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收藏讯 堪称四川藏洋玩家必备级工具书的最新力作，由张承光、赵翁胜联合编著的《藏洋图志》即将在第19届CICE上海展线下首发亮相，新书一直都引发着广大川币收藏者群体的兴趣与关注。任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信息部主任、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博物馆协会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秘书长王永生特为本书写序，以下为书序全文：

近年来，随着钱币收藏热的持续升温，除了中国历代钱币这条传统的主线之外，很多以往不太引人注意，甚至可以说是很偏门的地方钱币，也日益受到关注、挖掘，而成为了新的收藏热点。这其中四川藏洋就比较有代表性。

四川藏洋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川成都造币厂，为当时被称为“康巴地区”的今天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铸造的一种在藏区流通使用的银币，因此被称作“四川藏洋”。

这种银币是中国古代钱币中的一个特例。因为中国古代在正式用于流通使用的钱币上面，从来都是只铸文字而没有图案。后来民间铸造的用于祈福、驱魔或者是吉语、庆典一类的民俗钱币上面，虽然有的也铸造有图案或者是传说中的神像，但是都没有出现过真人的头像。因此，自古以来无论是朝廷铸造的行用钱，还是民间铸造的民俗钱，从来都坚守这一惯例而没有违背过。但是，两千多年来官府与民间始终都认真遵守的这一铸造钱币的惯例，却出人意料地在清末的四川被打破了。

这是“四川藏洋”的独特之处。以张承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敏锐的钱币收藏家们，于是就以藏洋为专题，开启了他们的藏洋价值发现之旅。

他们首先于2012年出版了《四川藏洋》一书，推动这个品种逐渐被广大收藏爱好者熟悉、认可和追捧。收藏价格也伴随着2020-2021年中国机制币价格高扬而一路上涨，一枚极美品相的一期藏洋价格从2013年的500元涨到了2021年的5000元左右。市场的追捧对藏洋历史和版别的研究提出了更多更高的期待，于是他们决定推出新版的《藏洋图志》，并想请我写篇序。

最初我婉拒了，因为我对藏洋并没有专门的研究。但是，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感觉这涉及到钱币价值评估体系的重新构建，而这却是我近年来推动“两会钱币提案”过程中深度思考的一个问题，于是应允谈点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中国的钱币事业发展到当下，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突破，这就是钱币的属性除了传统的收藏品之外，又新增加了文化品、教育品、宣传品等属性，因此钱币的关注群体和收藏队伍都将会引入新的增量，由此将引发钱币价值评估体系的重新构建。

传统的钱币圈只是将钱币视作收藏品，这样决定钱币价值的因素有两条，一是看数量的多少，二是看品相的好坏。面对钱币实物，品相的好坏可以做直观的评判。但是数量的多少则比较相对，为了便于做量化的区分，就有了版别上的划分。于是藏家关注钱币的重点，就被引向了对钱币实物本身的细微观察，希望尽量能从版别上找出独特之处，证明其唯一性或稀缺性，以此实现钱币价值的最大化，因此而忽视了对钱币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价值的挖掘。

传统钱币收藏圈将钱币仅仅认定为是一个收藏品的认知，使得钱币只能局限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流转，不但限制了钱币收藏队伍的扩大，而且拉低了钱币的价值评判标准。因为没有收藏爱好的人，或者是对钱币版别兴趣不大的人，就进入不了钱币收藏圈。因此钱币收藏只能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自娱自乐，圈外的人很难参与进来。只有存量而无增量的结果，决定了钱币收藏始终都只能是一个小众群体，而成不了一个大众关注、参与的活动。因此，传统钱币收藏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通过在中国钱币博物馆、中国钱币学会的工作实践，以及和广大钱币收藏爱好者的接触交流，我认为钱币不仅是一个收藏品，而且还是一个文化品、教育品，更是一个宣传品。

首先作为文化品，钱币从器物、制度、思想三个层面记录和见证了人类文明发展演变的历史。它是社会产生重大变革、或发生重要事件的产物和象征。任何一枚钱币的铸造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总是在继承原有钱币的基础上而有所发展和创新，既有历史的延续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钱币作为历史进程的实物见证，记录了不同民众、部落、民族以及国家之间，在商贸往来、文化交流、政权更替以及军事斗争等诸多方面的历史信息，可以补充文献记载的缺失或不足，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因此，钱币应该成为大众阅读、电视讲座、专题展览的主角，以及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创作的主题。这就是我撰写《三千年来谁铸币》《钱币上的中国史》以及在央视做《钱币与王朝》专题讲座的动因。

其次作为教育品，钱币在培养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2016年9月教育部颁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由3个方面、6大素养、18个基本要点构成。钱币能够从多方面结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成为教学设计和教学实践的切入点，在“人文积淀”的积累、“审美情趣”的提高、“国家认同”感的增强以及“国际理解”力的塑造等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钱币文化应该进教材、入校园，写入中小学历史课本，被纳入整体的教学规划中。这就是我自2019年以来连续三年通过全国政协委员张建国提交“两会钱币提案”的动力所在。经过教育部教材局组织的调研座谈，终于在今年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将“小钱币大历史”课程列入了“学习主题”，实现了钱币文化系统地进教材的提案目标。

最后作为宣传品，钱币是大外宣的重要题材。中国古代钱币文化独创产生，源远流长。不但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使用纸币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使用金属铸币的国家，中国古代钱币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并进而发展形成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与西方钱币文化相对应的东方钱币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应该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和信心来源。因此，钱币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最好的窗口和题材。

钱币所具有的文化品、教育品以及宣传品的功能属性，在四川藏洋身上不但具有，而且突出，其独特的形制、丰富的内涵，既有宏大的叙事，又有微观的考证，只要稍加挖掘和宣传，都是大众传播的绝好题材。譬如：

一、四川藏洋记述了中英在川藏边区爆发的一场鲜为人知的货币战争，驱逐了印度卢比对川边地区的日益渗透，统一了川边地区的币制，维护了国家币政主权的统一；

二、四川藏洋为赵尔丰经营川边地区提供了军政费用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清末在川边地区改土归流政策的实行，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以及文化事业的发展；

三、四川藏洋的流通使用，历经清末、民国，直到解放初，跨越了三个时期。特别是为藏区的民主改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是研究川边地区社会经济史、藏汉交往史和中外关系史，以及川滇边区改土归流、民主改革的实物资料。

另外，四川藏洋与曾经在西康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对稳定川藏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一代能臣也是廉吏的赵尔丰关系重大。《清史稿·赵尔丰传》在评价他所推行的改土归流时说：“所收边地，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粗具”。这应该是清末所取得的可以与左宗棠收复新疆相比肩的一大贡献，这其中不可否认四川藏洋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只要突破传统的将钱币仅仅视作收藏品的局限，注重并加强从文化品、教育品、宣传品等视角挖掘四川藏洋的文化内涵、讲述其背后的故事，就会吸引更多的钱币圈之外的年轻人关注、喜爱藏洋，并成为新的藏洋收藏爱好者。因此，可以说藏洋的价值发现之旅才刚刚开始，将会有更多的意外值得期待。 是以为序。

王永生 / 202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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