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之间系列的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万唐人物”展的陈亚育纪念章，不少朋友提及另一种与之非常类似的“希生”纪念章，今天就来介绍一下这位“希生”和他背后的故事。

“希生”纪念章(SA拍卖拍品图)

正如纪念章上所写的，“希生”的故事与一艘中式帆船（Chinese Junk）耆英（Keying）号联系在一起。

1846年的香港海港(Murdoch Bruce绘，香港博物馆藏品)

也许或多或少受到了在伦敦颇受欢迎的“万唐人物”展的影响，1846年一些在香港的英国人决定搞个项目——弄一艘中式帆船去英国，作为中国故事展览的平台。这个计划是个纯粹的商业项目，一方面与英国船只截然不同的外观可以作为卖点，另一方面传统中式帆船从中国向英国的远航经历也可以作为传奇故事来讲述。

19世纪就已经登陆上海的连卡佛(连卡佛官网)

合伙人中一位出资人是托马斯·阿什·莱恩（Thomas Ash Lane），他就是1850年代创立的香港高级百货店连卡佛（Lane Crawford）两位创始人之一，店名中的“Lane”就是他的名字。早在19世纪就已经以“泰兴百货”之名成为上海南京路的前四大百货公司之一。

道格拉斯·拉普莱克(industrialhistoryhk.org)

另一位出资人道格拉斯·拉普莱克（Douglas Lapraik）更是1860年代香港商界的名人，他是香港商会的创始人，黄埔码头的创立者，还是汇丰银行的创立委员会成员。

其他的合伙人则是负责将船驶往英国的海员，其中包括船长查尔斯·阿尔弗雷德·凯莱特（Charles Alfred Kellett）、大副G·伯顿（G. Burton）和二副爱德华·雷维特（Edward Revett）。

这些人还很年轻（大多还不到30岁）也没有显赫的身家背景，当时尚未发迹。也就不难想象来到香港捞世界的他们会剑走偏锋，投入这样一个风险极大的项目。

耆英号(香港海事博物馆藏品)

按照清代的规定，沿海四省的远航船只按照江苏黑漆白字、浙江白漆绿字、福建绿漆红字（俗称绿头船）和广东红漆黑字（俗称红头船）来以颜色区分，他们买下的这艘中式帆船来自广东，就是俗称的红头船。这艘船的购买成本约为19,000元，加上船员、物资配备以及路途中的成本，总成本大约30,000元。

耆英(关乔昌绘，香港海事博物馆藏品)

这条船本来的名字今天已经无从得知，不过这些英国人给她起了另一个名字——耆英。改名很显然是基于商业考虑，毕竟这是当时在英国最具知名度的中国人的名字。作为鸦片战争战败后《南京条约》的签订者，他名字已经在英国报章上多次出现。

希生(耆英号宣传册插图)
耆英号后甲板(耆英号宣传册插图)

船上的船员除了船长凯莱特、大副伯顿和二副雷维特之外，中国船员除了首领So Yin Sang Hsi还有Hia Siang、Sim Agu、Ung Ti、Ling Chensi、Kho Sing Thiam、Lia Lai、Lei Na Kung、Khor Per Le、Lip Hap、Chin Ten Yeng、Tam Sam Seng、Ung Tian Yong、Chein A Tai、Yer A Chin、Lim A Lee、Go Bun Hap、Che Va A Sa、Chi Va A Chan、Lim Tai Chong、Tan A Lak、Chia A Soey、Ong A Hiong、Chien A Te、Kho Te Sun、Ung A Cong和Sio A Chiok等知晓姓名二十六人，再加上希生、船上的画师Sam Shing以及其他未知姓名的中外船员二三十人。

耆英号的行程(《东帆西航：耆英号之旅》插图)

耆英号与1846年10月19日从广东前往香港，12月6日从香港正式出发，1847年1月26日穿越巽他海峡进入印度洋，3月30日越过好望角进入南大西洋，4月17日到23日在圣赫勒拿岛停留，5月8日越过赤道。考虑到补给品和风向的因素，船长凯莱特决定改为驶往顺风方向的纽约，而不是原本计划的最终目的地伦敦，7月9日抵达纽约。

在纽约的耆英号(Nathaniel Currier绘，香港海事博物馆藏品)

在纽约，耆英号以门票25美分的价格向游客开放展览，虽然参观者为数不少（一说曾达到每天数千人之多），但是可能由于分成的原因对于以船长凯莱特为代表的合伙人来说利润并不丰厚。

另外，部分中国船员在当地律师和一位懂中文的传教士的帮助下还把船长凯莱特告上了法庭，称航程超出原本签订合同的期限，要求他支付报酬及回程的路费。打赢官司之后，二十多名船员于10月6日搭乘“坎迪斯”号返回香港。

11月耆英号带着英国船员和剩下的14名中国船员离开纽约前往波士顿，11月18日到达波士顿，他们在波士顿渡过了这个冬天，和在纽约一样也向游客开放参观赚取收入。

1848年2月17日耆英号从波士顿出发，驶过最后一段航程，穿越大西洋并于3月28日抵达英国。

抵达英国的耆英号(伦敦国家海事博物馆藏品)

抵达英国的耆英号停泊于布莱克沃尔（Blackwall）地区的泰晤士河上，如同原本的计划成为供人参观的一大景点，维多利亚女王也是她的参观者。

耆英号纪念章(Numisor拍卖拍品图)
耆英号纪念章(PCGS展示图)
耆英号纪念章(SA拍卖拍品图)
耆英号纪念章(SBP拍卖拍品图)
耆英号纪念章(SBP拍卖拍品图)
耆英号纪念章(Teutoburger Munzauktion拍卖拍品图)
耆英号纪念章(Kolner Munzkabinett拍卖拍品图)
耆英号纪念章(SA拍卖拍品图)
耆英号纪念章(SA拍卖拍品图)
耆英号纪念章(PCGS展示图)
耆英号纪念章(SA拍卖拍品图)

作为参观纪念品，以耆英号为主题制作了品种繁多的纪念章，最常见的设计就是正面为耆英号的形象及“中式帆船耆英号”的文字，背面主要为介绍其行程的文字。这些纪念章大多数为白色金属，小部分为铜质，以直径45毫米的各种大型纪念章为主。

耆英号纪念章(PCGS展示图)
耆英号纪念章(SBP拍卖拍品图)
耆英号纪念章(Baldwin拍卖拍品图)
耆英号纪念章(PCGS展示图)
耆英号纪念章(SA拍卖拍品图)
耆英号纪念章(SBP拍卖拍品图)

此外也有一些直径23毫米到27毫米不等的小型纪念章，其中的一种还有镀金版本存在。正面的设计与大型纪念章类似主要为耆英号的形象，背面限于尺寸主要是描述耆英号技术指标（长160英尺、宽33英尺、满载吃水16英尺、排水量800吨）的文字。

纪念章上的各种不同厂标

这些纪念章上有明确厂标的至少就涉及三家，托马斯·哈利迪（Thomas Halliday）、艾伦和摩尔（Allen and Moore）和约瑟夫·戴维斯（Joseph Davis），这三家都是英国伯明翰的纪念章制造商。托马斯·哈利迪本身在中国的知名度虽然不算高，门下出色的弟子倒是不少。他的学徒当中，包括著名雕刻师怀恩家族中最出色的成员威廉·怀恩（William Wyon）的父亲彼得·怀恩（Peter Wyon），艾伦和摩尔的雕刻师约瑟夫·摩尔（Joseph Moore）也是他的学徒。

如此繁多的种类以及多家纪念章制造商间接说明了耆英号在英国展览时曾经的门庭若市。

罗德斯发现的机制乾隆通宝所附说明
机制乾隆通宝(陈丹尼旧藏，Bruce Griffith藏品)

与耆英号有关的钱币并不只有那些纪念章，1986年钱币学家尼古拉斯·罗德斯（Nicholas Rhodes，他的名字常常与中国西藏或者尼泊尔钱币联系在一起）发现了与之有关的另一种钱币。这是一枚机制的乾隆通宝钱，附有一张说明：

来自中国帆船

1849年7月在布莱克沃尔

一枚“制钱”

100枚由坚韧的干灯心草串在一起，被称为“钱”，价值六便士。

说明上的中国帆船显然是指耆英号，看起来当时还曾经将中国制钱作为耆英号参观的纪念品，下半的文字是对英国观众关于“制钱”的说明。罗德斯估计当初可能是从中国携带而来的制钱用完了，所以在英国另外仿制了这种机制乾隆通宝来冒充。

虽然目的并不是在中国流通，这可能是最早出现的机制方孔钱。

耆英号(耆英号宣传册插图)

到1851年底，展出的热度不再，由于无力支付相对较高的泊位费用，耆英号被移往别处，1852年被拍卖时仅仅卖出了2,900英镑，还不到原始成本的三分之一。第二年这艘船被再次转卖，并被拖往利物浦。在当地开设展览的尝试再次失败之后，1854年又一次转卖，并最终被拆解处理。

带有希生签名和印章的耆英号宣传册(inlibris.com)
1851年5月1日世博会开幕式(Henry Selous绘，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品)

希生则扮演了与“万唐人物”展上的陈亚育类似的角色，在作为展馆的耆英号上为游客表演。在宣传中他被称为“广东老爷”，换言之，一位清代官员。参加这样一个商业项目的显然不会是一位真正的清代官员，从他在耆英号宣传册上所盖的印章“曾瑞之印”来看，或许他真正的名字是曾瑞，“希生”与“耆英”一样只是表演的艺名。

他表演的巅峰是1851年伦敦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开幕式上，他身穿清代官服的形象在维多利亚女王和一众上流社会人物当中占据了显眼的位置，甚至留在了当时的绘画上。

1853年一名英国茶叶商破产，自称Chun Ahmen的一位中国人将他告上法庭向他索取被拖欠的工资38英镑，根据他的自述，他已经为该茶叶商工作两年，而他据说就是曾经在开幕式上邻近女王占有一席之地的希生本人。

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广州，有长洲岛的中国人切断并带走了英国人插下的旗杆。英国人前往当地的村子抓走了当地的长者，其中一人被英国人认出正是当年在伦敦码头参观中国帆船时见过的希生，他能说流利的英语，还自称曾与威灵顿公爵相谈甚欢。

声明：本文转载自“南洋钱币志”微信公众号，作者：李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