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收藏讯 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外货如潮水般冲击着民族经济，一场旨在振兴国货的运动浪潮席卷全国。1929年11月15日，在上海汉口路车水马龙的繁华地段，中国国货银行正式开业，它的诞生在近代中国金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兴衰轨迹折射出时代的变迁。本篇就与大家分享与中国国货银行相关的历史信息及精彩拍品：

中国国货银行的创设，可追溯到缘起于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后汹涌的抵制日货运动。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济南，全国民众义愤填膺，抵制外货、发展国货的呼声空前高涨。在1928年5月15日南京举行的"五三惨案"纪念活动中，国府委员宋渊源明确提出创设国货银行的构想，希冀通过金融力量支持国货发展。这一设想虽略显理想化，却点燃了民族资本寻求自强的希望之火。

国货银行的筹备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与支持，亲身经历济南惨案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此后日记多以"雪耻"开头。他不仅担任发起人，更积极认股，为国货银行的筹建注入了政治动力。1928年7月2日，国货银行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阵容堪称豪华：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工商部部长孔祥熙等党政大员，以及虞洽卿、王一亭等工商界名流赫然在列，显示出政府与商界对这一金融平台的共同期待。

然而，招股过程却仍然历经坎坷。尽管筹委会高调出台招股章程，国民政府承诺先行认股100万元，并在江海关税项下单月划拨5万元作为保息专款，但商股认购仍步履维艰。上海商业团体等主要商股力量对官商合办模式心存疑虑，担心重蹈晚清官商合办企业的覆辙。直到1929年7月，财政部与工商部接管筹备工作，将募股总额降低，并通过行政命令向各省市摊派官股，才打破僵局。

1929年11月初，中国国货银行召开股东创立会及董事会议，选举孔祥熙为董事长，11月15日正式开业。银行采用官商合办形式，资本总额2000万元，官股占2/5，商股占3/5，这一比例在表面上体现了对商股的尊重，实则为官权渗透埋下伏笔。从董事构成来看，虽规定商股董事9人、官股董事6人，但商股董事多具官方背景或与孔祥熙关系密切：唐寿民曾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钱新之为财政次长，徐堪是孔祥熙的亲信下属，宋子良则是孔祥熙的妻弟。这种人事安排使得国货银行名义上是官商合办，实则成为孔祥熙掌控的金融工具。

国货银行的组织架构与业务范围鲜明体现了"提倡国货"的宗旨，业务上明确规定"非国货事业之放款，不得经营"，旨在通过金融手段扶持民族工业。总行设在上海，随后在南京、汉口、天津、广州等经济重镇设立分行，1936年在南京中山路建成6层大楼，成为当时南京最高建筑，彰显其在金融界的地位。至1936年底，国货银行已拥有13处分支行，形成覆盖主要经济区域的金融网络。

作为"小四行"之一，国货银行与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共同构成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金融体系的附庸。相较于"大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的核心地位，"小四行"在业务上受其控制，但又凭借官商合办的特殊身份，在金融市场中扮演着独特角色。1935年，孔祥熙利用白银危机，通过国货银行向中国通商、四明、中国实业三家银行注资，将它们一同纳入"小四行"体系，标志着官僚金融资本对民间金融业的整合完成。

国货银行开业后，在孔祥熙的政治庇佑下，业绩呈现爆发式增长。从1930年到1936年，资产总额从1044万元飙升至6033万元，增长近6倍；全年纯收入从9.4万元增至78.7万元，增长近9倍。这种业绩飞跃与孔祥熙的政治地位紧密相连，但也蕴藏着极大的风险。1933年孔祥熙担任中央银行行长、财政部部长后，国货银行渠道亨通，业务蓬勃发展，国货银行成为官僚资本整合金融资源的重要抓手。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孔祥熙因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而请辞政府职务，国货银行纯收入随即骤降9.7万元，暴露出其对政治权力的深度依赖。

抗战爆发后，国货银行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在西南地区继续营业。但随着1945年孔祥熙因美金公债舞弊案辞职，失去靠山的国货银行开始加速走下坡路。用人唯亲的弊端日益显现，账目混乱、资金外逃等问题频发，业绩一落千丈。其最终在解放后为新中国人民政府所接收，根据实际情况，在1952年与其它私营银行一同实行公私合营，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综上所述，中国国货银行的历史，是一部国货理想与金融实践交织的复杂叙事。它诞生于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既书写了国货运动的激情，也见证了官僚资本的扩张。在理想与现实的博弈中，中国国货银行既展现了民族资本寻求自强的努力，也暴露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艰难与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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