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收藏讯 在近代中国金融发展的浩瀚长河中，交通银行历经时代的风雨洗礼，见证了中国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沧桑巨变。自1908年创立以来，它始终活跃在中国金融舞台的前沿，其发展历程不仅影响了中国近现代金融体系的演变，更成为探察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窗口。本篇就与大家分享和民国交通银行相关的历史信息和精彩拍品：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晚清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局下，由梁士诒向邮传部尚书陈璧建议，奏请清政府设立交通银行。鉴于已有户部银行存在，交通银行采用官商合办形式，除享有经理轮、路、邮、电四个系统存款的专有权外，也经营商业银行的一般业务。成立之初，交通银行便积极布局，例如同年即在广东设立分行(粤行)，1911年九月迁入香港分号，虽因时局动荡暂时停业，但已展现出其拓展业务版图的决心。

中华民国成立后，交通银行迎来重要发展机遇，受中央银行委托，与中国银行共同承担起国库收支与发行兑换国币的关键业务，在国家金融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北洋政府时期，1914年交通银行改订章程，股本总额增至1000万元，不仅能够代理国库、经付公债本息、代收税款，还大力开展国内外汇兑等业务，成为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其商股在1927年之前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时代的更迭，国民政府成立后，交通银行的命运发生转折。1928年，国民政府立法院颁布《交通银行条例》，赋予其"政府特许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的定位，并加入官股200万元，将总行迁至上海。这一时期，交通银行的业务重心转向扶助农矿工商，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1935年，财政部颁布新条例，拨发金融公债1000万元，大幅增加官股至1200万元，使官股占比达到55%，同时派蒋介石亲信胡笔江担任董事长，唐寿民任总经理，交通银行由此完全被国民政府控制。

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可在全国流通。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由此成为法定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关键的流通与支付功能，对稳定金融秩序、促进经济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再次改变了交通银行的发展轨迹，为躲避战火，总行被迫迁至重庆。1942年5月23日，四联总处理事会为推进四行专业化，明确规定交通银行应以办理工矿、交通及生产事业的贷款与投资，公司债及公司股票的经募或承受等为主要业务。这一专业化定位，使交通银行更加聚焦于支持国家重点产业发展，在民国经济建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尽管在实际运营中，受时局动荡、政治干预等因素影响，其业务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交通银行始终在探索中前行，努力践行自身的使命与责任。

抗战胜利后，1946-1947年，上海总行重建为艺术装饰主义风格的大楼，展现出对未来发展的期望。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交通银行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1951年总行迁回上海，1958年除香港分行继续营业外，国内业务分别并入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和新组建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暂时完成了其在民国时期的历史使命。交通银行在纸币发行领域的历史，堪称一部丰富多彩的货币演进史。从1909年到1942年，长达34年的纸币发行历程，使其成为中国近代发钞时间最长的银行之一。

民国时期，交通银行纸币设计独具匠心，图案多与交通元素紧密相关，轮船、火车、桥梁等交通运输工具频繁出现在纸币之上，不仅展现了当时中国交通事业的发展风貌，更成为交通银行纸币的独特标识。其早期发行的券种丰富多样，涵盖大银元券、小银元券、银两券等，此外还有铜元券、银钱票等。在地域分布上，纸币地名广泛，包括天津、太原、湖南、北京、营口、上海、无锡、浦口、汉口等众多城市，充分反映了交通银行在全国范围内的业务覆盖情况。

综上所述，交通银行在清末民国的发展历程，是一部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金融奋斗史。从晚清官商合办的新兴银行，到民国时期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它始终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调整与变革。其业务范围的逐步拓展、经营方针的适时转变，以及丰富多样的纸币发行，都深刻地影响了彼时的经济发展与金融格局。

尽管在发展过程中，交通银行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局势、战争环境以及官僚资本的影响，但其为中国近代金融体系的完善、实业经济的发展以及货币流通的稳定所做出了巨大贡献不可磨灭。不仅见证了旧中国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实物史料与藏品，受到众多纸钞藏家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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