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钱币像西夏历史一样，一直引发历代学者的探究兴趣。但西夏钱币存世罕见，直至本世纪第二个十年，西夏钱币在宁夏等地的大量出土，才逐渐为世人揭开了尘封千年的西夏钱币的整体面貌。“番国宝钱”、“乾祐元宝篆书钱”是其中最重要的两枚钱币，笔者有幸参与了考证与定名。

番国宝钱新版式

西夏(1038-1227)位于我国西北边陲，全盛时期疆域万里，控制着河西走廊、敦煌地区等重要的关隘和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核心之地就在宁夏，定都兴庆府，即今日的银川。西夏享国190年，其立国时间相当于中国的两宋时期，前期与北宋、辽三足鼎立，后期与金、南宋成掎角之势，最后亡于日益崛起的蒙古汗国。但是由于历史上对边远地区的偏见，西夏国历史并没有列入正史，在二十四史中仅作为“传”附在宋、辽、金的后面，使得西夏王国尘封在历史的记忆中几近7个世纪。

番国宝钱及其拓片

西夏文字又称“番书”，是古西夏国的法定文字，数百年来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清代兴起金石学和考证热潮之后，人们才开始重新重视西夏文字。乾嘉学派学者张澍在嘉庆九年发现了著名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该碑立于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正文为西夏文，背面为汉文，可以比对参照。不久后，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挑到一些文字不识的“梵字钱”。他将其与《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上的文字进行了对比，发现这些钱其实是西夏文钱币，同时出土的西夏钱币还有汉钱。其实“梵字钱”早在南宋洪遵著《泉志》中就对其有所收录，一直不为人所知，一朝重见天日，西夏钱币也开始跻身于中国历代古泉之中。

建国以后，西夏钱币不断有新的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宁夏、甘肃、内蒙、陕西、黑龙江、辽宁、吉林等省区都有出土，甚至远至湖南和广西。不过西夏钱币的存世量仍然只占出土的很小一部分。

旧谱载西夏文钱币有五种，分别为“福圣宝钱”、“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与“贞观宝钱”。前四种西夏文钱由罗福苌先生在1914年《西夏国书略说》中著录并准确译释。贞观宝钱发现最晚，1937年方由古泉家赵权之发现并定名，披露于中国泉币学社会刊《泉币》杂志1940年第3期。贞观宝钱存世罕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枚，为戴葆庭《珍泉集拓》书中原品。在之后的七十余年中，虽然西夏钱币窖藏在宁夏、甘肃、内蒙、陕西等地多有发现，但一直没有新的西夏文钱币的发现。

近几年，西夏钱币在宁夏等地的大量出土，为世人揭开了尘封千年的西夏钱币的整体面貌。其中最重要的两枚钱币，笔者有幸参与了考证与定名，并携至中国钱币学会进行了鉴定，得到学术界和收藏界的认可，由此我与西夏钱币结下不解之缘。

番国宝钱

宁夏新发现的西夏文钱，四字，旋读，小平钱。西夏早年，在李元昊的倡导下，党项人开始着力改革，废汉姓、汉发、汉服，恢复其民族原有的风俗和文化，西夏的主要民族自称番族、番人，西夏国自称番国，语言自称番文。第六种西夏文钱币“番国宝钱”的出现，正是这一历史情境在钱币中的反映，也在文献中有所反映。

史金波先生指出：“西夏也有时候称为‘番国’。番(有时写作蕃)是西夏主体民族的族称，音弥。”从目前已知的出土文献看，“番国”作为一个词汇出现过多次。其一，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第四卷“山之名义”条出现了“番国”两次；“冬夏降雪”条中出现一次。其二，西夏文佛经《等持集品》的题款出现“番国长平皇帝”一次。其三，俄藏西夏文《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护封衬纸残片出现一次。其四，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十八“他国买卖门”条出现一次：“往随他国买卖者，……已归，来至番国时，当引导于局分出，于彼视之，核校种种物成色数目，当敛之。

从货币史角度看，“番国宝钱”是西夏的国号钱。在西夏建国前，五代十国诸政权早有年号、国号钱并铸之惯例。国号钱中，有南唐之“大齐通宝”、“唐国通宝”，后汉之“汉元通宝”、后周之“周元通宝”等。北宋伊始太祖仿五代之例，铸“宋元通宝”。仁宗于宝元二年至皇祐末年(1039-1053)铸皇宋通宝，此数者均为国号钱。西夏钱受到五代与宋之影响颇深，铸造国号钱是合理的。

2015年，番国宝钱又发现了一个新版，文字版式与前者不同，但文字风格相似，确信应出自同一人手笔。从现存这几枚番国宝钱的铸造工艺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文字斧劈刀凿的感觉比较强，应该是在木质等软质材料的祖钱上刀刻所致，因此怀疑同西夏广为流行的木质雕版印制、木质活字印刷的流行有关。

其次，地章上钱肉高低不平，铸造工艺比福圣宝钱、大安宝钱更为粗率，可能是西夏的早期制品。之前最早的西夏钱是福圣宝钱，“福圣承道”是西夏毅宗李谅祚的年号，共计四年。李谅祚是李元昊之幼子。但此时福圣宝钱制作已经比较规范。而番国宝钱铸造的精度、工艺水平均不及福圣宝钱，说明其铸造年代更早。考虑到李元昊刚立国时百废待兴，其国策推行积极的“去汉化”趋势，而且立国之初，西夏人虽然已经有了高超的印刷技术和金属冶炼技术，但没有铸币经验，西夏钱监的铸造工艺比较低是合理的，这也是番国宝钱铸造比较原始的原因。那么，番国宝钱很可能是李元昊时期铸造的开国国号钱。

史载元昊重臣野利仁荣同李元昊一起创制了西夏文钱，如果这一国号钱确为李元昊时期的开国钱，那么此钱币很可能是野利仁荣所书，如果再一进步结合两宋时期广为流行的“御书钱”传统，那么此枚钱币也可能是李元昊所御书。在历史的长河中天马行空，是不是很激动呢!

篆书乾祐元宝

2012年初，宁夏同还发现了一枚篆书“乾祐元宝”。在前人著录的西夏钱币中，汉文“乾祐元宝”仅见楷书与行书，未见篆书。篆书“乾祐元宝”为罕见的新材料，是继篆书“光定元宝”后发现的第二种西夏篆书汉文钱。

篆书文钱是西夏钱币中发现较晚的品种，一发现就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在1984年9月贺兰山滚钟口发现西夏钱币窖藏中，宁夏考古所牛达生先生拣选出一枚篆书“光定元宝”，为西夏篆书文钱的首次发现，并作为重要资料载入1985年《中国考古学年鉴》。近年来，随着宁夏同心等地西夏钱币窖藏的大量发现，篆书光定元宝的发现有所增加。

从钱文书法分析，篆书“乾祐元宝”的钱文受到宋钱影响极深。第二字“祐”书法明显仿自北宋景祐、嘉祐、元祐钱之“祐”字，玉箸篆风格明显。第三字“元”风格同徽宗朝“宣和元宝”之第三字“元”非常接近。“宝”字也系仿自徽宗朝“宣和元宝”、“政和通宝”之宝文。

如果将篆书“乾祐元宝”与篆书“光定元宝”钱文相比，也有自己的特色。篆书“光定元宝”的“元”字最后一笔接郭，周折更明显，而前者“元”字则更端庄;篆书“光定元宝”第四字宝盖头为“方冠”，而篆书“乾祐元宝”“宝”字明显为“圆冠”。这两种写法在宋钱中均常见。二者钱文均一气呵成，书法造诣极高，代表了西夏后期文化达到的高度。

篆书“乾祐元宝”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校验了西夏仁宗朝繁荣的文化和开放的态度。西夏刚立国之时，废汉字、汉服，创立西夏文字，旨在恢复党项族原有的民族性。但到了西夏仁宗朝，重文偃武和崇儒尊孔的汉化倾向愈演愈烈。仁宗李仁孝在位五十四年，乾祐(1170-1193)是其第四个年号，共计二十四年。仁宗在位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战事松弛，是西夏统治的盛世。仁宗重视教育，建立学校，推行科举，推崇儒学，建立翰林学士院，其统治时期是西夏文化最辉煌的时期。

其次，有助于重审西夏钱币之“对钱”制度。西夏“对钱”制度深受时代的影响。牛达生先生指出，篆书光定元宝的新发现，“告诉我们西夏钱尚存‘对钱’遗风，滚钟口西夏汉文‘乾祐元宝’行真对钱，‘光定元宝’篆真对钱的发现，确实丰富了西夏钱币的内涵。进一步说明了宋代的典章制度对西夏典章制度的深刻影响。”

随着近年新资料的发现，西夏“对钱”制度愈发清晰起来。西夏对钱制度虽然源于北宋，但有更深层的发展。已知西夏对钱制度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为西夏文与汉文对钱，即所谓“番汉”对钱。可见“大安宝钱”与“大安元宝”、“乾祐宝钱”与“乾祐元宝”、“天庆宝钱”与“天庆元宝”三种。第二种为“五体”对钱，即真、行、草、篆、隶五种书体，其中，“大安宝钱”为行、草对钱，“元德通宝”为真、隶对钱，“乾祐元宝”为真、行、篆对钱，“光定元宝”为真、篆对钱，这五种书体，在宋钱中都可找到对应，甚至“元德通宝”隶书本身即为北宋“太平通宝”改范钱。其中仅乾祐元宝为“三体”对钱，系对北宋“淳化元宝”之真、行、草三体对钱的继承。

从钱币制作水平看，这枚篆书“乾祐宝钱”制作极其精整，在目前已知西夏钱币中并无此类风格的钱币，其铸造精度已经接近或超过徽宗钱币中的精美品种，颠覆了以往认为西夏钱铸造较粗率的观点。由此可推断这枚钱币是乾祐时期颁布的未能大量鼓铸的试样。(朱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