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清末的改革，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洋务运动”内忧外患下的“洋务运动”，或者是“戊戌变法”荒腔走板的“戊戌变法”。其实清朝末年还有第三次的改革--“清末新政”，尽管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民国时期称其为“遮羞变法”。但它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前两次。它从1901年至1911年，历经十年，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巧合的是，它的兴起、转折以及结束在当时铸造的银币--“龙洋”上也都有所记录和体现。

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逃亡西安还惊魂未定的慈禧，为逃避列强追究其排外运动的责任，博取洋人的欢心，急忙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罪己诏》，并宣布要进行改革，推行新政。

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采纳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的改革方案和主张。内容涉及官制、军事、法制、教育、经济、财政和货币改革。

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在清廷的授意下，以天津为基地推行北洋新政。但推行新政需要有资金，因此他首先想到的是铸钱。而此时铸造钱币的北洋机械局东局，已于1900年7月被八国联军摧毁。于是1902年，他在河北西窑洼（现天津大悲禅院）重新开办了北洋银元局，专事造币。先制造铜圆，次年又开始造银币，铸了“北洋造光绪元宝29年”。

该币正面中间钤汉满文“光绪元宝”，外围上下分别钤“北洋造”及面值，两侧为圆点星；背面外围上下分别钤英文年号及地名，左右为圆点星间隔，中间为蟠龙，俗称“北洋龙”。其与之前的北洋龙相比，明显消瘦了许多。

这或许也是当时清廷心态的反映。改革官制是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机构和人员作了一些调整和削减，其中包括“裁冗衙”、“裁吏役”、“停捐纳”。也想精兵简政，所以采取了这些“瘦身”措施，在军事方面，编练“新军”是新政的主要内容。清政府对此投入了巨大财力，花了大力气。设立了练兵处，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大臣，令各省筹建武备学堂；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全国共设“新军”36镇。

“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是新政教育的重要举措。清政府先是命令各省将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州改为中学堂、各县改为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后又公布推广学堂办法，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学校制度。还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并先后派出了总监督赴东洋和欧洲，统一管理留学生工作。1905年9月2日，更是下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使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

新政的法律从1903年起，《奖励公司章程》、《商人通则》、《公司律》等先后出台。特别是影响深远的《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出台，承认了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使财产权从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转变为个人为本位。极大的促进了经营的积极性。中国法律的现代化由此起步，几经反复，至清灭亡，虽未完全完成，但基本框架在清末新政时期已奠定。

清末新政，成效最显著的还是经济。1902年的上谕强调：“农工商业，为富强之根本，自应及时振兴。”现代化工业也开始由官方倡导，多省设立工艺局或劝工局，用招股办法开办股份制企业，官办企业和民办企业并举。出现了良好的势头，电气化企业开始起步，铁路建设发展迅速，工矿企业迎来高峰。

其实，北洋银元局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实例。它既是袁世凯创建北洋实业的第一家企业，也为发展北洋实业奠定了资金基础。对工商业的复苏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清末新政改革过程中，1905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日俄战争中，已经实行立宪的日本打败沙皇俄国，清廷上下认为这是立宪战胜了专制。在立宪派和部分官员的建议下，清廷于该年7月，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后，认为“立宪可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 1906年9月1日便发布诏书，宣布“仿行宪政”，将政治体制改革置于核心地位，作为新政的突破口。

五大臣出国考察前途经天津，还参观了造币总厂。在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中，也专门提到出国时对伦敦造币局、费城造币局的考察，还比较了英美的异同，并与中国的造币实际进行了联系。

为何对此如此重视？其实从实行新政开始，清政府就在想方设法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要加强掌控军权和财权。预备立宪后尤甚，先是设立陆军部，由它统领全国的陆军。后又设立度支部，控制地方的收支，宣布只有中央才拥有对外借款及铸造、发行货币权。宪政改革越往前推行中央政府集中的权力越大。

早在两年前的1903年，清廷颁布了《京师设立银钱总厂》谕，要求户部在京师成立总厂，认真整顿银币。后因靠近水源及开平煤矿的缘故，将开办地改为天津。1905年在天津大经路（今中山路）竣工开机。次年户部撤改为度支部，厂名因此改称“度支部造币总厂”。翌年开始制造银圆，但因币制未定而未能正式发行。直到1908年才正式发行了俗称“造总”的“壹圆”型、“两角”型、“一角”型银币三种。这也是光绪年间，唯一以中央政府名义正式发行的银币。

该币正面是满、汉文“光绪元宝”，外围上钤“造币总厂”，下钤记重面值“库平七钱二分”，左右分钤圆点星；背面中间钤蟠龙图，外围钤汉文“光绪年造”下钤英文，汉译“大清帝国银币”。该蟠龙也称之为“大清龙”，但该龙图案僵硬、呆板，严肃有余，活力不足。看似威严却给人以“色厉内荏”之感。这同样是当时其心态的真实反应。

“预备立宪”一旦启动，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自然激发了国内立宪派的民主热情，这已经不以清政府的意志为转移。1906年9月1日，仿行立宪上谕一颁布，国内立宪派闻风而动，咨议局和资政院相继开办后，他们更是充分利用这一政治平台，推动立宪运动，还发起了三次全国性速开国会请愿活动。

但清廷所谓的“行宪”，只是加强皇权的幌子。1908年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依然规定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只是把“附臣民权利义务”作为宪法的附录。到1911年成立的“责任内阁”时，十三名成员中，满人占了八人，皇族就占了五人，成了皇族内阁。名为立宪，实则专制。宪政改革的欺骗性暴露无遗。引起了各阶层民众，特别是立宪派的不满。对清政府产生了二心，开始另谋出路，甚至和革命党人暗通款曲。

新政的政治改革走入了死胡同，经济改革也变得举步为艰，币制改革更是命途多舛。

经过多年的争吵和反复，1910年清政府终于颁布了《币制则例》，规定大清国币单位定名曰“圆”，“圆两之争”告一段落。造币总厂制作了纪年为“宣统年造”的标准新国币，试制若干但没有发行。“宣统三年”又设计了“长须龙”、“短须龙”、“大尾龙”一系列样式，最后确定发行流通者为俗称“曲须龙”的“宣三”。面值有一元、五角、二角、一角4种。

该币正面钤“大清银币”外围上钤满文币名，下为纪年“宣统三年”，左右分钤花饰；背面中间钤蟠龙及面值，底部边钤英文一元。该蟠龙设计十分讲究，神龙见首也见尾，神态气韵俱佳，如飞龙在天，无疑寄托了清朝统治者的期望。

但此时清政府在铁路国有政策上，却犯了 “只讲经济，不讲政治”的严重错误。在宣布将铁路收归国有之后，没有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过于与民争利。以至于引发“保路运动”“保路运动” ——压垮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继而辛亥革命爆发。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两江总督告急，申请钱款支援，清廷急忙将5月才开始制造，原定年底正式发行的“宣三”银币拨付。精心策划多年，终成正果的第一枚大清国币，就在这种情况下仓促面世，接着又随着清王朝的灭亡，退出了历史舞台。

到天津时，我曾特意到造币总厂探访，却发现早已物是人非。偌大的厂区已几乎被破坏殆尽，只留有带“造币总厂”牌匾的门楼。站在马路的对面望去，门楼显得孤单落寞，让人难以想象它当年的辉煌。门楼内开有四家小店，分别卖着鲜花、服装、蛋糕和地瓜，让人觉得滑稽。恍如周星驰的电影，荒诞地穿越了时空的无厘头。这倒有些像“清末新政”，想种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

清廷实行清末新政的本意是想挽救清王朝的统治，但却事与愿违。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悖论。不改革，它无以图存，改革必然触及其自身的利益，既想改革，又不想触及利益，这已成了死循环。再者，新政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清政府却是个封建专制政权，由它来推行的新政，必然要突破它的限制，对其反噬。于是新政培养的知识分子和新式军人，就一同成为了清王朝的掘墓人。这一结局，是推行新政改革的清朝统治者未曾料到的历史宿命。

本文原作者为弘毅夫，转载自“铸在钱币上的历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