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民国时期，钱币收藏大家辈出，如张叔驯、罗伯昭、陈仁涛、孙鼎、沈子槎等都声望颇高，家底殷实，其收藏的钱币放诸今日，早已是众人追逐的标杆藏品。但是对于出身穷苦的人，能成为收藏大家的屈指可数，而戴葆庭便是其中之一，他出身草根，历经坎坷，涉足泉界之后，更是创造了众多传奇事迹，足载入泉界史册。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钱币界先后在江浙、京津、辽东、四川等地掀起集藏、研究热潮，但多规模较小，且持续时间较短。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成立的中国泉币学社以其大规模、时间长、活动规范、人员阵容强大，成为最具权威的泉币研究社团。泉社诞生了一批钱币收藏大家，其中最有影响力者数戴葆庭，有“南戴(葆庭)北骆(泽民)”之称。

一般来说，称得上收藏家的家底自然是不会少，民国钱币收藏家中张叔驯、罗伯昭、陈仁涛、孙鼎、沈子槎等都是资本家或实业家，像戴葆庭这样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谈得上收藏家的寥若晨星。但正是草根出身、伙计经历，他靠着自己勤奋好学、自强不息，造就了一身“识钱”的本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泉币界因他的涉足，随着其时上海滩诞生的无数传奇而永载泉币学的史册。

早期收藏经历

戴葆庭，字足斋，浙江绍兴兰亭人，以精鉴定而闻名于钱币界。在戴志强追忆父亲的文章中，提到戴葆庭“11岁便到米店当起了伙计”。俗话说穷人孩子早当家，“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旧时很多的成功者，都有过学徒的经历，学徒的艰辛为戴氏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懂得经营营生之道，开始了社会实践的第一堂课。

戴先生自小便爱好收藏，尤爱古钱，25岁起开始学着串街走巷的货郎，挂着旗字，旗上刻印古钱对应多少钱，相当于现在的广告牌，老少一看就明白，会翻箱倒柜把自己家的古钱折现。为了收集古钱，戴氏挑着担子常年露宿在外，衣食住行全在自己肩上挑着的担子里，担前挑着古钱图书和被褥衣服，后挑吃饭的家伙、锅碗等。

走街串巷近乎“货郎”的行为，完成了他钱币人生的第一步，积累了第一手的资料和经验，从小伙计到“货郎”，学徒的经历培养了他谦恭的人品；“货郎”实践丰富了他在一线“铲地皮”的实战经历，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边干边学的方法磨砺并成就了他。

戴先生早年读过两年私塾，为其自学成才奠定良好基础。他肯学习，这不是一般“地皮客”所具备的。带着书籍和古钱图样去收“货”的学习方法，可谓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把学习的课堂搬到生活中去的典型范例了。机会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虽常年在外吃尽苦头，每每收到古钱还是让先生很是鼓舞欣慰，这样生活十年如一日，日积月累……长期的学习摸索中坚定他“与钱为生”的生活志向。

从今天来看他的足迹可谓遍及大半个中国有北京、天津、江苏、浙江、江西、河南、陕西、山东、广东一带，长期奋战在实践第一线，1925年先生在江西乡下“逮到”泉界人士无一不向往的“大齐通宝”，历史记载只有两枚，一枚曾藏于钱币收藏家戴熙处，太平军攻破浙江时戴氏怀揣宝贝投身钱塘江便自此消失。戴葆庭得此钱以500块大洋转让钱币大收藏家张叔驯，当时的500大洋可维系一般家庭两到三年的家庭开支，张叔驯得此钱尤为喜爱，秘不示人，并因此取室名“齐斋”，这段佳话广为流传。

因其勤奋耐劳，寻钱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寿泉集拓戊集》中，戴自序“因得朋友之信用。民国九年，董君弢厂，邀余同搜古泉，是为正式集泉之始。余尤不畏艰苦，好涉远程……频年所获，珍品奇泉，止前千百，半归齐斋。故奇斋所藏首选，多为余所让渡”。戴氏丰富的鉴定经验，独到的眼力；所得珍稀钱币甚多，早期为齐斋主人张叔驯的主要供货商，可见其眼力非一般泉商所能及。即使后来生意做得很大，戴先生一有时间就跑到乡下收钱，可见一手资料的重要性。

戴先生潜心钱币学问的同时，谦虚待人。人缘好肯帮忙，经常无偿地和朋友同道共享资源。彭信威著述《中国货币史》期间多次来店，与戴讨论相关事宜，戴为其著述提供大量资料。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初版序言中叙述：“在钱币学方面，得益于上海许多钱币学家和钱币收藏家……戴葆庭先生，曾以中国和日本的许多钱谱和刊物供我参考，我也在这里谢谢他们。”

戴葆庭还曾帮助丁福保编《历代古钱图说》，里面涉及的古钱丁请戴为其鉴定。不仅如此，戴君在治学态度上无资历辈分之分，不计名利。在钱币学家王贵忱的文章《记戴葆庭先生一通手札》如是记，王初涉泉学，经骆泽明介绍向戴君学习，因不在一地，多以书信联系，请教泉币真伪；信札记，“我在南方，对于北方这先秦货币经手不多。所以较为生疏，拓本存得亦甚少。前次所奉几纸，微不足道……(一)京一釿，制作完全不合，系翻沙伪作……(八)三孔‘文雁乡’十二铢，只发现一品，系方氏旧藏。”此为先生提携后学、言传身教之举。

人脉即钱脉的经营之道

早期的收藏经历和知识积累，为戴葆庭的泉学生涯奠定了广泛的人脉和钱脉，他广交藏友，人缘好，肯为泉友经营交流作贡献；讲经营之道，以学术研究和诚信之道切入经营，在他身上体现了人脉即是钱脉的经营之道。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抗战胜利，戴葆庭定居沪上，初始在广州路摆摊收钱，恰逢特殊环境，有钱人纷纷避难来到上海，闲来无事逛古玩的人多，戴想到开设茶社，品茗聊泉，在其时大受欢迎，这套经营理念依然适用于当下，后在上海福州路开设源昌银号。1940年，中国泉币学社成立，作为成立创始会员之一，先生担任泉社会计一职，认真地履行本职事务外，还勤奋奔波于泉社的一些杂务。

据泉社例会记录，“1940年全年54次例会中葆庭最为勤，虽风雨未尝一次间断。”古玩行里需要这样的勤快人，泉币界也一样如此。除了日常社务外，泉社北京分会的成立，也是在他积极奔走南北中才得以形成。学社的发展、壮大过程中，社员由原来的长三角地区，辐源扩散至北京、天津、广州、河南、陕西等地，其中戴葆庭起到很大的作用。作为泉商他奔走各地，结识这些领域的人多且精，粗略统计下，经他介绍社员的分布较广来自上海、杭州、北京、河南、济南等地，丰富的人脉资源为其拓展业务提供了便利条件。

除了自身成长、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脉络外，先生还较早意识到广告的效应，可谓理念先进，意识超前。其所创之“源昌银号”广告散见于《泉币》杂志，《泉币》杂志为先生的经营搭起了一个平台的同时，先生也通过在泉社的活动和交流，在高端收藏家和底层经营者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即当下的“经纪人”。一方面与张叔驯、郑师许、彭信威等钱币学家交往频繁，为同仁所尊重；另一方面与诸位大藏家罗伯昭、张叔驯、孙鼎、沈子槎关系甚好，每每购买珍钱，多请戴君鉴定或从其处转让。

在戴先生为泉友经营交流作贡献、生意和学问经营中，还少不了家人的帮助，夫人沈燕三(光楣)、胞弟戴葆湘的协助。夫人几十年追随先生耳濡目染，深得钱币学问之精髓。尤擅拓古钱，业界对其所拓钱币拓本无不称赞，夫人心思细腻手巧，钱币拓本多墨色均匀、深浅得当。1943年1月入中国泉币学社，为当时仅有的几位女社员之一。

胞弟戴葆湘，受到兄长影响，开始集藏、研究钱币，尤爱太平天国钱币，圈里最早收集者。他曾因家中困难，急需500大洋，将心爱之物太平天国钱币转让给马定祥。据当时一起收购这批钱币的马定方回忆，他和哥哥马定祥一起到戴家，当时先生心是万分不舍，但是迫于急用，且转给马定祥也是为这批钱找到了好的去处。

从“地皮客”到钱币学家

作为泉商他奔走各地，故过手之钱币如云，多在《泉币》杂志，出品门刊二至三泉，附图并进行专业描述，根据自身鉴定经验，对比同时期铸币版本之差异、钱币来源地、出土、泉币交易价格及归属情况。曾在第7期出品门“至和重宝，余弟葆湘获自河南临汝。制作精美，文字阔大，与常用品异，背坊背虢等钱，颇想近视钱旧谱未见，近发现铜铁两品，铸者初为陶心如君所获，后归旧雨楼，现藏绿雪馆，铜为北平李庆裕所获，现流失海外矣……”短短文字描述，涵括了泉币版式、来源地、流传情况等重要信息。除了精通中国各时期古币外，他对于外国铸币也有一定程度研究，曾在《泉币》出品日本钱币“筑前通宝当百”。

戴先生从店员伙计做到后来的泉币藏家，从早期辛勤的“地皮客”到经营有道、学有所成的泉学家，可谓泉界的传奇人物。先生一生为“钱”，但并不为钱所累，治学、为人的同时，还时常慷慨解囊，《泉币》32期顺利出版即有赖于先生的经济赞助。他的著述不仅仅在当时具有权威和代表性，一些观点一直沿用至今。

在唐石父文章《钱范点滴》一文中，借鉴先生观点“盖铁母为铸造铁钱之印母，当非试范”之说，佐证文章。先生一生专心研究古钱，把玩、鉴赏、翻阅钱谱、撰写钱币著述笔耕不断，著有《足斋泉拓》、《珍泉集拓》、《戴葆庭集拓中外钱币珍品》，一直为研究古钱必备的工具书，文章散见于《古泉学》、《泉币》、《新光邮币杂志》等期刊。(郑中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