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每日都吸引了大量公众到场，此前被称为“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1646年张献忠兵败，沿途获得的金银也随之沉入岷江江底，直到2017年才“浮出水面”，其中，在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过程中，发现了一根较完整的木鞘，周边散布着银锭，木鞘内部也装着多个银锭，证实了清代文献和当地人关于张献忠的“木鞘藏银” 、“木槽夹银”传说。

那么，为什么这些银锭要装在木鞘中呢？这些银锭，出土时间就装在一根木鞘里面，发现的时候，不仅一枚枚银锭器形完好无损，而且木鞘也比较完整。在清代中，就有记载着张献忠用木鞘藏银，转移财宝的文献典籍，这次江口沉银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准确性。

木鞘的做法,就是把一根完整的木头剖成两半，把中间掏空，把银子装进去,再用铁或者铜片箍紧。现有人认为，木鞘装银主要是为了方便运输。将银锭装入木鞘中，两人一抬就可以起运，很方便。尤其是对张献忠这样的农民起义军来讲，是很实用的。其实通过仔细查阅梳理考证文献，这种说法并不全面。

“木鞘藏银” 、“木槽夹银”，并不是张献忠开创的，更不是他所独有的做法。这种解银运输方式与明代中后期“赋税征银”的征收程序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古代，因银两价值巨大，老百姓多用散碎的小银块缴纳赋税， 当地政府需要将这些小银块集中起来再铸成大块银锭上缴中央。

但因为这些小银块在成色等方面不一致，为弥补不足，加强管理，明中期之后，政府的“赋税征银”慢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具有制度性的征收流程，大致包括秤兑、收柜、辨色、倾煎和装鞘等程序。

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各地解京的银两逐渐增多，为明确责任，嘉靖八年（1529），根据户部尚书李瓒提议，令各州府县，对于以后解京的银两，“务将成锭起解，并记年月及官吏、工匠名”（《明世宗实录》卷九八），上解的银锭一般为大腚。

万历四年（1576），巡视太仓银库给事李盛春等奏报河南布政使司鲍承荫侵克解银，为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防止地方法官员侵吞解银，朝廷于是命令各省都将解银铸成五十两一锭并用鞘装上缴。

朝廷非常重视解银的运输，万历十年（1582），再次重申，“州县起解银两，每锭皆凿官吏及银匠姓名”（《明神宗实录》卷一二五）。所以，我们现今能见到的这一时期及其以后的起解银锭都凿有铭文，内容多为铸造地点、来源、用途、重量、官员及工匠姓名等，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稽核审查。重量皆为五十两一锭。

这些赋税银锭铸造完成后，地方官员首先要将它们封好造册，登记数目。银锭分为两种，一种是存留部分，经管库员审核登记后放入库中储藏；另一种是赋税中起解部分，则需装鞘输解入京。具体做法是，“每鞘二十锭，每锭五十两，以合一千两之数。此从来解纳旧规，亦备在鞘册可查也”（明人马从聘：《兰台奏疏》卷一《查参解官疏》，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银鞘以木条制成，再以铁皮裹匝成坚厚的封条，据说共有四条， 押运官手握二条，州县官手握二条，目的是防止起解中差役作弊偷盗（明人吕坤：《实政录》卷四《敛解边饷》）。一般银鞘由地方吏役、富家大户负责押解，有时也会安排贫苦乡民押解。

虽然装载银锭的银鞘制作坚固，耐摩耐用，但因受利益驱使，还是屡有侵盗赋税银两事件的发生，而且一般多是起解官员们监守自盗。例如，山东解银官周成文侵盗解运漕银案件。这批漕银每锭都比规定的重出三钱五六分，一鞘二十锭，每鞘就多重七两左右。为了这区区每鞘七两纹银，周成文就将其中一锭剪切掉七两，变成四十三两一锭，每鞘中的银锭就是“十九大锭、一小锭”。

用“木鞘藏银”的方式运输解饷银锭，一直沿用到清。如，《清史稿•食货志二》，“凡起解饷银，布政使亲同解官兑封押字，令库官钤印，当堂装鞘，发结兵牌。”《儒林外史》第三四回，“只听得门外骡铃乱响，来了一起银鞘……那解官督率着脚夫将银鞘搬入店内。”清人黄六鸿《福惠全书·莅任·禀帖赘说》，“江浙银鞘，接踵报至。”清人李渔《奈何天·焚券》，“且喜银子俱已上鞘，夫马俱已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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