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民国时期钱荒 袁世凯展一连串救市妙招

http://www.shouxi.com 2018-03-12 09:27 首席收藏网 发表评论

袁世凯(资料图)

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许是世界上最为糟糕的一种资本主义。当没有规则的“市场”失灵、没有规则的“市长”缺位后,一场“钱荒”汹涌而来,信用的堤坝彻底崩溃,流动性泡沫纷纷破灭。刚当上疆臣领袖的袁世凯该如何应对?

一场大规模的“钱荒”,席卷了京津地区。因为货币供应严重不足,京津地区的主币,使用的是所谓的“银钱票”——钱庄在没有准备金基础上任意出具的票据;而辅币,则大量使用竹片、洋铁皮和纸条,以供找补。市场一片混乱,“商旅闻之而裹足,百物闻之而腾涌。究其流极,外埠货物停发,票号汇兑不通。”

1902年,43岁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继李鸿章之后的“疆臣领袖”。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要面对的首要敌人,已不是扛着梭标大刀的义和团,也不是扛着毛瑟枪的八国联军,而是“钱荒”。

畸形的“手”

这场“钱荒”,直接起因是义和团-八国联军大动乱。在这场动乱中,义和团、政府军、八国联军等多个武装集团,在京津地区进行了拉锯般的屠杀、破坏、劫掠。战后,仅八国联军所劫走的现银就高达1000余万两。火上浇油的是,为在动乱中自保,实力比较雄厚的外资银行和山西票号,收回了2000万两左右的放贷后,不再放出。

动乱之外,外贸“出超”也是个重要的原因。从1861年天津开埠以来,直隶地区的外贸在经过了20多年的缓慢发展之后,于19世纪末终于开始提速,1899年比1865年增加了5倍。1900~1901年,虽然爆发了惨烈动乱,贸易额有所下降,但战后迅速得以恢复。与此同时,1901年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通车,欧亚铁路网联为一体。天津一方面迅速摆脱作为上海港的附庸身份,成为东北亚的重要港口;但是,中国、尤其华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并没有改变,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反而加剧了外贸“出超”。此后,天津港年均外流白银多在400万~800万两之间,有的年份甚至高达上千万两。

袁世凯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痛苦地表示:“天津为通商口岸,南北冲衢,向赖外埠商货辐辏,灌输出入流转,虽若贸易繁盛,而实非银钱积聚之区。其无形之中,早晚隐伏空虚之患”。在他执掌直隶的第一年(1902年),“中国盖进口货共值关平银80,181,683两,而出口货只值17,839,063两。”

银根如此之紧缩,政局阴晴不定,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终于起作用了。只不过,在这个畸形的局面下,市场那只手也是畸形的——“银钱帖”泛滥。

所谓“银钱帖”,类似如今的“本票”,一般由钱庄所发行。其中,以制钱为本位的,叫“钱帖”,以银为本位的,叫“银帖”。“银钱帖”的发行,远在宋代就开始了,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便于流通,解决银两、制钱等金属货币携带不便的问题,并在金属货币供给不足的时候,发挥“准货币”的功能。

“银钱帖”的泛滥,是大清国混乱的金融货币体制的冰山一角。当时的货币制度,实行的是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所谓银,还有银两与银元之分。相对而言,传统的银两更为混乱,无论是形状、成色及关键的平码都千差万别,如同迷宫;而银元因为批量铸造,虽然相对规范性要好些,但其花色也相当繁多。至于铜钱,则因为铜价不断攀升,铸造成本过高,导致市面上的“制钱”流通量日渐减少,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创收,便推出了所谓的“铜元”——铜币上标注了币值,但那币值远远高于铸币所需的铜的价值,这在晚清剩余的10年内,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又一导火线(参阅本报4月22、29日历史版《铸币机上的宪政》)。

在大清特色的粗放的金融体系和法律体系下,发行“银钱帖”的准备金,并无强制要求,完全靠发行者自行掌握。钱庄为牟利往往超额发行,这就常常造成票据的贬值。贬值后的票据,在兑换现银时要打折扣,这就造成了“贴水”。所谓“贴水”,是指远期收益(价位、汇率、利率等)低于即期收益,反之则是“升水”。袁世凯所遭遇的这场“钱荒”,史称“贴水风潮”。

钱庄滥发票据,除了血管里没有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之外,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一种中国特色的“非常规”应对。

天津华资所开的钱庄,大多数的资本金不足1万两(约相当于如今200万元人民币),最多只能算是小型企业,而他们的竞争对手,除了国有大银行,如大清银行、交通银行等之外,还有不少外资银行,如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华俄道胜银行等。两相比较,钱庄毫无优势,不惜竭泽而渔也就成了不少从业者的选择。

天津钱庄超额滥发的票据,在1900~1901年的大动乱前,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当拳匪尚未肇乱以前,约计各华钱行所开钱票有2000万两之多。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年,增至3000 万两。”短短两年,票据发行猛增50%,中国商人竭泽而渔、没有底线的特性再度充分表现。因为没有确切的天津市场存银的数据,后人难以核对票据总额与现银的差额,但3000万两的数额,已经与当年从日本人手里赎回辽东半岛的赎金额相等。

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许是世界上最为糟糕的一种资本主义。战乱之下,本就羸弱的监管机制彻底失灵。“市场”的失控与“市长”的缺位相互激荡,一场“钱荒”便随着“兵荒”汹涌而来,信用的堤坝彻底崩溃,流动性泡沫纷纷破灭。

袁世凯救市

在多方因素的推动下,尤其是政府监管的缺位下,天津钱庄滥发“银钱帖”已经成为经济毒瘤。

袁世凯在1903年5月1日给中央的紧急报告中,描述道:“承平时,(天津)业钱行者仅百余家,自经庚子之变,地面久未归还,官吏无从过问。于是奸商恃无限制,乘便逐利,作伪售欺,一时钱业骤增,几及三百家之多。”国难当头,本就形同虚设的监管更是无影无踪,终于令天津也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奸商”们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

当时的天津,已经到了只要是个公司,就能出具“钱银贴”的地步,“金融”成为全社会门槛最低的产业。在正规钱庄发行的票据急剧增多的同时,“有若许小钱铺皆开钱票,过于原本”,更有人“冒充银号开写银元票,乘隙荒闭,各商吃亏甚巨”。货币信用体系彻底糜烂,终于成为袁世凯所痛斥的“买空卖空之市面”。

袁世凯深知,博傻游戏之下,“岌岌不可终日”,只要击鼓传花的鼓声停下来,定时炸弹就立即引爆,那时被殃及的,绝不仅仅是怀抱炸弹的人,或许还将搭上整个天津、乃至直隶的维稳大局,当然,还包括袁世凯这位刚刚成为“疆臣领袖”的政治新星的前途。

市场几乎崩溃,各界都十分清楚,以投机获利的“贴水”,是这场危机的罪魁。袁世凯在写给中央的报告说:“自臣接收天津之后,中外远近各商,咸纷纷以禁止‘贴水’为请。”

袁世凯的第一个救市动作,就是增加流动性,先稳定住几家主要的金融机构。他设立“平市官钱局”,筹集现银100 万,以月息5厘(0.5%)借给重要的钱商,以资周转。与之前动辄高达30%的“贴水”相比,这是个相当低廉的利率。

随后,袁世凯在1903年1月下令,严禁“贴水”。作为金融票据的“钱银帖”,必须与现钱、现银等值使用。如此一来,票据的信用迅速上升,但那些已经将“贴水”作为主要收益、甚至唯一收益的钱商,彻底断了财路,相继倒闭。后人因此指责袁世凯的救市用药太猛,导致危机扩大,而这正是其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迅速淘汰了一批“无本之商”,市场参与者开始变得相对纯净,袁世凯随即注意,一些真正的钱商,也受到了池鱼之殃。袁世凯坦承:“殷实钱商与若辈(无本之商)交易往来者,亦或受其拖累。”因此,他放缓了力度,一方面宣布“旧欠推缓”(放缓清理之前的三角债的步伐),另一方面则严格票据管理,规定只有拿到特别执照的钱商才能出具票据;而更为关键的,是他计划继续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据各钱商环请拨借官款以资接济”,给金融业输血。

但是,此时的天津财政,空空如也,袁世凯向中央发出了求援报告。他说,之前地方财政已经给天津市面注资“现银不下百万两”,但是“积困之后,空虚已甚,区区之数仍属不敷。”

袁世凯的求援理由,一是哭穷,天津财政空虚,且暂时难以从资本市场上获得融资;二是维稳,将救市与维稳的大局挂钩,而这是大清国中央最为关心也是最为担心的,一旦涉及维稳,只能算政治账,而不能算经济账。

中央核心犹豫了很多天,袁世凯的报告是5月1日提交的,光绪皇帝过了11天(5月12日)才批转“户部速议具奏。”

户部倒是雷厉风行,3天后(5月15日)就递交了一封长长的报告,核心内容也是哭穷。

户部计算,进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月29日之后),从正月到三月底,中央财政当期实收218万余两,当期开支309万余两,又耗去了部分存银,库存银下降到478万余两,而应付未付的工程款有200多万两,如果将这些应付未付的款项都减除,实际库存白银只有200余万两。

户部因此理直气壮地说:“部库所存只有此数,支左则右绌,顾此则失彼,实属莫可如何。”

户部认为,袁世凯要求中央财政拨款救市,绝无可能,“现在京师银根亦甚短绌,业由臣部电知各省关应解京饷迅速筹解现银,毋得汇兑,以实京师,岂有转将部库存储无多、待用方亟之款,空其所有拨付天津之理。”

户部甚至警告说,袁世凯也不可指望兄弟省份来协助天津救市,因为要筹集庚子赔款,各省已经累计欠缴京饷270多万两,“纷纷告匮,屡见奏章,是其无力协助天津。”

户部最后将皮球踢回了天津,建议说,天津的事情应该在天津本地、依靠天津人自己解决,“就地筹款接济”。

商人“出血”

光绪皇帝没有任何表态,只是将户部的报告批转袁世凯,而这就是表态:别指望中央了。

5月26日,袁世凯将户部报告抄送给天津商务公所的所有成员,这是一种十分明确的压力,商人们必须为救市“出血”。

6月5日,袁世凯发文,任命了一批商人负责筹款自救的工作。他在发给天津商务会所的札文中说:“天津市面,情形异常绌滞,非得本地富绅招集股本,辅以官款,开设银行,不足取信于人。”

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天津商人同意筹集100万两,袁世凯则同意官方对等筹集100万两。商人们要求,这件工作“任大责重,似须选择殷富为之领袖,方与招款放款交有裨益。”袁世凯因此任命杨俊元担任“银行总董”,石元士、卞熠光、王文郁、李铭堪担任董事。

同日,袁世凯也批复了天津商务公所宁世福等关于挽救市面的大纲。这是一连串的救市动作:

发行新式的机器铸造铜元,严禁制钱铜元离开天津境内及私炉销毁,要求各级地方官严查。最终,袁世凯向市场投放了10元面值的铜元1000多万枚,用公权力强行建立的准备金。铜元的流行与坚挺(但是这种坚挺没有能够维持多久),拉低了物价,“衣食各物,均皆价廉”,对主要使用小额货币的普通百姓大有裨益,因此,仅天津一地,“合津街市无不遵章周流铜元”。而使用大额货币白银的商家,也没吃亏,商贸的顺畅及物价的稳定,令他们获得了更大的“维稳红利”。

银票、钱票银票、钱票则选择“上中等殷实钱商数十家”开据,其他机构一律不准再出具金融票据。6月11日,袁世凯批复天津商务公所提交的40家钱商名册,明确宣布只有这40家可以出具金融票据,“除此40家外,非由该公所议允,禀明遵照盖戳章程,不准擅自出票,违者严究不贷。”同时,第一批耗资4万两白银铸造的铜元到位,要求各钱庄前往铜元局兑换,尽快进入市场流通。

至于商人们提出的裁减征收税负的关卡、免除海巡等,则责成天津海关道与税务司共同商议。多管齐下后,“钱荒”危机终于渡过。袁世凯于6月15日向中央报告说,各项救市措施“粗有端倪,市面渐就安稳”。

“钱荒”解决了,但是,袁世凯并没有轻松多久。这个总是要走极端的帝国,随即又开始进入下一轮危机——“钱涝”。

新式铸币机大批量生产出来的铜元,因为有着高达63%以上的铸币利润,而成为财政的新的增长点,全国各地方政府都纷纷上马铸币项目,终于达到了16亿枚的年产能,4亿中国人人均40枚。连老外们都惊叹:“中国人要举其所食五谷,倾其所穿衣物,尽其所居房舍乃至所生子女,都拿来换铜以赶制货币吗?”

仅袁世凯的直隶银元局,从1902年到1907年的4年多时间内,铸造的各种铜元,足足有6亿8000万枚;而梁启超统计,1904~1908年,全国共铸造了124亿2667万枚铜元。铜元不久后就开始大幅贬值,最高跌幅达到了80%,再度引发物价飞涨,受害最深的就是使用铜元为主的草根阶层。

从“钱荒”到“钱涝”,无论是“市场”还是“市长”,最为缺乏的都是“技术”层面的规则建设。但是,当一些人还在努力修补着这艘破旧航船时,另一些人已经不耐烦了,他们要在茫茫大海上破釜沉舟。(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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