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于1944年开始发行，1948年12月停止流通，使用区域为陕甘宁边区，为维护其流通信用，边区政府规定，凡纳税、交易、还债等，一律通用。1945年6月1日起，开始作为陕甘宁边区的本位币。商业流通券的发行，是边区货币金融政策的一项新举措，巩固了边区银行边币的币值，扩大了货币流通范围，融通了金融资金。

商业流通券的发行，是在陈云直接领导下完成的。1944年3月5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任命陈云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陈云奔赴东北中央局工作，所以在西北财经处办事处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在此之前，由于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币发行量过多，信用降低，受到法币严重挤压，趁机占领边区货币流通领域，边币迅速贬值，引起物价大幅上涨。陈云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建议发行新币（即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新币的成功印制和流通，为陕甘宁边区克服困难经济、化解金融风险，争取全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陈云在一时期的经济金融思想，尤其是相关货币发行理论，对商业流通券的顺利发行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中国钱币博物馆收藏有较多数量的陕甘宁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面值、版别较为齐全，包括正票、样票、试色样票等种类。本文主要以钱博收藏为研究对象，分析陈云的货币发行思想、商业流通券产生的背景及历史作用等。希望文中提出的一些分析性的论述和观点，能为广大学者今后开展此方面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商业流通券发行的背景

“皖南事变”之后，为了建立独立的货币体系，边区政府决定发行独立自主的货币。1941年2月，陕甘宁边区银行正式宣布:“停止法币流通”,“建立正规的边区金融制度”【1】。边区政府强调发行边币，是停止法币流通之后，金融上的一种新的重要举措。同年3月18日，边币正是投放市场，先后发行了伍圆、拾圆、壹角、贰角、伍拾圆、壹佰圆、贰佰圆、伍佰圆、壹仟圆和伍仟圆等10种面值。

边区银行的边币投入市场后，虽然一再禁止法币在边区市场流通，但禁而不止，法币一直与边币争夺市场。

当时规定边币与法币的币值为1:1，由于缺乏法币准备基金，不能满足外来商人对法币的需求，边币发行不久就开始贬值，引起物价上涨。此外，国民党对边区进行严重的经济封锁,凡运往边区的各种物资, 不是国民党政府批准的, 一律以通匪论罪【2】。边区与国统区的货物交流几乎完全断绝，华侨与爱国人士捐赠的药品和捐款、生活用品等抗战物资也被迫中断。因为物资流入锐减，致使边区物资奇缺，引起物价迅速上涨。以延安为例, 如以1941年一月份物价指数为100,到12月为532.8, 上涨4.33倍。这种情况导致了同年5月，边区境内发生了金融风波，绥德、关中、陇东、三边等地均出现拒绝使用边币的情况。而此时的法币，由于在边区不得使用，市面流通减少, 但因可以在国统区套购物资反而迅速升值, 边币与法币的比价狂跌，由最初1:1跌至2.49:1【3】，百姓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1943年6月18日，国民党胡宗南部在洛川召开反攻军事会议，准备“闪击”延安。边区既要应对即将而来的战争，还要发展边区生产建设，为满足军事费用剧增的需要，只得加大边币发行量。边币与法币的币值更是跌倒8.5:1【4】。这种状况，进一步引起金融物价剧烈波动，导致通货膨胀，抢购风潮顿起。而这一时期，因为敌人封锁，造成边区对外贸易中断，法币来源断绝，财政收入锐减，财政面临枯竭的境地。

1947年5月，南汉宸在华北财经会议上报告《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工作》中指出，“四三年银行归财政厅领导，六月发行到八亿，七月反共高潮到来，准备打仗，要准备大战爆发后，冬衣及各种必需品不至困难到影响作战，同时东三县棉花上市，政府既不准棉花出口，如又不买，影响棉农生产情绪。晋绥大量的出口货已送到关中，于是我们犯了如 ‘花子拾金’盲目乐观的毛病，因之三个月大发行了十亿,结果引起物价上涨、金融的大波动，财政经济人民生活都受到了影响”【5】。

一九四三年发行、物价与财政指数比较表【6】

通过上表我们不难看出，1943年十二月份发行指数比一月份增加11.7倍，同期物价则上涨18.5倍，同期财政开支也扩大16.3倍。

据统计，1943年，共增加发行边币163067万元，比1942年底发行总额增加12.8倍【7】。使用分配包括1942年10—12月发行的6075万元在内，比例是：生产投资占发行总额的12%，贸易周转占16%，财政周转占71%，金融周转还占不到1%【8】。财政开支过大，使得边币发行量过大；边币发行量增大，又导致物价上涨，从而刺激边币大幅贬值。到1944 年初, 陇东边币与法币黑市比价已涨到 22: 1；绥德为17: 1；三边为19: 1; 延安也达到12:1【9】。边币币值的暴跌, 使得法币趁虚而入，大肆进入边区市场，扰乱了边区金融秩序。

1942年9—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的第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总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会议期间，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兼主任，曹菊如任秘书长。会议同时决定撤销贸易局，成立物资局，领导盐业公司、土产公司、光华商店和以后相继成立的南昌公司、陇东联合商店等贸易机构。1944年3—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的第二次高级干部会议，总结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的经验，调整三者之间的关系，确定发展贸易支持财政和金融。会上，任弼时提出把物资局改为贸易公司，统一管理边区的对外贸易，其任务主要是：管理对外贸易，争取出超；扶助公私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发展经济，稳定金融，调节物价。从而取得了发展生产、搞活贸易、粉碎封锁的巨大成就。

二、陈云货币发行理论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社会主义经济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1917年夏天，12岁的陈云被送到家乡青浦县的乙种商业学校学习，但在仅仅一个月后，就因家庭贫困而被迫辍学。在这段短暂的学习经历中，聪明好学的陈云，掌握了一生受用不尽的两项技能珠算和记账，这也是他少年时接受的唯一一次正规的商业教育。1919年，陈云辗转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学徒，每天站柜台卖书、打算盘，这使得他的珠算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也使得陈云初步学会了如何做财务工作。在商务印书馆学徒生活中，他利用一切机会，如饥似渴地读书，文化水平、思想理论水平和解决问题能力得到很大提高。

1944年3月初，为了加强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工作力量，经毛泽东提议，党中央“决定陈云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10】。陈云虽然是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但实际上主持日常工作。《陈云传》指出：“让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说来，面对国民党当局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发展生产已成为突出问题，而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又担任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不可能很多地顾及这方面的工作。【11】”

1943年，边币发行量大增，下半年，物价飞涨，金融秩序紊乱，财政、贸易和金融问题日益凸显，这成为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继续解决的首要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扭转金融领域的混乱局面，陈云以他特有的智慧，剖析了“边币”和“法币”的关系。经过调查，陈云认真总结了几年来金融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经过深入思考和分析，认为要想提高边币的信用，稳定物价，必须要正确处理边币与国民党政府的法币的关系，整理边币，使其重新占领货币市场。1944年5月4日，西北财办第4次会议，陈云同朱德、贾拓夫、黄亚光等人谈稳定金融问题，指出：“目前既不提高边币牌价又不发行边币是不行的，这样下去边币流通量会一天天缩小”。

陈云认为，既要边币与法币的比价达到一比一，又要使市面金融不停顿。但由于通货膨胀，边币的信用受损，如果发行新飘走，政治上会产生不好影响。公开发行边币和法币同时流通，由于法币腿长，还会继续出现法币挤压边币的现象。因此，他建议：可以考虑由盐业公司发一种流通券，其定价与法币一比一，而与边币一比九 ，使之在边区内流通，逐渐收回边币；达到预期程度时，再以新边币收回盐业公司流通券，这样既可使边币与法币比价提高到一比一，驱逐法币，又不至于扰乱市面金融【12】。这种发行新币、替换旧币的解决办法，陈云称之为“偷梁换柱”。这种新币，就是后来的“陕甘宁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

1944年5月23日，陈云出席西北财经办事处第五次会议，会议采纳陈云的建议，为整理金融，活跃市面，决定发行新币——“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这一“偷梁换柱”的手法，可谓是智慧超群。8月20日，陈云在西北财办金融会议上指出，目前法币在边区作用还是很大的，只有多争取法币流通才能使边币得到更好地保护。陈云这些理论认识，使广大金融工作者统一了思想，在边、法币关系上认识一致【13】，从而推动了边区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陈云自1944年3月至1945年9月，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不足一年半，即解决了当时陕甘宁边区在贸易、金融、财政方面的困扰，推进了生产的发展，如期实现了党中央确定的“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三项政策目标。

三、确立商业流通券为边区本位币

西北财经办事处于1944年5月23日做出“关于发行商业流通券的决议”。决议指出：发行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其目的为打击法币，整理金融，活动市面。做到以流通券代替边币在市面流通，而将边币逐渐收回至一定程度后，再以新边币收回流通券，今后须用全力支持流通券和边币的信用，无论何人不得搞乱金融，使边币跌价。

决议提出发行流通券的具体办法如下：一是流通券名称定为“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名义上为贸易公司，实际上仍由边区银行发行，由贸易公司呈请边区政府批准，布告全边区完粮纳税商业交易一律通用。二是票面额暂定为50元和10元两种，每元规定当边币15元（注：流通券发行后的实际比价每元当边币20元。），与边币比价固定不变。三是开始发行时，暂定流通券1元当法币2元，边币牌价则提至7元5角比法币1元。在流通券未发行前第一步可提至8元5角。以后依照法币跌价的比例，来提高流通券和边币与法币的比价，使物价相当稳定。

四是开始一个时期，货物价格，银行挂牌，均以边币为本位，流通券只1当15折合计算。五是以流通券和边币的总发行额25%为准备金，在准备金中，可以有一部分物资，准备金全部存银行，其他机关不得动用。六是由黄亚光、贾拓夫负责迅速筹备制版印刷事宜，纸张由军工局负责制造，在流通券未发行前，将按需要先发一部分边币。

商业流通券发行以后，能否站住脚？能否应对各种复杂、突发情况？如何稳定其币值、维护边币信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1944年至1945年，边区政府多次发表布告、通令、通知等文件推行流通券。1944年7月29日，中共西北局常委会发出《关于发行商业流通券致各地委电》（第三号），指出，“一切党政军机关的供给部门：公营商店、合作社、贸易公司以及一切财经税收机关均须用全力来支持流通券，并帮助其建立信用。对法币、白洋，必须在稳定与推广边币及流通券基础上继续采取打击政策，凡我财经部门及公营商店均一律以边币计价，拒用法币、白洋，一切出口货均收边币、流通券，只有在外商找不到边币、流通券情况下才折收法币。在群众中也通过适当方式，宣传政府法令，禁止使用法币、白洋，使法币、白洋市场缩小。我们为了不让法币、白洋占我边区市场，宁可使法币、白洋流入银行，再由我们有计划地抛出边区境外。”

商业流通券初发行时，就阐明用流通券“将边币逐渐收回至一定程度后，再以新边币收回流通券”。由此看来，流通券原定为“过渡性”货币，所以流通券发行后，并未否定边币的本位货币名义。经过近一年之久，流通券逐步占领了市场，收回了大量边币。这一时期，由于两种不同价值的货币流通市面，给计算带来诸多不便，因而，西北财经办事处于1945年5月1日，作出以下统一货币单位的决定：

1、自6月1日起，实行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为陕甘宁边区本位币，并责成银行尽可能迅速收回边币。但所有未收回的边币，仍照边币20元等于流通券1元比价，一律通用。

2、凡财政厅、建设厅及其所属机关、工厂、银行总分支行、贸易公司所属企业等，一律改用流通券为记帐本位币。

3、各公营工商业在交易中的挂牌、定价、契约、单据以及口头讲价等，均一律改用流通券为本位。

4、一切税收及预决算，均改用流通券计算。

5、各货币交换所取消边币挂牌，单用流通券挂牌，即“流通券每元换法币几元”。如以边币兑换时，须折成流通券计算。

6、责成各地贸易公司和银行共同召集当地商人座谈，说明改变本位币的原因，劝说他们也改用流通券本位来计价和记帐。主要依靠财政税收机关和公营企业首先坚决执行来影响商人，使他们感到不改不便利而不能不改。

7、财政厅、建设厅、贸易公司、银行及各该所属机关，对于本决定，必须坚决执行。 为防止流通市场秩序混乱，为取信于民，保证百姓利益不受到损害，在第1条中指出，实行新旧币替换时要给出充足的时间，以保证社会经济平稳运行。但也应该指出，边区政府虽然采取了各种办法，保证商业流通券的顺利流通，但流通券并没有完全占领边区市场，在边区中心区域，使用率很高，在离国统区较近的地方，使用率较低【14】。

四、流通券的品种和特征

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于1944年开始发行，至1948年12月停止，共有伍圆、拾圆、贰拾圆、伍拾圆、壹佰圆、贰佰圆、贰佰伍拾圆、伍佰圆、壹仟圆、贰仟圆、伍仟圆11种面额，17种券别。

商业流通券一览表

流通券除5000元面值券背面为建筑图案外，其它券别背面均印发行有告示，内容为：1、此券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发行，并布告全边区境内所有纳税、交易、还债等一律通用。2、此券规定每元当陕甘宁边区银行票币20元，并得与陕甘宁边区银行票币互相兑换。3、流通券以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及其所属西北土产公司、光华盐业公司、运输公司、南昌公司之全部财产作为发行基金，并由陕甘宁边区银行给予保证。4、此券得照章兑换法币，其兑换率事宜概由陕甘宁边区银行总分支行及其所属货币交换所代理之。

此套商业流通券票面版式一改边币横式，皆为竖式，以示与边币区别。而设计风格，也遵循了当时中共中央提出的换一种新货币的理念。材质为厚绵纸质，双面彩印，四周镶以几何图案花框。与边币一样，票面上都标以“中华民国”纪年。

券正面下端左右两侧分别加印有正、副经理叶季壮、范子文的手写体签名，竖式、红色。签名为手写体，而不是印书体，主要的目的是增加流通券的防伪水平。

叶季壮，广东新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财经委员会成员。10月起任西北局财政经济办事处成员。同年底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物资局局长。1944年任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经理，积极发展贸易，通过开展统战工作，开辟了一条从国民党占领区运输物资钱粮的通道。

范子文，陕西省绥德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任边区物资局副局长，1945年任边区贸易公司经理，1946年任边区政府财政厅代厅长等职，他积极整顿财政，合并商贸，进行统一管理。在范子文的领导下，边区实现了贸易出超、金融稳定、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

伍仟圆面值的商业流通券，正面主体图案是延安新市场。新市场位于延安城南关，东西狭长，南北靠山，1939年7正式建成，被称为延安时期“王府井”。林伯渠在曾指出：“凭借着建设新市场的顽强性和战斗性，组织性与计划性，我们一定能够克服更大的困难，完成更艰巨的任务”。边区的财政、金融、贸易和其他众多机构曾设在这里，铺面林立，市场繁荣。1943年11月，新市场举办了延安物资交流大会。11月12日，毛泽东和朱德兴致勃勃地前来参观。

五、流通券作用

尽管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的发行只是原边币的替换品，但其印制和发行，在当时是一项重大的币制改革，最终平抑了通货膨胀和抵御金融动荡的局面。

1944年8月，时任陕甘宁边区银行委员会顾问组成员的丁冬放在《边币与法币比价问题》一文中指出，流通券的主要作用有两点。一是减低票面额，减少画圈子，比如新币一元等于边币二十元，那么目前几十万万的（原）边币，经这一变就变成了几万万元。因为（原）每百元的边币改为伍圆的新票。二是这一改变，也就是新票与法币之比，即由法币壹圆比边币八元，变为（新）边币一元比法币二元五角。如此，在政治上有好处【15】。

商业流通券最初定位是过渡性质，原计划发行一年后发行新币再把流通券收回。因为将出口货物推销出去，解决了外汇问题，外加1943年物价涨幅过猛，流通券发行一个月后，虽发行额超过以前几个月的数量，但物价并未波动【16】。1944年6月以后，边币和法币的比价基本上稳定在8.5比1左右。12月以后，流通券作为边区银行的特别放款，投放运用收购盐和土产，支持对外贸易。既没有提高边币牌价，也没有增发边币，没有引起任何波动，直到抗战胜利，流通券与法币的比价一直保持在8.5:1左右。陈云运用聪明才智，扭转了边区财政金融的困局，创造了红色金融的奇迹【17】。

从1945年1月至抗日战争胜利时的8月，共发行流通券43899万元，月平均发行递增率为12.6%【18】，比上年初发行时略有增长，这主要是随着抗日战争大好形势的日益发展，支持扩大贸易的货币需要。截止 1945年8月底共发行商业流通券724702500元 , 实际流通额为 598218197 元【19】。由于有足够的发行准备金，并辅以相当数量的重要物资，商业流通券发行后稳定了金融，从根本上扭转了1943年物价飞涨和金融波动的局面，陈云及边区财政金融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完全消灭了财政赤字，194年抗战胜利，陕甘宁边区已为西北人民留下“大体够一年用的家当【20】。”

1944年7月到1945年8月，陕甘宁边区的金融物价再也没有发生大的波动。实践证明，陈云的货币发行思想和“偷梁换柱”的决定是正确的。

六 余论

1947年11月23日，陕甘宁边区、晋绥联防司令部发出布告：“统一陕甘宁、晋绥两地区币制，确定两边区银行合并，定名西北农民银行，以西北农民银行发行的农币为两边区统一的本位币，一起交易、记账和清理债务，均以农币为准。前由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发行的商业流通券，暂与农币等价（壹圆换壹圆）通用。”直至1948年12月1日，第一套人民币发行后，商业流通券才被以1:2000兑换收回，停止流通。

在陈云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银行探索了一套货币发行新理论，根据社会状况和经济需要发行，陕甘宁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的印制和投放，较好地稳定了与法币的比价，将发行指数控制在物价上涨指数之下，基本保持了金融的稳定，打破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摆脱了法币对边区经济命脉的控制。

注释：
　　1、《陕甘宁边区关于发行边币的训令》（1941年2月22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2 辑) , 甘肃人民出版，1983 年版, 第166页。
　　2、李建国《试论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与反通货膨胀措施》，《抗日战争研究》 2007年第2期。
　　3、《自二届参议会以后的金融工作报告》( 1944 年)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 , 第 59 页。
　　4、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第4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10月。
　　5、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工作》( 1947 年5月)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 , 第62 页。
　　6、《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金融），第188页。
　　7、《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金融），第136页。
　　8、《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金融），第142页。
　　9、《自二届参议会以后的金融工作报告》(1944 年)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 5编（金融）, 第59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上卷），第3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11、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第35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上卷），第384—38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13、陈答才《陈云与西北财经办事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9月，第34卷第5期。
　　14、刘卫平《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货币》，张建儒编《延安博苑》（第七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
　　15、丁冬放《边币与法币比价问题》( 1944 年8月15日)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 , 第 147页。
　　16、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工作》( 1947 年5月)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金融) , 第 61页。
　　17、吕新发《红色金融的概念、内涵与当代价值研究》，《金融理论探索》2021年第3期。
　　18、西北财经办事处：《陕甘宁边区银行各种统计表》(1948年2月)。
　　19、《1943- 1945年边币发行统计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5编(金融) ,第143- 145页。
　　20、朱劭天《陈云同志与西北财经办事处》，《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论》（上），第10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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