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中国从殷商末期起，就有了被压迫阶级群起反抗的端倪，直到晚清，数千年中，大大小小，此起彼伏的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几乎没有停止过。农民大起义稍有规模的，时间持久的，为了昭示存在，宣扬理念，支持军饷，都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铸造自己的明片——钱币。然而有了钱，并不一定都能立足脚跟，取得政权；取得政权也不一定能够巩固政权，这就是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使然……而透过起义军钱币的铸造、流通、毁灭及遗存，或可窥视朝代更替所引发的生产关系的调整，以及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农民起义军铸币，反映了图存、发展、壮大的客观需要

可以说，起义军需要生存，就需要铸钱。遗存于今，是历史的传承；湮没于尘，是历史的不幸；偶然的再现，是历史的必然。

打家劫舍与铸钱筹饷都是解决生存的需要。从草寇而进化为起义军是有觉悟分子（军队中的军师——政委）疏导的结果。农民起义军得到群众拥护的程度，直接决定和影响着起义军队伍的生死存亡。隋末李密领导的瓦岗寨起义实际是，占山为王。以“杨广无道，天下共讨”为口号。但正义的旗帜，难以完全掩盖自我野心和欲望，虽建魏国，年号永平，但终显短暂，难逃覆灭。用货币名称表达政治主张是发展壮大的需要。

各类通宝，各自表达了不同时代的政治诉求。如，年号“应运”，带有唯心主义色彩，而“应感”则是借助上天支持的期盼。“龙凤”没有离开历代帝王的造神理念，而“天佑”，同样把自身的艰苦努力，放在护佑于天的无奈地位。借助上天之名，而不直接表述政治理念，实为策略需要。

农民起义军铸钱的一般特征

1、精粗不一，因陋就简

农民起义军一般没有巩固的根据地，缺乏较成熟的铸钱技术力量。为取得初步信誉和宣传政治主张，初期铸币往往大于折挡的一般标准，通常为纪念性或少数将领持有的标记性。清末浙江金钱会赵起所铸金钱义记，见有多版，精粗不一。而且材质多泛，青红混杂。这一定与游走多方，就地取材有关。元末陈友谅所铸大义通宝铸工粗泛，铜质不精。太平天国小钱早期所铸天国，直径仅20毫米，厚度1毫米，重量不足2克。

2、折当失准，自成体系

以元末张士诚铸币为例。同元顺帝至正铸钱分析。存在既相似又相别的不协调性。至正通宝小平钱一般直径23-24毫米，而几乎同时的天佑通宝小平钱直径均在25毫米以上。背五天佑40毫米以上，比背五的至正通宝大1-2毫米。或为争得群众喜闻乐见而所为。同样的现象，闯王和大西王所铸永昌通宝和大顺通宝也比末期崇祯通宝大1-2毫米，而且厚度一般在1.5毫米以上。所见义军铸钱，比较成熟或成体系的，首推元末各路义军铸币，其次清末太平天国。

农民起义军铸币数量和质量由其规模和势力所决定

凡持续时间长，活动范围广，影响力巨大的铸币量较多，类别较全，文字统一，形制规范。太平天国铸币趋于正规化、系列化、标准化，则是因为其占领长江以南大半个中国，持续了六年之久。之所以尚未发现北宋末年起义军铸币，最直接的社会原因是北宋历朝铸币甚丰。从宋太宗起，每年铸钱80万贯，到宋神宗时，则达506万贯。流通量过大，几乎失去了再铸新钱的客观可能性。而元末、明末起义军铸币数量不多，遗存更少，大概缘于没有取得相对巩固的政权。

起义军铸币存世量，受其政治主张及与后继政权对立的程度所制约。农民起义军铸币的遗存，受制于毁灭性、利用性和兼容性。带有其自身政治性质所决定的命运的特殊性。

而其与当时对立政权的不可调和性，又严重制约了铸币（名片）存世的容忍性和容纳性。政治性质对立严重的，往往深恶痛绝，清除流毒，销毁殆尽。所以太平天国铸币铸量虽然稍多，但集中销毁比例过大，存世量较少。

“农民起义往往被封建地主豪强利用，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贵族豪强掠夺起义军斗争成果后的铸币，往往带有部分继承性的色彩。因为他们往往要利用前期的政治纲领和政治口号，吸引一部或大部群众的心理诉求和良好愿望，以维持夺取政权初创时期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其实，宋代钱币中有许多年号难对应，形制不同类的铸币疑品，也不是没有起义军铸币的可能性。(北泉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