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芦盐区作为清代的一个大盐区，每年创造着大量的财富，仅征收的盐税银就高达数十万两。在盐务管理和运营体系内，有许多双贪婪的眼睛盯着这些银子。手握大权的巡盐御史、盐运使们自不必说，就连有些处于盐务体系底层的人也想要分一杯羹，银匠就是这样的一类角色。

俗话说：“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无论是位高权重，还是处于利益链末端之人，如果一旦开始伸手，那就离东窗事发之日不远了。在清代一个小小的银匠是怎么样贪赃枉法的？改革措施真的能杜绝贪腐现象吗？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清代康熙年间，长芦巡盐御史和长芦盐运使先后移驻天津。巡盐御史的衙门建在了天津城外的三岔河口，而受其管辖的盐运使衙门则建在了天津城内的中心地带。这表面上看起来有点奇怪，其实合情合理，因为盐运使衙门里有一座银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运库”。每年盐商们交上来的盐课、帑利等银两，在解送户部或者内务府之前就存放在这里，少则数万两，多则上百万两。银库建在城内，比建在水陆通行的三岔河口显然要安全得多。

银匠的职责和特权

人们常说“外贼易躲，内鬼难防”。一座银库总要各种办事人员，管库的大使、记账书办、抬银的杂役，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很难无缝监管。更有一类人员，虽然地位卑微，但身份特殊，能和进出银库的银子进行零距离接触，他们就是负责看估、倾销银子的银匠。原来，当时盐商们缴纳盐税，交上来的都是卖盐所得的原银，大小不一，各式各样，需重新销熔倾铸成统一的规格方可上交，名为“倾销”。更重要的是，这些银子成色不一，虽有部分足色纹银，但大部分都是成色不足的杂银，因此，银子在入库之前，需要经过银匠看估成色，而后将不足之数令盐商另外补交，名为“加色”，倾销的时候加入到原银之中。

这样一来，银匠的角色就很关键了。银子是否足色，需补交多少加色银，都由他们说了算，弊端由此产生。有的银匠与书办勾结，借加色之名向盐商索取钱财；有的银匠和盐商勾串起来，以杂色银充足色银，让国课蒙受损失；还有的银匠在倾销银子的过程中任意挪用银两，导致延误解送日期，更有大胆者直接将银子据为己有。为了杜绝这些弊端，运库一般设置两名银匠，以便互相监督。且在运库当差的银匠，需要由盐商共同保举，如果银匠挪用造成亏空，盐商们要和银匠一起赔补。即便这样，银匠作弊之事也时有发生。

银匠窃银逃逸引发改革

雍正四年（1726年）八月，新任长芦巡盐御史顾琮走马上任。此时的长芦盐运使是陈时夏，运库有两位银匠；一位名叫黄诚信，一位名叫夏文熊。八月二十五日，顾琮来到运库盘查库存银两，盘查的结果是：“库存银十四万七千九百余两，其中足色纹银不足一半，成色自九九到九四不等，且有品质非常低劣的潮银四百余两。已经收上来的加色银五千五百余两，两位银匠正在加紧倾销。”顾琮巡视完毕后，就放心地回衙门了。

九月十八日，银匠黄诚信忽然跑到盐运使陈时夏那里报告，说另一位银匠夏文熊窃银逃逸。陈时夏马上带人来到运库查点，结果发现库里的银子少了1万多两。据黄诚信透露，夏文熊至少拥有两座银号：一座是位于天津北门外的文升银号，另一座是位于京城廊坊胡同的德升银号。不用说，这两座银号的生意主要是靠挪用库银支撑的，这种挪用必定非常频繁，并且在运库簿册上动了手脚，以至于连上级盘查时都没有发现。但陈时夏推测，黄诚信不可能毫不知情，只不过当夏文熊逃走以后，他畏惧同谋之罪，故而出面告发。后来，顾琮得知实情后，于九月二十日迅速向雍正帝上奏折报告了此事。

当抓夏文熊的人赶到文升银号时，发现该银号已经关门上锁，伙计也不知去向。但此案没人敢怠慢，经多方努力，于九月二十五日晚，夏文熊在武清老米店（他的亲戚王四骆驼家）被抓获，一同被抓获的还有其兄长、伙计、家人以及妻妾等10人。雍正帝虽然接到了报告，但没有对这个案子作出任何指示，顾琮等人也并没有被处分，反而因抓获银匠及时得到了嘉奖。因为银匠之弊不止运库中存在，所有州县征收钱粮之处都不可避免，非一时可以解决。至于损失的银两，自然由长芦盐商们分摊赔补。

但此事毕竟骇人听闻，当事者不可能不做任何表示。陈时夏不久升任江苏巡抚，在离任前，他上奏折对消除天津运库银匠的弊端提出自己的见解。十一月，顾琮根据陈时夏和其继任者赵国麟的意见，对运库经收盐税的方式进行了改革。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令盐商以足色纹银缴纳盐课。新的办法规定：在纳课之前，盐商须先找银匠倾熔成足色纹银，上刻银匠姓名，如果查处成色不足，则盐商没有责任，只令银匠赔补；另外，原来盐商缴纳盐课后，仅仅由运库书办将数目记在账册上，却不发给盐商收据，给书办与银匠合谋作弊留下可乘之机，此后仿照州县收取钱粮的形式，在盐商纳课时发给串票，以备查考，如果盐商交银时仍查出成色不足，就令其当场加足，朱封寄库，次日即倾熔成锭，锭面凿刻银匠姓名，装匣入库，不再给银匠挪用的时间，如日后查处短少，就让银匠赔补。

运使银匠贪赃枉法

改革效果是明显的。改革前，每年收上来的盐税银有一多半银色不足，平均每千两需补加色银约40两。而到乾隆年间，只有零星小块银色不足，每千两只需补加色银二三两至五六两不等，银匠们很难再利用库银的加色来作弊两。但那些意欲贪腐的盐官们依然将银匠视为通向利薮的桥梁。不能在加色上动手脚，他们就另打起人的主意。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长芦盐运使蒋国祥忽然将原有的运库银匠杨德、蒋洪二人革退，另招杜桓、潘泰两人充任。杨、蒋二人本是众商保举的银匠，供职多年，从无贻误，深得盐商们信任，而杜、潘二人则来历不明，蒋国祥安插此二人，很显然是在为自己的贪腐排兵布阵。其实在此之前，蒋国祥已将他的家人杨二安安插在运库，所有收缴杂课，发倾库银的事都由杨二经手。杨二还扬言要把杨、蒋二人看估过的30多万两库银交给新银匠倾销。杨、蒋怕新银匠故意看低银色，连累自己赔补，就向蒋国祥要求将这30多万两银子仍交给自己倾销。几经恳求，这些银子终于由杨二交到他们手里，但清点之下，竟然短少1100两。二人惹不起蒋国祥，只好自己挪借赔补。直到十二月，此事被巡盐御史三保访闻，蒋国祥被查处，杨德、蒋洪经盐商们再次保举，这才重新回到运库继续担任银匠之职。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运库的制度虽然完备，但制度的执行却掌握在杨二的手里，他可以随意决定执行的尺度。他依仗着蒋国祥的权力，控制着库银的出入，在欺压了银匠后，还叫嚣“随你哪里去告”，如果不是三保查知了真相，杨德、蒋洪两个银匠恐怕只能吃个哑巴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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