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货币制度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而元朝又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王朝。因此，随着蒙古的对外扩张以及远征欧洲和西亚，元代的纸币制度对周边国家以及地区的货币流通、亚欧大陆间的贸易关系，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都曾经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大量的白银被输入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开启了欧亚大陆货币一体化的进程。

元朝政府推行纸币，禁止金银流通。闲置出来的大量银锭，被称为“斡脱”的与蒙古贵族关系密切的西域商人借贷后，运往当时苦于白银不足的中亚、西亚出售，牟取暴利。这些白银后来又随贸易进一步向西流入欧洲。

据日本学者黑田明伸在《货币制度的世界史》一书中的研究，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期，亚欧大陆上白银的使用较之以往显著增加，颜色也变白了。这批突然新增加，且颜色较白的银子，就来自于中国。这是因为中国所产白银含锑的成分较高的缘故。

这种推测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考虑到14世纪后半期，亚欧大陆两端的货币流通在同一时期所发生的互动变化，即随着元朝末年纸币制度的崩溃，社会上又重新恢复使用银钱交易这种币制上的变化后，中亚、西亚以及欧洲流通的白银也明显地开始减少，且变得越来越稀缺。换言之，即元朝纸币体系的崩溃是与欧亚大陆白银供给的减少相继发生的。亚欧大陆东西两地，同一时间段上货币流通发生如此紧密的互动变化，更印证了上述推测的合理性。

中亚地区的商务契约，以前一直使用布或铜钱，蒙古统治时期则一变而为银锭，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开始使用一种叫索姆（somo）的银块进行交易。这种被称为索姆的银块显然就是来自中国的银锭，在传入中亚、西亚的过程中，蒙古语称之为sukes（意为斧头），回鹘语则称为yastuk（意为枕头）。实际上这都是对束腰形的元代银锭的形象称呼。

在亚欧大陆的许多地方，参照中国的白银称量单位“两”，确立了一个重约37克（相当于1两）的标准货币单位，称为腾格（tenge，或译为天罡），用于长途支付和纳税，直到近代都在使用。在白银从中国流入中亚、西亚的同时，由西方输入中国最重要的货物是钴，它是制作元代著名的青花瓷的必备原料。

其次，是铜钱大量向东流入日本，使得日本在长达六百多年的时间里不铸钱，专用中国铜钱。

元代在至大（1308-1311）以前，为了推行钞法，明令禁止使用铜钱，民间所藏的旧钱大多都被销毁或卖与商人，通过对外贸易而贩运到了国外。元朝限制铜钱流通的政策，恰逢日本正大量需求铜钱的时候。因此，铜钱主要是流向了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元史·日本传》中所记载的，“至元十四年（1277）日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钱，许之”。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日本除了用黄金交换铜钱之外，更多的是通过贸易大量地直接进口中国的铜钱。如至正元年（1341）日本将军足利直义派出两艘商船来中国贸易，要求回去必须缴纳铜钱五千贯，用以建造京都的天龙寺。据说以后年年派遣，称之为“天龙寺船”。

1978年在位于韩国全罗南道的海底打捞出一艘元代的沉船，船上发现中国古钱470箱，重26775公斤，主要为大量的宋钱。就是一艘当年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日本货船。

日本直至明朝万历年间，在长达六百多年的时间里，完全依赖从中国输入货币来满足国内流通的需要。据日本学者根据对马等48个地方所出土古钱币的统计分析，除了无法辨别的不计之外，在总数55万多枚出土钱币中，中国钱币占百分之99.8%，这其中宋钱又占到82.4%。日本古代货币流通中，对中国古代铜钱尤其是宋钱依赖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是纸币制度被传入中亚、南亚以及西亚的伊朗，并进而传播了中国古代的印刷术。

元代的纸币制度对周边国家及地区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文献记载，日本在13世纪末的足利将军时代也曾经使用过纸币，直至延佑六年（1319）才停止发行，据说一部分甚至流通到了15世纪；印度的杜格拉克王朝据说在至顺初年（1330-1331）也曾经使用过纸币；越南、朝鲜、伊朗等国更是仿照元朝使用过纸币。这其中，又以蒙古西征后建立的伊利汗国统治时期的伊朗，为解决财政困难而仿效元朝发行纸钞的影响最大。

据波斯著名史学家拉施特所著《史集》记载，伊朗是1294年在出使伊利汗的元朝丞相孛罗的指导下，于都城帖必力思（今大不里士）发行纸币的。伊朗的纸币完全是仿照中统元宝交钞，并盖有汉文专用印章。虽然在强制实行两个多月后便被迫放弃，但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影响深远。

一方面使当时的波斯、阿拉伯人最早认识了中国的纸币制度，并进而传入了欧洲。

纸虽然在十世纪中叶就已经传入欧洲，但是，欧洲人根本想不到能用它作交易媒介进行商品买卖。直到《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才听说“中国人用棉纸制成通用货币进行商业贸易”，“用最便宜的材料能交换最贵重的东西”。但是，被视为天方夜谭，难以致信。

在这种背景下，伊朗仿效元朝实行纸币制度，使当时的波斯、阿拉伯人因此而认识了世界上最早实行的中国纸币制度，并进而传入欧洲，不仅使之大开眼界，学会了使用纸币，同时更为其后来进行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带来了便利。波斯语中至今仍将纸币称作“钞”（Chao），影响之深可以想见。

另一方面是推动了我国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西传。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早在8世纪初，唐朝已经开始使用雕版印刷技术大量印刷佛经、书籍传播知识了，而同时期的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基督教的寺院里，还停留在依靠手抄古代传本的古老方式上，有可能接触书籍的仅限于宗教人士及贵族。在这种背景下，1294年伊朗仿照元朝“钞印用木为版”的技术印刷纸币，是雕版印刷技术西传的最早记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打破了教会对知识的垄断，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为文化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元朝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纯纸币制度的国家，贵金属金银以及铜钱都不许流通使用，替代金属货币流通的是国家强力推行的纸币。这种纸币统一由户部发行，流通使用不限年月，不分地域，是一种具有无限法偿能力的不兑换纸币，与之配套的还有计划周详并富有创意的管理措施。如：国内专用纸币、禁用金属货币、集中金银并禁止出口、设置纸币发行准备金、平准钞价、统制物价等等。

这种近代社会才通行的纸币政策，在七百多年前元代的钞法中大致上都已经具备。因此，我们可以说元代的纸币基本上已经具备了近代纸币的雏形。

对于元代极富创新精神的纸币制度，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不能因为元朝财政上的失败而否定它货币制度上的创新性及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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