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主要行用的货币是半两钱和五铢钱。半两钱包括榆荚半两、四铢半两、八铢半两等，五铢钱又可分为郡国五铢、赤仄五铢、钟官五铢等类型。

货币在西汉社会经济中发挥作用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官员的俸禄、士兵的军饷、城市的繁荣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货币。根据《汉书 食货志》记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汉代的货币产量如此巨大，因此必然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技术支持，提供这种技术支撑的正是块范法铸钱。用这种方法铸钱首先需要制作钱币的正面范和背面范，然后在两范之间的空腔内浇铸青铜液铸出钱币。

石范

石范铸钱是在西汉初年使用较多的一种块范铸钱技术，它的主要优点就是制作成本低，能够反复使用，但是标准化程度也比较低。石范能够在西汉早期大量使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经过秦末战争的破坏，经济凋敝，政府没有能力铸造钱币，于是实行允许民间铸币的政策；再加之当时币制多变，石范可以随意改刻，利用效率高，所以被大量用于民间铸钱。

石范铸钱首先需要选择制作石范的材料，根据现在发现的半两钱石范检测，当时一般选用滑石制作石范。制作石范之前，首先要将滑石加工成有一定长、宽和厚度的石料，然后再在石材上设计并刻画出钱模的造型，最后选用合适的工具铣刻出阴文钱模和浇道。一般使用这种方法制作钱币的正面石范，背面范则使用陶范。这样做是因为如果正面范和背面范都使用石范制作，由于石头的透气性差，会很大地影响钱币的成品率。石质面范和陶质背范制作完成后，将它们捆绑在一起，然后在浇道口的位置浇铸熔化的青铜液，就可以得到成型的钱币。此时的钱币由于浇道的存在呈现出钱树的形状，需要将钱币一枚枚取下并进行打磨。

在现代考古发掘中，还曾经出土过为数不少的双面石范，即石范的两面都刻有钱文，比如1987年山东兖州就曾发现过两面都有大泉五十钱文的双面石范。这充分体现了石范铸钱节省成本，灵活方便的特点，既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改刻钱文，又可以双面利用，特别适用于民间私铸货币。

铜范

西汉早期的石范铸钱虽然钱范的生产成本较低，只需要刻制石范就可以进行货币生产，但是标准化程度也比较低，所以适合对钱币标准化程度要求不高的民间铸钱。随着西汉政权的稳固，政府必然着手进一步规范钱币的形制，铜范铸钱则更适用于这一要求。

要想得到铸钱的铜范首先需要刻制一块阴文的石质祖范，然后用祖范翻制出阳文的陶质模具，然后再用陶质模具浇铸出阴文的青铜钱范。因为一批青铜钱范都是来自一块祖范，所以上面的钱币能够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同时为了保证浇铸时候的透气性，所以一般情况下钱币的正面使用铜范，背面使用陶范，也就是说一般在用铜范铸钱的时候是将一块上面有钱币正面图案的阴文铜范和一块上面有钱币背面图案的阴文陶范合在一起，然后浇铸青铜液。但在使用铜范铸钱的时候，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用于铸钱的铜范表面必须进行碳化处理，阻止铜液与铜范直接接触，否则铜范与铜液发生合金化，是铸不出钱币的。

陶范

陶范铸钱是应用最普遍的铸钱工艺。这种方法的重点是制作铸钱的陶范，为了保证陶范的一致性，一般是用铜质的阳文模具压制出阴文的陶范，然后扣合陶背范和陶正面范，浇铸青铜液。陶范铸钱的关键是铸钱前需要对陶范进行焙烧，这样可以使泥料中的气体挥发掉，使浇铸时陶范不再产生大量的气体，这样可以保证金属液的充分流动，避免产生气孔和浇铸缺陷。

在考古发现的汉代陶范上，发掘者还经常能够看到各种铭文。比如“官一”、“官二”、“巧一”、“巧二”。有这种铭文的陶范一般是在汉武帝时期，这些铭文应当是当时铸钱机构的名称和编号，“官”应当是当时主管铸钱的上林三官中的“钟官”钱丞，“巧”应当是当时的“技巧”钱丞。到了汉武帝之后的昭帝、宣帝时期，陶范上开始出现了记载年号的铭文了，比如“元凤”、“元康”等年号。

在块范铸钱技术的支撑下，西汉时期生产了大量的货币，这些货币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交易的媒介，促进了西汉的繁荣。但由于铸造货币有利可图，所以中央政府和诸侯国在货币生产领域也曾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在西汉初年，刘邦分封了大量同姓的诸侯王，其中以齐国、吴国势力最大。这些诸侯国利用境内丰富的资源，曾长期大量生产货币，积累了与中央对抗的实力，以致导致了后来文景时期七国之乱的爆发。汉武帝当政后，逐步取消了诸侯国铸币的权利，将全国货币的生产集中到长安城附近的上林苑，由上林三官统一管理生产，并且建造了规模巨大的国家造币厂。

现在在陕西省户县的兆伦铸钱遗址，还能够经常发现当年铸钱的陶范，历经两千余年我们仍然能够依稀感受到当年铸币的盛况。虽然西汉的半两钱和五铢钱早已不再发挥货币的职能了，但它们仍然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载体，通过了解它们的生产工艺，我们不仅可以窥见当年的货币生产，而且有助于更全面的了解钱币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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