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收藏讯 在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多元图谱中，美丰银行并非单一家机构，而是以上海、四川、福建三家同名中美合资银行为核心的金融组合。它们均由美国商人雷文主导创办，诞生于20世纪初中外资本交织的浪潮中，却因地域环境、经营策略差异，走出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本篇就与大家分享与美丰银行相关的历史信息及精彩拍品：

20世纪初的中国，随着通商口岸的扩大与民族工商业的萌芽，外资银行纷纷涌入，中美合资金融机构也开始崭露头角。美丰银行的出现，既与美国商人雷文的商业野心密切相关，也顺应了当时中国对外资金融服务的需求——尤其是在银元兑换、跨境汇兑与工商业放款领域，中外合资模式被视为平衡风险与收益的理想选择。

三家美丰银行共享三大核心特征：其一，均由雷文联合中国商人创办，美方资本占比均超半数股权(上海美丰59%、四川美丰52%、福建美丰52%)，主导经营决策权；其二，均发行以银元为本位的兑换券，纸币统一由美国钞票公司设计印制，票面多融入轮船、宝塔、罗星塔等中西结合元素，风格接近美钞，兼具防伪性与辨识度；其三，业务范围均涵盖存贷款、汇兑等商业银行基础业务，且初期均依托外资背景拓展跨境金融服务，试图在中外商贸中占据一席之地。

这种"同源性"源于雷文的整体布局——他试图以上海为核心、西南与东南为两翼，构建覆盖中国主要经济区域的美资金融网络。然而，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环境差异巨大，这一理想化布局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异流"的伏笔。

1917年，雷文在上海创办首家美丰银行(1918年正式开业)，总行初设南京路，后迁至邬达克设计的美丰大楼——这座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曾是上海外滩周边的金融地标之一，见证了该行的短暂辉煌。上海美丰初始注册资本折合银元300万元，美方出资美金55万元(折合银元165万元)，中方出资125万元，凭借上海的区位优势，迅速开展存贷款、汇兑业务，并未经中国政府批准擅自发行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面额的银元兑换券，天津分行(1923年设立)也以"天津美丰银行"名义发行纸币，在华北地区流通。

初期的上海美丰凭借外资背景与灵活的放款政策，吸引了不少民族企业与商户，业务一度兴盛。但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上海房地产市场迎来投机热潮，该行管理层急于扩大利润，将大量资金投入地产炒作，忽视了实体经济需求与风险管控。1935年上海美丰资金链断裂，无力兑付纸币与存款，被迫于5月24日宣告停业。其发行的纸币现存较少，见证着"十里洋场"金融泡沫的破灭。

与上海美丰的投机导向不同，1922年成立的四川美丰银行，走出了一条深耕区域经济的道路。该行由雷文联合邓芝如、康心如等四川商人创办，初始资本银元25万元，总行设于重庆新街口，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注册，美方占股52%。成立初期，四川美丰依托重庆作为西南商贸枢纽的地位，为川江航运、纺织、矿业等民族产业提供贷款，逐步站稳脚跟。

1927年是四川美丰的关键转折点——受中国国内局势变化与中美关系调整影响，美方决定撤资，将全部股份转让给中方。此后，该行转为纯粹华资银行，康心如出任总经理，掌握实权。康心如深谙西南市场特性，一方面积极拓展分支网络，在上海、汉口、西安、昆明、贵阳等43个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职工达500余人；另一方面加大对地方产业的投资，累计投资近90家企业，涵盖工业、商业、金融业等领域，成为西南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其发行的银元兑换券最高额达150万元，是重庆及周边地区的主要流通货币之一。

然而，抗战胜利后，四川美丰接连遭遇重创：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强令该行上缴黄金、美钞等外汇资产95.39万美元；银元券推行后又亏折银元41.3万元；重庆解放前夕，市长杨森逃离时勒索巨额金银，导致该行资金枯竭。1950年4月，尽管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曾提出支持方案，但该行最终选择自动停业。其位于重庆的Art Deco风格旧址，如今已改建为重庆金融历史博物馆，成为西南金融史的重要实物见证。

1922年9月成立的福建美丰银行，是雷文布局东南的尝试，却也是三家美丰中寿命最短的一家。该行总行设于福州，初始资本银元20万元，招牌向上海美丰银行租用，业务独立运营。中方经理由爱国华侨领袖陈芷汀担任，初期以发行纸币为核心业务，推出1元、5元、10元三种银元兑换券，其中1元券以马尾罗星塔与轮船为主题，极具地域特色。

福建美丰的衰落源于内部管理混乱与外部竞争压力。一方面，该行规模较小，资金实力薄弱，难以与汇丰、渣打等外资银行及本地钱庄抗衡；另一方面，成立仅数年便爆发员工监守自盗事件，导致资金链断裂与信誉崩塌。1929年前后，福建美丰宣告破产，撤出福州市场，其债务纠纷直至1944年才彻底了结。该行位于福州市仓山区梅坞路14号烟台山公园内的两层西洋风格旧址，2023年经修缮后转型为文化展示空间，成为近代福州金融遗存的代表，默默诉说着这段短暂的金融尝试。

美丰银行是近代中美合资金融发展的生动切片，上海美丰的崩塌，揭示了外资银行过度投机、脱离实体经济的致命缺陷；四川美丰的转型与崛起，展现了华资力量在中外合资框架下的成长潜力，及其对区域经济的深度赋能；福建美丰的退场，则反映了中小合资金融机构在激烈竞争与管理失序中的脆弱性。它们的纸币、建筑遗存，如今已成为历史，见证着中外资本从碰撞到融合、从合作到分离的复杂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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