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收藏好钱币，仅仅靠喜欢、了解一枚钱币是远远不够的，而更需要的是了解与这枚钱币有关的一段历史，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更好得了理解其中更深层的含义。戊戌变法是晚清时期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近日弘毅夫通过微信公众号“铸在钱币上的历史”以《荒腔走板的“戊戌变法”》，详细介绍了这一时期的钱币与历史。以下为原文：

从汇泉湾沿山势向北蜿蜒上行，在小鱼山下有一处静谧的院落，坐落着一幢中西合璧的德式别墅。入门处是整齐的石阶，两侧有宽敞大气的回廊，屋顶由红瓦铺就，墙体呈现着明亮的黄色；西方的建筑风格和中国的古典传统在这里得到了有机地结合，也反映出屋主人中西融合的人生阅历。夕阳的余晖掠过小鱼山照在这座别墅小楼上，更是给它镀上了一层迷幻的金光。

这是位于青岛福山支路5号的“康有为故居”。这里的景色也确如他对青岛地描述，“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康有为的一生和青岛有着不解之缘。因青岛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在青岛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

1897年11月14日，德国因巨野教案，出兵强占了胶州湾（青岛），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俄国占了旅顺大连，法国占了广州湾，英国强租了威海卫，引发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指出形势迫在眉睫，再不变法将国亡民危。这已是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后终被光绪帝接见，让其全面筹划变法，拉开了变法的序幕。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事诏》,宣布变法，新政从此开始。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所以史称“戊戌变法”。变法期间，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光绪帝先后发布了上百道变法诏书和谕令，除旧布新。

在政治上，重用维新人士，参与新政；精简机构，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创办报刊，允许报纸“指陈利弊”； 开放言路，准许士民上书言事。在文化教育上，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各省会和郡城也相应地开办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在军事上，改用西洋军事训练，编练新军。裁汰绿营，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需支。在经济上，强调以“工商立国，富国养民”。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还组织商会，改革财政。

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来挽救民族危机。它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这些变法措施也得到了一些地方督抚的共鸣和响应。甲午战争失败后，作风保守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受到极大的触动，表现出了开明务实的态度，对变法维新深表赞同。他多次上折清廷，成了变法图强的最大宣传者和鼓动者。在他看来须“仿照西洋新法，整顿中国旧法”，而“急益见诸实施者，以铁路、矿务为最紧要。”

他的变法图强措施也体现在银币的铸造上。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7年）正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就以“制钱不敷周转，洋元行销形成利权外溢···”等理由，参照户部议复御史陈其璋的《奏请鼓铸银圆折》中“沿江沿海各省自行仿办”议案，在江宁西水关云台闸南岸回龙街购地44亩，筹设了“江南铸造银圆制钱总局”，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8年1月17日）正式开铸银元。

江南局最早铸造的，就是备受藏家青睐俗称“老江南”的银币，币面虽无纪年，但实为戊戌年所造。同年也铸造了有干支纪年的“江南戊戌”。刘坤一还积极推行工业现代化政策，支持江南制造局自行炼钢、提议开采煤矿及自行兴办铁路。倡议包括军队、教育的现代化改革。

最积极参与变法的是湖南巡抚陈宝箴。《马关条约》签订后，他上疏时局利弊得失，奏请力行新政，并提出了兴事、练兵、筹款三策以挽救危机。

他也被康有为称为有为之人，因此变法前梁启超、谭嗣同等康党门人云集湖南。创立了南学会、时务学堂，谭嗣同等刊行《湘学报》、《湘报》，使湖南风气大开。他自己也以“变法开新”为己任，推行新政。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陈宝箴以“湖省钱少，赈给碎银诸多窒碍”，“来自外省究不若本省自铸之较为便利”为由，奏请试制小银角。当时自粤局取得小型印花机一台并由粤局代刻币模，在城内开办，此乃湖南设局造币之始。存世为数不多的以“戊戌”及“己亥”纪年的一角型银毫，即此处所造。该机器制造局与其他造币厂不同，属官商合营非兵工厂性质。

他不仅设立了铸币局、管钱局，也设立了矿务局。还先后兴办了电信、轮船及制造公司。变法期间，湖南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还保举了“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参与新政，奏请调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总理新政。湖南的变法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但清廷中央的变法在具体实施中，开始就跑调了，接下来更是荒腔走板。

改革本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让社会各界有一个适应的阶段。但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激进主张，操之过急。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就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业者近万人，又没有安排出路，造成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

新政的出台也是不分轻重缓急。一百多天的时间，颁发了一百多道上谕。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甚至于连修理街道等琐事都涉及了。每一措施都重要，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结果连变法者自己都弄不清了，执行落实根本无从谈起。

维新派还有些让今天的民众更难以接受的荒唐想法。谭嗣同在谈及改革经费的筹措时认为，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无利于中国”，不如卖掉“供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康有为也有将西藏、新疆等地卖给列强的想法，认为“可得善价供新政用”。

甚至连“合邦”这样的亡国之策，维新派也能接受。变法期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先是向康有为建议，聘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为顾问，并付以事权。接着又和伊藤博文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康有为竟都认同，并授意变法派官员上书光绪皇帝。

成立“制度局”是康有为提出的变法核心。开“制度局”是虽无政变之名，却有政变之实。借变法之名，架空中央和地方现行的行政体制。制度局流产后，康有为改头换面，又鼓动光绪开“懋勤殿”，结果也是以流产告终。康有为鬼迷心窍地推行“合邦”，也是幻想借外力挤进权力核心。维新已经滑向了权利斗争的深渊。

当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让他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康有为等维新派把一场变法，彻底弄成了一场权斗。“戊戌变法”期间激进的改革措施，已触动了王公贵族的既得利益，变法者“另起炉灶”和“挟洋自重”的做法，更是威胁了慈禧的权力。已让他们不能容忍变法运动继续开展。 袁世凯的告密，则彻底地激怒了慈禧。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史家称之为“百日维新”。 随后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和各地新式学堂被保留外，其余主要新政措施均被废止。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湖南等地的变法措施也被波及。陈宝箴更是以“滥保匪人”被罢黜。后又被慈禧追加“赐死”。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廷以“治理币制混乱”的名义，下令除粤、鄂、江南、北洋四局以外全国各局（厂）一律停造银元。湖南机械局的铸币也随即停铸，这和陈宝箴的被解职也不无关系。

戊戌政变之后，群臣缄默，唯刘坤一挺身力言或瞒天过海，想方设法保护维新以来的许多成就。他的江南造币厂也在清廷的币制整顿，造币厂大幅裁撤的背景下，保留了下来。

人们提起“戊戌变法”的失败，多将其归咎于慈禧等“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和阻挠。其实与“洋务运动”时期截然不同，内忧外患下的“洋务运动”经过甲午之败后，已经没有什么所谓强烈反对的“顽固派”。求变已是戊戌年朝野内外一致的共识。

戊戌年这个时间点上，本是清廷发愤图强的一次好时机。当时袁世凯、刘坤一等，都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改革意见。而最具人望的莫过于翁同龢和张之洞。但可惜的是，张之洞的入京计划被沙市教案搅黄，翁同龢则被罢免回籍。

历史的选择就这样落到了康有为的身上。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后又阅读了大量的西方书籍，他吸收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但光绪迷恋康有为主要原因，还是他的言论说到了光绪的心里。他在奏折中暗示光绪名为亲政，实际上朝政却把持在慈禧手里，引发了光绪的强烈共鸣。

所以最终光绪选择康有为来领导变法，进而康有为把变法引向了权斗。戊戌变法最后的结局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光绪被赶出养心殿后，先被软禁在慈宁宫左边的偏房，后迁禁瀛台。到北京，我本想到实地探访，但瀛台在中南海中，我只能到慈宁宫的偏房一看。赶到故宫时，只因晚了几分钟已停止售票，未能入园参观。院外吊车长臂上的工人，正机械地粉刷着本就肃穆的红墙，使之显得更加威严，给人以压迫感。面对高墙门楼冷漠的拒绝，甚至都没有抱怨的底气，也只能望之兴叹。遥想当年，光绪在城中只怕感叹更深。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经香港逃亡到日本。1917年他第一次来青岛，就喜欢上了青岛。1923年，他买下了德占时期总督副官官邸，也就是今天的 “康有为故居”。 1927年3月31日，病逝于青岛，时年69岁。

多年来，人们对戊戌变法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对保守派责任的追究与道德声讨上，而较少地对变法派本身的政治行为与决策上的失误进行反省。戊戌变法的初衷虽好，但手段过于急切，领导者受限于时代眼光不足，整个变法脱离实际而且缺少各种力量的支撑，其失败不足为奇。这场运动可以称之为中国奋发图强的先行者，但也仅限于先行者。

但康有为却为自己赢得了盛誉,甚至被称之为“圣人”,这应拜维新派的宣传所赐。维新派很善于进行舆论宣传，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加之因“戊戌六君子”的牺牲，更使康有为获得人们道义上的同情。

定居青岛后的康有为志得意满，对他的青岛别墅更是情有独钟，写诗赞曰：“截海为塘山作堤，茂林峻岭树为荠；庄严旧日节楼在，以落吾家可隐栖。”其实就如同黄昏中他的故居一样，在“日薄西山”的晚清，康有为被那个时代镀上了虚幻的“圣人”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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