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年间，诞生了诸多钱币收藏大家，蒋寿銈便是其中之一。蒋寿銈收藏钱币先后达四十余年，所藏珍品众多，并极其讲究配套收藏，如湖南银饼一套、光绪户部一套等等皆收藏在其囊下。然而，其为人却低调谦卑，和蔼热情，而且极为看重对后辈的培养。

蒋寿銈，字伯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一个贫寒家庭。光绪三十二年(1906)考入苏州教会学校读书，宣统元年(1909)考入苏州邮局任拣信生，后在徐州、南京、重庆、杭州等地邮局工作，1954年退休。殁于1965年7月，终年七十一岁。他收藏钱币的时间先后达四十余年。

1920年蒋伯壎先生在南京邮局任支局长时，开始收藏钱币和邮票。为了收藏钱币和邮票的方便，他改名为蒋伯壎，从此，蒋伯壎之名闻名于钱币界。1927年先生调四川重庆邮局任帐务主管。地处蜀地，他集到较多具有蜀地特色的钱币，如“大蜀通宝”、两宋铁钱等等。

1932年蒋伯壎先生由重庆调杭州，任浙江省邮局储汇股股长，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时期是先生结交钱币界最为广泛，收藏亦是最丰盛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参加日本东亚货币学会，并和国内钱币界著名人士丁福保、罗伯昭、张絅伯、陈仁涛、王荫嘉、张叔训、郑家相、汪齐斧、戴葆庭、马定祥、董弢庵、王守谦等人都有交往，特别是苏州的王荫嘉，二人既是同乡，又是亲戚，交往更密。

先生在交往中的诚恳热情和谦虚，获得大家的好评。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也从不抱怨他人。而是严于责己。1935年他花四百大洋购得一品“国宝金匮”，后来发现是赝品，夫人得悉有些责怪：“四百元买来是假的，看你怎么办？”蒋伯壎却笑呵呵地说：“不怪人家，是自己的眼力不好，吃不准”。

先生藏钱非常讲究配套，就银币而言，光绪银元(户部)自五分、一钱、二钱、五钱、壹两五枚齐全；湖南省大清银饼自壹钱、贰钱、叁钱、肆钱、伍钱、陆钱、柒钱、捌钱、玖钱、壹两拾枚齐全。藏品中有不少是罕见珍品。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州沦陷，蒋伯壎先生随浙江省邮局撤离杭州去金华、丽水两地，他除随带少量珍品外，把全部金银币和绝大部分铜币埋藏于杭州桃花弄故居地下。

胜利后回杭州旧居，发现全部金银币和大明宝钞二百文等洪武铜钞板三块被窃，对这件事他非常痛心。幸运的是三块大明宝钞洪武铜钞板在杭州的一位商贩处发现两块，他不惜重金又买了回来，对这二块大明宝钞铜钞板失而复得他极为高兴，拓印了不少赠与友好，以资志念。

抗日战争时期，先生在金华和丽水，而当时的不少钱币学家在沦陷区，与他们交往和通信很困难，但他仍想方设法参加1940年在沦陷区上海成立的中国泉币学社，热情赞助和支持该学社创办的《泉币》杂志，他给郑家相的信中说：“弟墊居浙东孤陋寡闻，尊编<泉币》与我同好见面，体裁均臻上乘，远胜《货币》，希望同人戮力以赴，使勿中断。弟虽驽质，敢不全力以赴之”(详见《泉币》第四期)。

当时他在丽水，信中称浙东，其实是浙南。丽水与清末浙南农民金钱会起义的平阳、瑞安两县相近，他于是广集金钱会“义记金钱”，背“天”、“地”、“离”字诸品“义记金钱”均为先生所首得，分饷于其他钱币界人士不少。蒋伯壎先生对各种钱币刊物也是不遗余力地广为购买，日本东亚货币学会的刊物《货币》先后出版数十卷(每卷十二期)，他卷卷齐全，一位日本钱币收藏家来访问时，见到后大吃一惊，赞叹地说：“《货币》第一卷在日本已经很难见到，可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了！”。

三十年代初中期，英文版《科学杂志》刊登法国邬德华著中国当十铜元，连载数十期，先生订购齐全。先生还重视各种钱币拓本的收集积累，集有各类钱币拓本一万余张，从现已见到的拓本看，其中有不少是王荫嘉所摹的。

对年青一代钱币爱好者，先生非常关怀，著力培养。1933年蒋伯壎先生在杭州结识了一位年仅十五岁中学生钱币爱好者郑德涵，他耐心向小辈讲解钱币知识，打开自己的保险柜将珍品拿出来让郑德涵欣赏，还把自己的藏品金错刀、两甾、大历等钱币和各种不同的两宋铁钱二百余品赠送给郑德涵，还荐举郑德涵参加中国泉币学社。

为了报答先生的关怀，1936年郑德涵得到一枚“缩水淳化”送给先生，他兴志勃勃地说：“‘缩水淳化’，现在连罗伯昭还没有呢！”。这枚“缩水淳化”风风雨雨，在蒋伯壎先生身边二十余秋，当他把全部古钱藏品献给国家的时候，唯独把“缩水淳化”留下，把它送还郑德涵。郑德涵重有这枚“缩水淳化”非常憾慨，由此可见先生的为人。

1941年先生写给王荫嘉的信中就提出：“弟志在提倡，不求并吞六合，苟使一人成王，大家散伙，亦复有何意味”(见《泉币》第九期)。1963年先生把全部古钱献给上海博物馆，把《泉币》一至三十二期全部献给浙江博物馆，以自己的创举来实现他的誓愿。1965年先生去世，其子女蒋桂林、蒋康乐、蒋康宁继承父亲的遗志，将父亲收藏的自清代至民国和革命根据地的纸币三千余张也全部献给了国家。(金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