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司钞是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甘肃藩司（即布政使司）发行的地方钱票，面值有伍佰文、叁仟文、壹仟文、贰仟文、伍仟文五个品种。目前所见甘肃司钞, 最早是咸丰四年（1854年）, 最晚到同治十年（1871年），故其流通时间大致在17、18年左右。咸丰和同治两朝所印制的甘肃司钞，皆为竖式，蓝靛色印刷，但版面设计略有不同。甘肃司钞因为发行背景比较特殊，所以存世量很少，是清代众多纸币中非常珍稀的一个品种。今所见实物，以同治年间发行的居多，这里面有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值得我们一探究竟。

甘肃司钞伍佰文（咸丰四年）

甘肃司钞伍千文（同治七年）

钞票名称为“甘肃司钞”，顾名思义该钞在甘肃地区流通使用。清代甘肃与陕西分治，单划一省，辖区当包括今甘肃、宁夏二省，还有青海之门源、祁连、同仁、尖扎、贵德等县及海东地区。清代省的行政长官称“巡抚”。甘肃巡抚治所在康熙十九年（1738年）移治兰州，自此，兰州便成为甘肃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乾隆十九年（1754年），陕甘总督由西安移驻兰州，遂裁撤甘肃巡抚，以陕甘总督兼理甘肃巡抚事。又设“甘肃布政使”，甘肃巡抚裁撤后，甘肃布政使实际上成为甘肃省的行政长官。甘肃司钞中的“司”即藩司，发钞机构，指的是布政使司，作为清朝的地方行政机关，负责一省的民政、田赋、户籍。

今以同治四年（1865年）九月发行的甘肃司钞叁千文为例，介绍一下同治年间甘肃司钞的设计风格和版式特征如下：

竖式。材质为皮棉纸，蓝靛色油墨单面印刷，票面尺寸为130×218毫米。票面四周装饰有边框，票面由两部分组成。上部分，内印有卷云、花草纹饰，自右至左排列“甘肃司钞”四字横额钞名，右读，楷书书写，每个字外面均加印一圆圈，既起到了装饰功能，又突出了票券名称。

下部分表现的元素很多，上、左、右三边框印有规则的几何纹饰。上端边框中间位置印有两头展翅高飞的仙鹤，头相向。仙鹤在我国古代社会地位极高，“一鸟之下,万鸟之上”，是仅次于凤凰的“一品鸟”。仙鹤因其体态优雅、羽色朴素、性情温和，成为重要的中国传统绘画与装饰题材之一，成为寓意国家太平的重要文化符号。明清时期一品官员的官服上面编织的图案就是仙鹤。钞券左右两侧边框各印有四个图案，既作为装饰，又作为防伪标识。

下面边框印有海水江崖图——中间是矗立的高山，两侧为汹涌的波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多种不同样式的水纹、山纹，但直到宋代，才在家具、瓷器等器物上出现水纹与山纹组合而成的海水江崖图。到了明代，海水江崖纹饰固定下来开始作为装饰图案，又称江崖海水纹，具有“江山永固”的含义。

钞面中下部区域为文字栏，中间一横线将其分为上下两部分。横线上端印有三列文字，右列为“字第号”，表示该钞的印制编码。中间列为“准钱叁千文”，中间偏下位置加盖一方红色印章，“甘肃宝钞钤记”，篆书，盖住“叁仟”二字。左列为“同治肆年玖月制”，表示印制时间，下端为墨书画押，也可能为签发者的私人戳记。

横线下端印有六列文字，“户部奏行宝钞尚未颁到，现经奏明，由甘先制司钞，准取大钱制钱，俟部钞颁到，准其更换，伪造者依律治罪。”这段文字应该理解为司钞的使用规定即发行告示。使用规定中提及的“宝钞”，是指咸丰年间发行的“大清宝钞”。“准取大钱制钱”中的“大钱”是指咸丰年间宝巩局铸造的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等不同币值的各种大钱，“制钱”是指各类咸丰通宝小平钱。通过解读发行告示，我们大致理顺了甘肃司钞的发行背景、使用方法。

咸丰年间，清政府因为财政匮乏，发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为了推广这两种纸币的使用，首先在京城内外，设立银钱局，作为银钱票的收放汇兑机关。后朝廷命令各省仿照此模式，在省城及重要府县设立官钱局，主要业务是经办兵饷﹑承兑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

当时，甘肃地区存在着金属铸币流通严重缺乏、财政困难的情况。为了缓解流通领域筹码不足、方便商品交易，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在省城兰州设立官钱铺，以司库存钱二十六万串暂作票本，搭放大钱、制钱，以及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但因路途遥远，户部推行的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还没有运送至甘肃，先暂时由藩司自行印制地方司钞。同年六月，时任陕甘总督易棠给户部上奏称，“因部钞尚未颁到，即由藩司先行印制和发行司钞，于本年四月内在省城设立官钱铺”。“所有司库支发各项一律按成搭放银票、司钞。”

通过甘肃司钞票面印制的使用规定以及易棠的奏折内容，我们知道，为解燃眉之急，甘肃司藩先后印制和发行了伍佰文、叁仟文、壹仟文、贰仟文、伍仟文甘肃司钞，暂时替代大清宝钞流通。并且，易棠在奏折明确指出，甘肃司钞的投放渠道是通过支发各种款项时搭放出去。

易棠，湖南善化(今长沙)人，道光年间进士。初任刑部主事，累迁员外郎、郎中。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任广州知府。次年任督粮道。咸丰元年（1851年）起，历任陕西按察使、甘肃布政使、署陕甘总督。四年任陕甘总督。咸丰六年因病回乡。陕甘总督为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陕西和甘肃两省的军民政务，这一时期，易棠可谓是朝廷重臣，大权在握。易堂在陕甘总督任上，奏请宝巩局鼓铸咸丰重宝当五铁钱，咸丰重宝当十、当五十大钱，咸丰元宝当百黄铜大钱，以及咸丰元宝当五百、当千紫铜大钱，借以调剂补充制钱的不足，还曾倡导社会捐助钱款，修筑水渠，排水泄洪，工赈并行。

咸丰重宝宝巩局当五十大钱

咸丰元宝宝巩局当百大钱

为了维护甘肃司钞的币值稳定，严禁伪造司钞。使用规定中明确指出，“伪造者依律治罪。”钱币造假祸国殃民，历朝历代都是严惩之治。清廷对钱币造假的处罚亦很严厉，《皇朝文献统考》卷一六，记载了乾隆年间制定的私铸铜钱的法律，对为首及匠人拟绞监候，为从及知情买使减一等。“绞监候”简称“绞候”，即绞刑的缓刑。指判处绞刑后不立即执行，暂时在狱中监禁，待到秋天朝审、秋审时再决定是否处以绞刑。

甘肃司钞除在咸丰年间印制和流通外，到同治年间仍在发行，这与爆发的“陕甘之乱”关系紧密。同治元年三、四月间（1862年四到五月），太平军、捻军、四川李篮义军相继进入到陕西境内。此时，不堪朝廷沉重赋税的陕西省内回民遂乘势起义造反，起义军发展势头猛烈，很快波及到甘肃等地，甘肃境内的回民也纷纷起义，在多重社会矛盾综合作用下，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史称“陕甘之乱”。战乱发生之后，甘肃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了巨大破坏，原有的社会秩序、各种福利设施如义仓、常平仓等遭到了毁坏。不到四年的时间，除了省城和少数几个城市外，甘肃大部分地方都被回军占领。此次战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惨痛的事件之一，“回乱八年，秦、陇受祸甲于天下，关中尚有可为（北山以内与陇相似），陇则土地芜废，人民稀少、弥望黄沙白骨，不似人世光景”。这场战乱最终导致了两千万无辜百姓丧命，清朝的人口从同治元年的2.2亿锐减到了同治十三年的2亿。

“陕甘之乱”爆发后，西北地区局势严重恶化，各方势力绞在一起，矛盾重重。为平叛叛军，清廷派军倾力镇压，历时近十二年，靡饷数千万才勉强平定。俗话说“粮草未动，车马先行”，出兵作战，最主要的就是大笔资金的支持，没有充足的军费，就没有办法购置武器弹药，没有办法放发军饷，而没有军饷，就无法稳定军心。因军需开支加大，库存空虚，经甘肃布政使段大章奏准设官钱局，先后发行大清宝钞一百万串，甘肃司钞八百九十万贯。但此次发行，由于准备不足，大清宝钞和甘肃司钞的信用很低，失信于民，贬值严重。关于甘肃司钞的币值日益下降这一点，在《甘肃新通志·钱法》曾有描述，“外来商贾不肯携带，销路日塞，商贾裹足不前，百物翔贵，民困甚苦。”

同治七年（1866）年，朝廷委派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督办西北军务。左宗棠率领湘楚军先后入陕甘，经过苦战，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才完全平叛“陕甘之乱”。左宗棠出兵作战之时，也面临军费无法保证的困境，他后来曾回忆说，“起初一年尚拨两月满饷。嗣后一年拨一月满饷，至今一月满饷尚无可发，军心不问可知”。

同治末年，鉴于社会局势稳定，为整顿金融秩序，左宗棠命令甘肃藩司开展收兑甘肃司钞工作，司钞一千文以制钱六文收回并截角，停止流通，官钱局（官钱铺）也随即歇业。左宗棠是晚晴“中兴名臣”之一，同治五年被授予陕甘总督，他以“每平定一地，即治理一地”的决心，在甘肃实行了一系列整治政治社会经济的措施，用以恢复农业生产，收兑甘肃司钞即是他的一项财政金融主张，见证了左宗棠在社会重建方面的领导力和实际行动。

左宗棠像

甘肃司钞从咸丰四年起到同治末年止，共流通使用不到二十年。通过梳理它的发行背景，我们不难理解该钞的印制和流通是甘肃省推行的一种临时货币政策。发行之初，是因为大清宝钞没有运送至甘肃地区，甘肃藩司暂时印发司钞予以救急。同治时期，司钞的发行则是为了满足西北地区军费开支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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