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一种带有福、禄、寿、囍等字样的金章，颇受收藏界的注目。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顾问、知名中国钱币专家耿爱德(Eduard Kann)先生，是最早公开这些金章来历之人。由于存世少，复有名人加持，买家趋之若鹜，各大拍卖会落槌价格屡创新高。

关于这种金章，耿氏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钱币图说彙考》(Illustratedcatalog of Chinese coins)一书首先予以收录编目；1959年5月，又在美国钱币协会《钱币人》(The Numismatist)期刊发表满洲金块－钱币乎？圆饼乎？(Coins or discs? Gold Pieces of Manchuria)一文，阐述更多观点。两篇有关伪满金章的开山之作，影响收藏界一甲子。

耿爱德观点

耿氏在1954年的著作中，略以：“是日军在1930年代初期佔领满洲后下令铸造”，交代金章来历，并推估铸造时间为1932年，即伪满成立之时。

书中编列了编号1595号的福字、1596号的囍字，与1597号的富贵万年中间方框内嵌福字等三种不同类型的金章(如图)。周边突出、背面注明24K，1000、每枚直径30mm，厚度2mm，重量31.25公克，是其共同特徵。

耿氏在解读24K，1000铭文时，以24K，作为成色标记24 Karat的简称，而1000，则是1000 Fine，也就是黄金纯度千分之千之意。但，后者是一明显误解；倘若如此，无非又与已标示的24K之意重複。早期铸造黄金条块时，习惯将重量单位分成1000等分，所有金章都出现有的1000铭文，所传达的讯息，正是每枚都是精准的一整两之意。

在1959年的文章中，耿氏从完美、光亮的圆型，精准的重量与成色，认为金章应是出自政府造币厂，但无面额、没有发行国家的标记，又欠缺一般金币所具备的锯齿边，因此，推定为这是一种类似中国银锭，各有特定价值的秤量货币(ingot money with distinct and specified intrinsic value)。

根据金章的铭文字体、大小、排列方式，直径，厚度，周边等差异，进一步分出十种款式，比起1954年，多出七种。共有：福字三种(编号1595, 1595a,1595k)、囍字一种(编号1596)、福寿万年内嵌福字两种(编号1597，1597a)、寿字两种(编号1598, 1598a、字一种(编号1599，耿氏表示未见过实物，只有来自加州柏克莱泉友所提供、前大坂造币局局长所送的金章素描)，其中，福字1595k号,与寿字1598号, 1598a号三种，各重37公克，其他七种则均为31.25公克。

此外，耿氏在文中一改原先有关金章铸于1932年的说法，认为是「1944年日本关东军军部委託大坂造币厂所铸」。另外，「金章铸数不详，但目的是挹注满洲中央银行发行纸钞的准备金」。并推测，「这批金章的数量非常少。当苏俄军队进佔满洲，从伪满央行夺走了价值3百万美元的黄金(时价约合8.5万盎斯纯金)，金章必然在内并且是主要部分」。

对于耿氏的部分观点，笔者有不同见解：

伪满央行发钞准备金之商榷

首先，伪满洲国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植下于1932年3月1日成立后，随即于6月11日公佈《满洲国货币法》，当时是採用银本位，由伪满央行以元为单位，发行不兑现纸币。当时，并无且无需黄金准备。如果是为了发行准备，较可能的时间是在1936年以后。

满洲元发行后不久，适逢经济大萧条，以及随之而来美国通过的购银法案，国际银价出现剧烈变动，对于金本位或银本位国家，都产生了难以适应的衝击。伪满于是弃守银本位，加入日元阵营，并且是透过大量发行钞票，使满元逐步贬值，达到与日元等价的目的。时至1935年12月，日本、伪满共同宣佈完成所谓日满货币一元化；每满币一元，可固定兑换日币一元。

由于1931年底，日本早已跟随英国的脚步，从金本位改行金汇兑制，储备黄金，不再兑出金币。 因此，满元在1935年底与日元挂勾，同时伪满也被动转型为金汇兑制，黄金成为其国际结算的支付工具。因此，这时，伪满财政才开始与黄金攀上关係，有储备黄金之必要。

伪满境内盛产黄金，却主供外销，少作政府储备之用。伪满将採金视为特许产业，各大金矿早已成为国营或公营。1933年6月、1937年5月两度颁布《产金收买法》之下，产金只准伪满央行收买，专买对象除了产金业者，还扩及矿工，任何个人亦不得私留。控制源头之后，继而整顿下游，1939年10月10日，伪满警察厅以新京为起点，对城内天宝、同顺公、老物华、鸿兴、世兴、春华、新华美等十三家金店展开搜索，没收店内黄金，逮捕店东、职员等多人并予以判刑，随后也其他各地也雷厉风行，境内金饰市场，自此宣告关闭。

根据《满洲中央银行史料》的记录，集中在伪满央行的黄金，主要是供作外销以换取外汇，自1932至1945年，销往美国、日本、泰国、越南等地的黄金多达29吨。在战时，黄金则转作为支援日本军需之用。

金章是伪满央行发钞准备金的说法，除与笔者上述认知不同之外，尚有诸多疑点。如﹐一般而言，政府储备的黄金，以可供铸币的大金砖为主，精铸为重量、成色一致的小金章，不仅无必要，也会出现铸造成本过高的问题。

再者，时至1944年，伪满发钞已多年，战争也已到艰困的末期，关东军此时委铸金章用以拨补伪满央行库储，殊不合理。

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满即进入战争体制，黄金优先支援日本军需；不仅伪满如此，台湾亦同。1937年6月20日，台湾总督府命令台湾银行低价强制收买民间黄金、饰金。截至1937年11月14日止，收购黄金计21万756两，约合台湾三年的黄金产量，民间藏金已几乎被搜括殆尽。在日本统治下，当时，除了工业、医疗或其他特许用途外的黄金製品，一概禁止。如此背景下，日军搜刮黄金尚且不足，不大可能会以发钞准备的理由将黄金发还伪满央行，尤其又是铸成金章的形式。

可能供作军事用途

从铸造条件严格与数量有限的情形来看，金章既非流通货币，又不可能是储备黄金，所剩下的，无非是作为军工、医疗等特殊用途了。

这些用途未必需要钜量黄金，但在规格上有严格要求，而高纯度就是其中最重要者。金章的24K成色，是当时最高的成色等级，约当999，当时并非一般炼金厂能力所及，这可能是关东军必须回到日本委託大坂造币厂铸造的原因之一，而发钞准备或许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可能是提供军事工业所需。

这类特殊黄金，尚不止此一端，日本战败后，有一种寅字金块，是日本大坂桥本贵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受託铸造，重量以一(日)两为主，成色高达9999，这种工业或医疗级黄金，是当时的战略物资，在1949年年底以劫掠品名义归还中国而运来台湾(详阅：笔者，《你所不知道的国府黄金》一书，2017版)。其与金章都具有极高的黄金纯度之外，由于都是专门技术提炼完成，成色表现都获得稳定控制，并盖上相同数据，不会像一般的黄金条块，受到投料差异的影响，成色也各有所不同。

伪满金章不只供应伪满

耿氏所列的伪满金章十种，包含了两种不同的重量单位，一是31.25公克，一是37公克。前者，是伪满颁布《新制度量衡法》下的一两，盖无疑义；后者，因耿氏并未解读出1000实为单位重量之义，在平秤问题上未多加著墨，仅在两种寿字金章(编号1598, 1598a)，加注Kuping(库平)字样，不过这恐怕只是一种欠缺根据的猜测而已。

37公克，实际上与库平及当时各方採用的重量单位都有所出入，何以如此？这是待解之谜，但，库平早已被废弃不用且与各方无关，不应在考量之列。1000的标示背后，本来是存在著一种重量单位，这种重量单位为何？台湾每两37.5公克的关联性较大。

无论如何，以两种不同重量单位铸造金章的事实，已让伪满央行储备黄金之说，出现了破绽。这个事实似乎正说明著，除了伪满之外，金章似又被提供给採用不同度量衡制的其他地方。

艾文思侵吞黄金案的意外发现

笔者在《你所不知道的国府黄金》一书曾揭露：日本早在宣佈投降之前，已将部分福字金章运往台湾。1945年10月间，驻在台湾美军中校联络官艾文思(K.W.Evone)从日军经理处原田佐少佐接收的一批黄金，共有福字金章四千枚，每枚重约一两，大小不一，分装成八箱。结果，艾文思以多报少，仅送交其中四箱二千枚至台省长官公署，而将其馀侵吞，并在旁人协助下，私将金章偷运上海出售。总计售出1,921枚/两，得款美金107,967元，尚有79枚/两下落不明。案经台省长官公署向美国洛杉矶法院提出告诉，最后美国司法部于1948年9月11日以撤回告诉结案。

艾文思侵吞黄金案，应该就是金章流入市面的起点；此案也意外的提供了重要线索：至少有八千枚大小福字金章，应在战争结束前夕已被运到台湾，原因虽不明，但，台湾，恐怕就是铸造金章的使用者之一，显然不是作为发钞准备之用；前述37公克的重量单位，可能就是为台湾而设。

金章到了台湾之后，是由日军后勤部队而非银行保管，这似乎也透露出，如前所述，金章的铸造，已非出于财政目的，而是作为军事用途，也唯独此可能性，金章在战争尾声会不辞路险密运台湾。

声明：本文原载于《中国收藏钱币》杂志，2019年5月第53期。首席收藏经作者戴学文先生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