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货币展”是国内博物馆少有的关于历代钱币的专展，而且这里保存着一张在中国货币史中占重要位置的，发现最早的宋代钞版——“千斯仓”钞版的拓片。

这张用“千斯仓”钞版制作的原拓，是研究中国货币产生与发展的实物资料，极其宝贵。这块最早出土的宋代钞版早年流失海外，最初发表在奥平昌洪所著的《东亚钱志》。

据最新统计，“千斯仓”钞版拓片在国内仅存五张。“千斯仓”钞版拓片为什么会在辽宁省博物馆呢？

很多钱币学人都知道，辽博的钱币展品主要是以清代著名钱币学家李佐贤（1807—1876年）的藏品为基础，来呈现我国货币的发展变迁。

李佐贤在清代古钱学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家，他是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不仅是清代极有影响力的古钱币学家、金石学家、收藏家，而且是著名的书画鉴赏家。李佐贤常到街市、厂肆浏览购买古籍、文物，每遇奇钱异币，不惜重金购买。同治三年（1864年），他完成《古泉汇》一书，

《古泉汇》作为清末的泉谱，对比今天的钱谱来看，肯定是过时了，图片是手摹刻板印刷，而且里面难免有些分类或者考证的错误。

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古泉汇开创了钱谱的考证分类，在首、元、亨、利、贞五集64卷中，收藏各类钱币及钱范5003品。从西周时的原始布，到明末清初的“洪化通宝”，共计钱币3128枚、钱范9个。仅"明刀"的背字即有一百五十四种之多。

《古泉汇》记录钱币形制、钱文变化、铸造方法、流通地区等，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那么，“千斯仓”钞版的拓片是李竹朋所藏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辽宁省博物馆现藏李佐贤的泉品，并非从李氏家族直接获得，这中间还牵扯一段关于泉币聚散的泉坛往事。

李佐贤去世后，藏品被后人散出，其中大部分被著名著名金石家、藏书家、甲骨文学者罗振玉（1866年—1940年）获得。

罗振玉是近代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他的政治立场非常守旧，在清朝灭亡后成为溥仪复辟的中坚力量，甚至在伪满洲国的建立和满洲国改行帝制等过程中，他都是非常积极。

但他同时也是近代著名的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和大收藏家。罗振玉最重要的成就是整理敦煌文卷 ，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 ，以及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等等，罗振玉在各个领域的文献著作也很多（一生著作达189种，校刊书籍642种），他还致力于农学及教育事业。对于我国近代史的文化、文献都有着卓越贡献。

清朝末年，罗振玉曾仕清任学部及农部官员，多次出国考察，与日本学界交往密切。辛亥革命后，他避居日本京都，在京都郊外的净土寺附近，建宅“永慕园”，园内建有图书室，因他的著名藏品北朝写本《大云无想经》而得名为“大云书库”。

民国三年（1914年），罗振玉通过俄国学者伊凤阁获得了9页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他将其石印出版。此后，经过多次增补，再次将该书石印出版。另外，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罗振玉抄写了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字书《音同》，并将其刊印。

《番汉合时掌中珠》和《音同》的面世，使得西夏文字的释读成为可能，从而推动了西夏文献研究的展开。

虽然罗振玉重扶清室的信念始终如一，然而满州国的皇帝——溥仪对罗振玉印象颇坏。在溥仪《我的前半生》中，溥仪认为罗振玉就是一个以复兴清室为名，行贩卖假古董为实的骗子。

1919年，罗振玉由日本归国，起初寓居天津，1928年末，携全家迁居旅顺，于当时的新市街扶桑町购地建房，此址即今日之辽宁大连旅顺口洞庭街16－2号。1931年，罗振玉又于屋后购地建起藏书楼，将原藏天津的全部藏书与包括青铜器、古钱币在内的金石藏品移至此处，沿用当年日本图书室旧称，名为“大云书库”，这些古钱币包括但不止于李竹朋《古泉汇》书中藏品。

罗振玉死于1940年，他的藏品一直保存在大云书库，直至东北解放后，由东北人民政府接收，将其移交至东北博物馆也就是今辽宁省博物馆入藏至今（《古泉汇》稿本现存山东省图书馆）。

在辽宁省博物馆的陈设展板上可以看到：李佐贤的藏品全部装帧在特制的匣盒之中，精细雅致，洋洋大观。这些古币静静地展示着几千年过往的变化，仿佛在对人们说：“瞧，这就是真正的历史呀！”

声明：本文转载自“古泉文库”微信公众号，作者：宋捷、十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