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学文:伪满金章新考 因吞金案来的意外收获

http://www.shouxi.com 2019-05-24 09:10 首席收藏网 发表评论

近年,一种带有福、禄、寿、囍等字样的金章,颇受收藏界的注目。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顾问、知名中国钱币专家耿爱德(Eduard Kann)先生,是最早公开这些金章来历之人。由于存世少,复有名人加持,买家趋之若鹜,各大拍卖会落槌价格屡创新高。

关于这种金章,耿氏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钱币图说彙考》(Illustratedcatalog of Chinese coins)一书首先予以收录编目;1959年5月,又在美国钱币协会《钱币人》(The Numismatist)期刊发表满洲金块-钱币乎?圆饼乎?(Coins or discs? Gold Pieces of Manchuria)一文,阐述更多观点。两篇有关伪满金章的开山之作,影响收藏界一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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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爱德观点

耿氏在1954年的著作中,略以:“是日军在1930年代初期佔领满洲后下令铸造”,交代金章来历,并推估铸造时间为1932年,即伪满成立之时。

书中编列了编号1595号的福字、1596号的囍字,与1597号的富贵万年中间方框内嵌福字等三种不同类型的金章(如图)。周边突出、背面注明24K,1000、每枚直径30mm,厚度2mm,重量31.25公克,是其共同特徵。

耿氏在解读24K,1000铭文时,以24K,作为成色标记24 Karat的简称,而1000,则是1000 Fine,也就是黄金纯度千分之千之意。但,后者是一明显误解;倘若如此,无非又与已标示的24K之意重複。早期铸造黄金条块时,习惯将重量单位分成1000等分,所有金章都出现有的1000铭文,所传达的讯息,正是每枚都是精准的一整两之意。

在1959年的文章中,耿氏从完美、光亮的圆型,精准的重量与成色,认为金章应是出自政府造币厂,但无面额、没有发行国家的标记,又欠缺一般金币所具备的锯齿边,因此,推定为这是一种类似中国银锭,各有特定价值的秤量货币(ingot money with distinct and specified intrinsic value)。

根据金章的铭文字体、大小、排列方式,直径,厚度,周边等差异,进一步分出十种款式,比起1954年,多出七种。共有:福字三种(编号1595, 1595a,1595k)、囍字一种(编号1596)、福寿万年内嵌福字两种(编号1597,1597a)、寿字两种(编号1598, 1598a、字一种(编号1599,耿氏表示未见过实物,只有来自加州柏克莱泉友所提供、前大坂造币局局长所送的金章素描),其中,福字1595k号,与寿字1598号, 1598a号三种,各重37公克,其他七种则均为31.25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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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氏文章附图

此外,耿氏在文中一改原先有关金章铸于1932年的说法,认为是「1944年日本关东军军部委託大坂造币厂所铸」。另外,「金章铸数不详,但目的是挹注满洲中央银行发行纸钞的准备金」。并推测,「这批金章的数量非常少。当苏俄军队进佔满洲,从伪满央行夺走了价值3百万美元的黄金(时价约合8.5万盎斯纯金),金章必然在内并且是主要部分」。

对于耿氏的部分观点,笔者有不同见解:

伪满央行发钞准备金之商榷

首先,伪满洲国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植下于1932年3月1日成立后,随即于6月11日公佈《满洲国货币法》,当时是採用银本位,由伪满央行以元为单位,发行不兑现纸币。当时,并无且无需黄金准备。如果是为了发行准备,较可能的时间是在1936年以后。

满洲元发行后不久,适逢经济大萧条,以及随之而来美国通过的购银法案,国际银价出现剧烈变动,对于金本位或银本位国家,都产生了难以适应的衝击。伪满于是弃守银本位,加入日元阵营,并且是透过大量发行钞票,使满元逐步贬值,达到与日元等价的目的。时至1935年12月,日本、伪满共同宣佈完成所谓日满货币一元化;每满币一元,可固定兑换日币一元。

由于1931年底,日本早已跟随英国的脚步,从金本位改行金汇兑制,储备黄金,不再兑出金币。 因此,满元在1935年底与日元挂勾,同时伪满也被动转型为金汇兑制,黄金成为其国际结算的支付工具。因此,这时,伪满财政才开始与黄金攀上关係,有储备黄金之必要。

伪满境内盛产黄金,却主供外销,少作政府储备之用。伪满将採金视为特许产业,各大金矿早已成为国营或公营。1933年6月、1937年5月两度颁布《产金收买法》之下,产金只准伪满央行收买,专买对象除了产金业者,还扩及矿工,任何个人亦不得私留。控制源头之后,继而整顿下游,1939年10月10日,伪满警察厅以新京为起点,对城内天宝、同顺公、老物华、鸿兴、世兴、春华、新华美等十三家金店展开搜索,没收店内黄金,逮捕店东、职员等多人并予以判刑,随后也其他各地也雷厉风行,境内金饰市场,自此宣告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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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长春) 同顺金店于1939年10月遭到取缔之前所铸造的足赤金戒

根据《满洲中央银行史料》的记录,集中在伪满央行的黄金,主要是供作外销以换取外汇,自1932至1945年,销往美国、日本、泰国、越南等地的黄金多达29吨。在战时,黄金则转作为支援日本军需之用。

金章是伪满央行发钞准备金的说法,除与笔者上述认知不同之外,尚有诸多疑点。如﹐一般而言,政府储备的黄金,以可供铸币的大金砖为主,精铸为重量、成色一致的小金章,不仅无必要,也会出现铸造成本过高的问题。

再者,时至1944年,伪满发钞已多年,战争也已到艰困的末期,关东军此时委铸金章用以拨补伪满央行库储,殊不合理。

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满即进入战争体制,黄金优先支援日本军需;不仅伪满如此,台湾亦同。1937年6月20日,台湾总督府命令台湾银行低价强制收买民间黄金、饰金。截至1937年11月14日止,收购黄金计21万756两,约合台湾三年的黄金产量,民间藏金已几乎被搜括殆尽。在日本统治下,当时,除了工业、医疗或其他特许用途外的黄金製品,一概禁止。如此背景下,日军搜刮黄金尚且不足,不大可能会以发钞准备的理由将黄金发还伪满央行,尤其又是铸成金章的形式。

可能供作军事用途

从铸造条件严格与数量有限的情形来看,金章既非流通货币,又不可能是储备黄金,所剩下的,无非是作为军工、医疗等特殊用途了。

这些用途未必需要钜量黄金,但在规格上有严格要求,而高纯度就是其中最重要者。金章的24K成色,是当时最高的成色等级,约当999,当时并非一般炼金厂能力所及,这可能是关东军必须回到日本委託大坂造币厂铸造的原因之一,而发钞准备或许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可能是提供军事工业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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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赔偿的寅字金块,成色9999

这类特殊黄金,尚不止此一端,日本战败后,有一种寅字金块,是日本大坂桥本贵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受託铸造,重量以一(日)两为主,成色高达9999,这种工业或医疗级黄金,是当时的战略物资,在1949年年底以劫掠品名义归还中国而运来台湾(详阅:笔者,《你所不知道的国府黄金》一书,2017版)。其与金章都具有极高的黄金纯度之外,由于都是专门技术提炼完成,成色表现都获得稳定控制,并盖上相同数据,不会像一般的黄金条块,受到投料差异的影响,成色也各有所不同。

伪满金章不只供应伪满

耿氏所列的伪满金章十种,包含了两种不同的重量单位,一是31.25公克,一是37公克。前者,是伪满颁布《新制度量衡法》下的一两,盖无疑义;后者,因耿氏并未解读出1000实为单位重量之义,在平秤问题上未多加著墨,仅在两种寿字金章(编号1598, 1598a),加注Kuping(库平)字样,不过这恐怕只是一种欠缺根据的猜测而已。

37公克,实际上与库平及当时各方採用的重量单位都有所出入,何以如此?这是待解之谜,但,库平早已被废弃不用且与各方无关,不应在考量之列。1000的标示背后,本来是存在著一种重量单位,这种重量单位为何?台湾每两37.5公克的关联性较大。

无论如何,以两种不同重量单位铸造金章的事实,已让伪满央行储备黄金之说,出现了破绽。这个事实似乎正说明著,除了伪满之外,金章似又被提供给採用不同度量衡制的其他地方。

艾文思侵吞黄金案的意外发现

笔者在《你所不知道的国府黄金》一书曾揭露:日本早在宣佈投降之前,已将部分福字金章运往台湾。1945年10月间,驻在台湾美军中校联络官艾文思(K.W.Evone)从日军经理处原田佐少佐接收的一批黄金,共有福字金章四千枚,每枚重约一两,大小不一,分装成八箱。结果,艾文思以多报少,仅送交其中四箱二千枚至台省长官公署,而将其馀侵吞,并在旁人协助下,私将金章偷运上海出售。总计售出1,921枚/两,得款美金107,967元,尚有79枚/两下落不明。案经台省长官公署向美国洛杉矶法院提出告诉,最后美国司法部于1948年9月11日以撤回告诉结案。

艾文思侵吞黄金案,应该就是金章流入市面的起点;此案也意外的提供了重要线索:至少有八千枚大小福字金章,应在战争结束前夕已被运到台湾,原因虽不明,但,台湾,恐怕就是铸造金章的使用者之一,显然不是作为发钞准备之用;前述37公克的重量单位,可能就是为台湾而设。

金章到了台湾之后,是由日军后勤部队而非银行保管,这似乎也透露出,如前所述,金章的铸造,已非出于财政目的,而是作为军事用途,也唯独此可能性,金章在战争尾声会不辞路险密运台湾。

声明:本文原载于《中国收藏钱币》杂志,2019年5月第53期。首席收藏经作者戴学文先生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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