任联军总司令。国民军在五原城内举行了誓师授旗典礼，进行了易旗仪式，将五色旗更换为青天白日旗，接受国民党国民政府的领导。

在现场他发表了回国宣言，回顾了自己走过的道路，他说过去对革命没有明确的认识，而现在有了办法。“我现在所努力的，是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

冯玉祥当场宣布：为表明国民军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并郑重地向全国发出誓师宣言，决心出师北伐。

其实在下野期间，冯玉祥就派代表到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接洽，商讨国民军入党及共同革命的计划。达成协议：“冯玉祥统帅所部国民军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行。国民政府对于国民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一律待遇。”

随即，冯玉祥率部出师甘、陕，配合、策应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10月，甘军残部又联合了15000人，打着“陕甘讨赤联军”的旗号，反攻甘肃，再次被国民军击败。

至此，北洋时期的甘军基本上都被消灭，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时也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割据称雄的回族军阀唯恐被歼灭，主动接受改编，甘肃全境统一。

11月，国民军接着解除了西安之围。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国民军的根据地，使陕西与甘肃和绥远连成一片，使整个西北的形势彻底改观。五原会师，冯玉祥在中国的大西北举起了武装讨逆的火炬，对于从广东开始的北伐战争，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和策应。

当吴佩孚主力正在直隶进攻国民军时，北伐的国民革命军趁湖北兵力薄弱之机，迅速直驱武汉，并将沿线吴佩孚部的守军击溃。待吴佩孚打败国民军，再调兵南下，抵达汉口时，早已全线溃退，军心动摇。吴佩孚被迫率残部北逃，北伐军乘胜追击，吴的部队基本被消灭。“北伐”顺利地打开了局面。

1927年5月1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东出潼关加入“北伐”行列，与武汉军会师郑州，开封。随后进入豫东与直鲁军作战，取得了两次兰考战役的胜利，并肃清了河南境内吴佩孚的残余势力。

1928年4月，“二次北伐”期间，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再次参加并和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会师石家庄。随着张宗昌的北逃、孙传芳的下野，张、孙残部向国民革命军投降。退出山海关外的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6月8日，国民革命军开进了北京，“北伐”至此宣布成功。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东北易帜，宣布效忠南京中央政府，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北伐胜利后，当时国民政府正积极筹划铸造以孙中山肖像为图案的新国币来取代“袁大头”。

冯玉祥对中山先生十分崇敬，早在1924年孙中山刚提出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欲进行“北伐”时，冯玉祥就积极支持拥护，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五原会师易帜。但冯玉祥并未见过孙中山，中山先生到达北京时，他已离京出任西北边防督办，他常以未见到中山先生为憾事。

冯玉祥此时作为国民党要员已掌握了甘肃造币厂，遂捷足先登铸造了“民国十七年甘肃造孙中山像壹圆”银币，向中山先生表达崇敬之情，此币也成了这一历史情缘的真实记录。

一直以来，史学家们对这段历史不太重视，近些年对其研究的史料才渐多。“国民军入甘”其实意义重大，它产生了一系列积极的影响。因它建立的根据地，才使南口失利的国民军够稳住阵脚，东山再起。也才会有随后的“五原誓师”，国民军正式加入了“北伐”的行列。

随着国民军东征和南征的胜利，不仅统一了全省，还把陕甘绥连成了一片，巩固扩大了根据地，为国民军出师“北伐”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后方基地。

在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刚开始进军之际，国民军在北方宣布加入，首先在战略上牵制了敌人，是对“北伐”有力的支持和配合。随后又直接参与，更是对北洋军阀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给其以致命的打击。

国民军策应、参与“北伐”，既鼓舞了革命阵营的士气，也分化和动摇了敌人阵营，对“北伐”胜利的贡献卓著。但这一切都得益于“国民军入甘”后建立的根据地，为其奠定的坚实基础。

广东是“北伐”的革命根据地，早被史学界公认；甘肃同样是“北伐”的根据地，也被人们重新认知。各自依托广东、甘肃两个革命根据地作战，这是取得北伐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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