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八年至二十四年（1919—1935），这一时期四川实行“防区制”，凡属某军防区所辖区域，军阀都有擅专之权。防区越大，军饷越易筹措，兵源也越易扩充。所以，防区的大小，决定了军阀实力的强弱。在这一制度下，四川境内的各路军阀为争夺势力范围，无不竭力扩充军队，造成军费支出猛增。为了弥补军费开支不足，除了征收税赋、搜刮民财外，军阀竞相设置金融机构和造币厂，铸币发钞，这些钱币在四川近现代货币史上有着独特的影响。

本文以中国钱币博物馆收藏的四川“防区制”时期二十四军刘文辉所设立裕通银行发行的银元券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这些银元券的印制特征，探讨与之相关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和金融状况。

一、设计风格和版式特征

壹圆券。横式，票幅尺寸为124*72毫米。正面为墨绿/浅紫、棕黄三色套印。主景图案为双层亭子，印制年份为“中华民国二十年”。票券左右下端分别加盖“经理之印”红色方章，篆书。票券下端特别标注有“凭票即付大洋壹圆”字样。背面为桔黄/蓝双色套印。主景图案是江水、两岸高山与帆船。均为英文。票券左侧印有字第 号，蓝色手书填写，并加盖银行骑缝印章。

壹圆券正面两侧，加印有地名，分别为“叙府”、“泸县”、“自流井”字样，黑色，楷体。印制编码为六位数。

伍圆券。横式，票幅尺寸为134*79毫米。正面为红/黄/绿三色套印，面背为黄/褐两色套印。设计风格和版式特征与壹圆券一致。印制编码亦为六位数。其中一张正面左右两侧，分别加印有“自流井”字样，黑色，楷体。背面左侧印有字第 号，蓝色手书填写，并加盖银行戳印。

另外一张正面没有加印字，背面左侧只印字第号，没有填字和盖章。背面中间竖式加印八排字，黑色，“此券系本部向裕通借，发于戍区内，不分票面，地域一律通用，准其完纳正杂各税，并依照布告期限，由本部负责全数收回。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批注。”

拾圆券。横式，票幅尺寸为154*80毫米。正面为咖啡/蓝二色套印，面背为蓝/土黄二色套印。设计风格和版式特征与壹圆券一致。印制编码也是六位数。

这三种面值的裕通券均为横式，版式设计完全一致，惟有颜色不同，风格为民国时期传统式样，正面文字全部为中文，背面为英文，体现了当时纸币设计洋为中用、中西融合的时代特征。票券正背四角均为面值数字。纸币正面主图案为成都崇丽阁图景，背面图案为长江在四川段的典型风光。版式设计左右对称，从而达到视觉上的平衡。

二、相关信息揭示

1、范围区域为二十四军辖区

伍圆券背面加盖文字，“此券系本部向裕通借，发于戍区内，不分票面，地域一律通用，准其完纳正杂各税，并依照布告期限，由本部负责全数收回。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批注。”通过上述文字，我们可以获悉裕通银元券的流通区域为二十四军防区内，一切面值均可以正常流通，而且各种正税和杂税均可以裕通券缴纳。最后由二十四军负责回收。这段文字，揭示了裕通银元券的使用范围和性质。

2、票面主图案为成都崇丽阁

裕通银元券正面主图案一致，主题单一且集中，表现的是成都崇丽阁图景。崇丽阁位于成都望江公园内，始建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为纪念唐代女诗人薛涛而建。此阁取自晋代左思《蜀都赋》“既丽且崇，实号成都”句得名，同时由于坐落于锦江之边，人们又俗称它为望江楼。阁分四层，四重檐，八角攒尖顶。因为崇丽阁风景秀丽，闻名遐迩，也被选作四川省银行民国二十五年伍角辅币券正面图景。这种以地方典型建筑风景的图案设计含有的寓意性让人记忆深刻。

裕通银元券的图案设计与同时期纸币无异，采用当地典型建筑，这种本土化设计兼顾到了使用者的心理。对比同时期四川境内的其他银行券设计,裕通银元券图案独特性显而易见。

3、印制特点

裕通银元券是双面印刷，双色或三色套印，印制编码为六位数。尊重当时纸钞印制特点，正面突出币值，以 “元”为单位，币值均置于正中央十分明显的位置，两侧的文字均直书，这主要是中文历史上均为直书的缘故。正面全部采用中国书法的主流字体—楷体，背面以英文为主，具有很强的时代感。

裕通银元券总体设计风格和印制技术很好，作为集历史、经济、印刷、艺术于一体的特殊载体，体现了四川当时的印刷工艺水平。众所周知，纸币质量的优劣体现了一个政权的形象与尊严，这也充分说明刘文辉政权对纸币发行的重视。

4、以银元为本位

银元券正面印有“凭票即付大洋壹圆”、“凭票即付大洋伍圆”、“凭票即付大洋拾圆”，说明这是以银元为本位，是银元券，可以随时兑换等值银元。同时，也告知百姓裕通银行金库有充足的银币准备金，保证随时可以兑换。

5、防伪技术较高

由于纸币的流通性较高，流通地域较广，故其印制防伪措施和技术水平很重要。裕通银元券壹圆和伍圆券背面印有字第号，银行骑缝章，为防伪措施，发行时用毛笔填写。银元券正面下端左右两侧，分别加盖“经理之印”小型红色方章，篆书，亦为防伪措施之需。壹圆券和伍圆券正面行名“裕通银行”四字均为单体印刷，拾圆券为叠影。大概是因为拾圆是大面值，如此设计，是为了提高纸币券的防伪能力之故。

6、加盖地名

壹圆券票面上加盖的“叙府”、“泸县”、“自流井”均为地名，这三个地区都是刘文辉政权控制的重要区域，因为各地物价指数不一样，为防止通货膨胀，抢购物资，纸钞上加盖地名，代表此种钞券只在本地区流通，不得跨地区使用。

叙府即今天的宜宾，位于四川盆地的东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地处长江水系和嘉陵江水系交汇的地带，是交通、商贸等方面的重要枢纽。由于这些地理优势，叙府自古以来就是巴蜀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对于整个西南地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自流井产盐丰富，畅销广泛，税收占四川盐税的三分之二，掌握盐税就可以掌握四川政局，控制自流井，就可以掌握巨额财富，军费自筹的背景下，四川内战激烈，刘文辉政权占据自流井，署理自流井盐税收益权后，巧取豪夺，大发横财。

泸县，民国十八年（1929年泸县有户数193344，人口859321【1】。防区制时期，泸州是军阀争夺之地，各路军阀自委官吏，自筹饷款，税捐名目繁多，田赋连年预征，民众苦不堪言。

民国时期纸币图案最能体现设计风格的变化和印刷技术的创新,通过对裕通银元券版式、图案、色彩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纸币作为既可以流通,又能起到宣传作用的货币工具,是文化的载体。

三、发行背景

裕通银行银元券的印制与流通是民国时期四川实行“防区制”军事管理的后果，当时，因为国家没有实现统一的货币管理制度，国民政府失去了一部分货币的管控能力，各省各自实行不同的货币发行与流通。1929—1935年是四川近现代史最为动荡的时期，货币发行权被军阀掌控，社会上传统货币与近现代货币并存，裕通银行券正是那段特定历史时期的金融产物。

民国八年至二十四年（1919—1935），这一时期四川境内划分各军的防区区域，实行“防区制”，“防区制”即在防区内，军队“就地划饷”。护国战争后，由于“招抚之风益炽”，为养活军队，防区制“隐然成型”。各个“防区”俨然成为一个大大小小独立王国【2】。在这一制度下，控制地盘的大小是军事实力的象征。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互相争夺权利和地盘，扩张势力，彼此之间战争不断，据统计，自1911年到1933年底，“在此二十余年中的大小战争共有四百七十余次，平均每半月即有一次”【3】。天津《大公报》社论：“查川省养兵百万，巨酋六七，成都一地，分隶三军，全省割裂，有同异国。其最大特色，为兵愈打而愈多，帅时离而时和，亦友亦仇，随和随战。”

军事实力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养兵、作战需要大量经费，各路军阀为争夺势力范围，无不竭力扩充军队，造成军费支出猛增。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官员田尻爱义曾经赴四川考察刘湘刘文辉内战，在其《四川动乱概观》中他说，参加四川内战的军人大约有40万，每年需要军费8600万银元。为了满足军费开支不断增大的需求，各路军阀就加大税收征收的力度，各种税收合起来往往达到农民年收成的3/4，当时四川的田赋标准才是1/20，增加了5/3之多。如，民国17年(1928年)6月，24军军长刘文辉委任席新斋任泸县征收局局长。立是年，预征民国23—25年3年粮税。按照田尻爱义的记录，在1932年时，四川有的县份粮税（包括正项田赋以及各种加派）已经预征到2031年，广大农民苦不堪言。

为了弥补军费开支不足，除了征收税赋、搜刮民财外，各路军阀还在辖区内垄断金融事业，多设置造币厂和金融机构，铸币发钞，敛财自肥；或用非法票据贴现，以骗取大量现金【4】。这些军阀们自设的金融机构既不向中央政府申请注册，领取营业执照，又多无固定的营运资本【5】。这些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币，往往无法兑现，百姓深受其苦。

“在每个防区以内有特殊的货币，普遍多是‘自己的银行‘发行的钞票，除了钞票而外，便是银元，只有‘袁头’才能通用各地”【6】。此外，“货币的使用也非常微妙，即使同一戍区，相距几十里，使用的都不同”【7】。货币到另一区去，只有比原价降低几成才能使用，而且来往兑换也很麻烦【8】。货币的紊乱状态，无形中助长了军阀对百姓的搜刮，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各地之间的物资交流和工商业的发展。这一时期是四川历史上货币金融秩序最为混乱的阶段。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前后，四川的各种货币多达上百种【9】，主要有纸钞和金属铸币

四、裕通银行的成立

提到裕通银行的成立，就不能不讲到刘文辉。刘文辉是中国近代史上活跃于四川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号称“西康王”。1926年11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川康绥抚委员会委员，后又兼川康边防总指挥。1928年9月29日，国民政府任命刘文辉、刘湘、邓锡侯为四川省政府委员，指定刘文辉为主席。

刘文辉驻扎在成都，其防区辖川康多地，以及川南、川东、川北部分地区，占据了四川70余县，其中包括自流井等富庶地区。拥有七个师二十多个旅一百四十个团，总兵力高达12万余兵员，在四川各系军阀中占据地盘最广、兵力最为雄厚。如此众多的军队，需要大量的军饷作为支撑。为守住防区，巩固军事地位，刘文辉不断收编扩充实力,购买飞机、军舰、机枪、大炮,制造枪支弹药。如1931年，刘文辉曾花200万元巨款，自英法等国购买武器、飞机等军事装备【10】，拆散分装自山上海运回成都。

川军刘文辉部一个师级建制单位（6个旅11个团）的火力配备表

（摘自《剿匪军第二路黔西—滇北—川南间地区追剿朱毛股匪经过详报（1935年4—5月）》，《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史料档案选编·中央部分（一）》，第499页。）

如此大规模的兵力建制，必定需要巨额的经费保障。民国十六年（1927年）初，刘文辉等二十四军各众将领集资兴办裕通银行，资本定额为20万元，总行设在成都，在自流井、泸州、宜宾、雅安、重庆、乐山等地设立分行，代理财政厅长文和笙任总经理，刘文辉的四哥刘文成任会办，即副经理一职，意为会同办理之意。裕通银行的主要业务是管理刘文辉四川二十四军税款和拨付军饷，并印制和发行壹圆、伍圆、拾圆三种面值的银元券，年份为民国二十年（1931年），票面上有成都、叙府、泸县、自流井、崇庆等多种地名，可见流通区域非常多。但这些加盖券只能在本地使用，人为地割裂了货币和商品流通的自由性，给百姓生活和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的不便。

上述三种面值的银元券，印制编码均为六位数，可以大致估计出每种面值的印制数量。考虑到印制数量和实际发行数量不一致，有学者不完全统计，银元券的发行总额不到40万元。因其多在二十四军防区内经营，借军方力量，故营业颇佳。

“二刘”争霸示意图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刘文辉和刘湘争霸四川，爆发“二刘大战”，刘文辉战败，退至雅安，该行遂停止营业。国民政府法币改革后，中央对四川地区进行统一的币制改革，防区制时期的各军阀银行及其发行的各种银行券正式退出流通领域。

余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民国四川实行“防区制”的金融产物的裕通银行券，它的发行有两面性，一是造成了金融胡乱不堪，给防区内的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二是确实为刘文辉的二十四军筹措到了大量军费。从另一个侧面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情况，政权不能高度统一，中央政府无法垄断发钞权，导致有实力的军阀为了攫取财富，自设银行，发行货币，扰乱金融秩序。

注释：
　　1、1929年版泸县城乡明细图记载
　　2、王友平《四川军阀割据中防区制的特点》，《天府新论》1992年第2期。
　　3、吴晋航、邓汉祥、河北衡《四川军阀的防区制、派系和长期混战纪略》，《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十辑。
　　4、吴晋航《四川防区制时期金融货币紊乱情况》，《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
　　5、《四川省志•金融志》，第44页。
　　6、《中国近代农业史料》，第三辑，149页。
　　7、《中国近代农业史料》，第三辑，149页。
　　8、四川大学历史系《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四川文史资料地方文史》，第二十一辑。
　　9、徐德莉《冲突与互利:国民政府时期西南边疆币政的历史考察》，《思想战线》2006年第1期。
　　10、杨涵《民国四川“二刘大战”简析》，《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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