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在国内战场已显败迹的国民政府在财政金融方面频频动作，意图挽救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以“社会贤达”名义参政的王云五，于5月起任财政部长，他秉承蒋介石的意旨，起草了“币制改革”方案，经包括行政院长翁文灏、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他在内的六人小组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后，于8月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与此同时，颁布《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欲将民间的金银外币一网打尽。

秘密的“金银外币处理办法”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以总统名义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 规定：“以金圆为本位币，法币及东北流通券停止流通。法币三百万元，换金圆一元。金圆之法定含金量为0.22217公分，采十足准备制。金圆券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对美金汇率，为金圆券四元合美金一元。”“8月23日金圆券开始发行。同时发布的《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规定：“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币禁止流通、买卖或持有；持有者应于1948年9月30日前向中央银行或其委托银行兑换金圆券，黄金每两兑金圆券200元，白银每两兑金圆券3元，银币每元兑金圆券2元，美国币券兑金圆券4元，其他各国币券照中央银行外汇汇率兑给金圆券。”

与此同时， 对于外汇也限期申报登记，《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外汇资产包括在国外的存款、外币、金块、金条、外币证券及一切流通票据，1948年8月20日以前获得的限于12月31日以前向中央银行或委托银行申报登记，8月21日以后获得的在两个月内申报登记。”可以看出，当时国民政府以金圆券发行为契机，对于国内金银外币及国外外汇双管齐下，统统收入自己囊中。

据说，此项政策的制定是极度保密的，在公布各项政策前夜，各种文件起草与誊正，均由王云五一人办理，“不肯假他人之手”。公布第二天，行政院长翁文灏发表谈话，说明经济紧急措施意义。8月21日，蒋介石通电各省市政府，晓示政府改革币制、稳定经济决心，并派出俞鸿钧、蒋经国、张厉生、王抚洲、宋子文、霍宝树等人，为上海、天津、广州各区经济管制督导员。中央银行开始收兑金银外币的第一天，王云五在南京办公室接到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的电话，言贺币制改革成功， 并称“ 其情形之踊跃， 着实出乎他所预料之外”。从相关史料看，币制改革一月内，全国物价，虽随地而异，稍有涨落，但“大体仍甚良好”（王云五语）。除少数商品，如纸烟类涨价外， 其他日用生活物品，均有回落至8月19日水准以下，“最初四十日的反应可说良好”（吴相湘语）。但是，无十足准备的金圆券在战时并没有维持很久，就开始出现问题，一是黑市汇价迅速下跌，二是各种抢购风潮。

到底收兑了多少金银

国民政府发布《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自八月二十三日开始收兑金银外币，在高压政策下，一般工商户和广大群众不得不忍痛割爱，在限期内进行兑换，而官僚、豪门仍保留了大量黄金、美钞。那么， 到底国民政府此次收兑了多少金银外币呢，据《金融周报》载郭荣生《八九两月份各地收兑金银外币统计》的明细看，至九月三十日，全国六十四行处， 共收兑黄金1643086.2546市两， 白银8147410.115市两， 银元21248871.83元，美钞48625478.35元，港币80065679.47元，以上五种合计值美金162527099元，值金圆券650108397元。

就收兑总数来说，上海第一，上海所收兑金银外币五种合计，值美金98643130元，值金圆券394572523元，占全数60％。广州第二，所收兑金银外币五种合计，值美金17316231元，值金圆券69264926元，占全数10.5％。后依次是青岛、汉口、厦门等城市。

单看黄金，8、9两月收兑总数为160余万两，上海即占111万余两，占黄金收兑数70％以上。其他各地与上海相比较，大为减少。次于上海者，有广州、汉口、重庆、昆明四地，广州收兑121811.235市两，汉口收兑72843.279市两，重庆收兑56590.755市两，昆明收兑46952.196市两。此外收兑数字在万两以上者有南京、杭州、台湾、天津、长沙等五地。

白银以天津收兑最多，达100万两以上，上海、北平、广州、南昌等四地次之，各地收兑数俱在60万两以上。再次收兑在40万两以上者有重庆、长沙、厦门、汕头、台湾、福州、成都、西宁、柳州、太原、兰州、吉安、宁波、沈阳等十四地。

银元收兑数字， 汉口第一（4976157元），上海第二（3564189元），北平第三（1242643元），台湾第四（1161202元），成都第五（1049765元），以上五地共收兑1200万元，占全数50％以上，次于上述五市，数字在90万元以上者有南京、青岛二地。收兑数字在50万元以上者有长沙、兰州、杭州、九江、南昌等五地。

收兑数字在30万元以上者有广州、归绥、天津等三地。收兑数字在10万元以上者有厦门、汕头、无锡、昆明、西安、芜湖、西宁、徐州、衡阳、海口、贵阳、宁波、张家口等13地。

美钞集中于沿海城市，尤以上海、青岛、厦门三地为最多，八九两月收兑美钞4860余万元，上海、青岛、厦门三地即达4200余万元，占全数85％以上。其中上海最多，两月共收兑3200余万元，占全数70％。次于上述三市，收兑数字在百万元以上者有广州、南京两地。收兑数字在60万元以上者有台湾、北平两地。收兑数字在10万元以上者有汕头、杭州、重庆、福州、江门、汉口等6地。

港币收兑总数为8000万，其中广州一地即达4900余万元，占全数60％以上。上海次于广州，收兑数为1000余万元，占全数13％。港币以广东为集中地，两月以来，广东之广州、江门、湛江、海口、汕头收兑数字始终保持不变，与广东经济关系密切之厦门、台湾、梧州、福州等地，收兑数字俱属可观。

到9月底收兑截止日期后，10月1日，中央银行又宣布收兑金银外币展期至10月31日。到期全国共收兑黄金1654978.79两，白银9038535.166两，银元23546860.29元，银角39047159枚，美钞47967332.47元，港币87471175.62元，菲钞16327.85元。至于外汇资产，各银行办了申报手续，尚未转账过户，金圆券就崩溃了。

变来变去的黄金政策

金圆券推行之初，国民政府实行限价政策。8月24日，蒋介石任命俞鸿钧、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坐镇上海，企图“借人头，平物价”，但人们为了保值，尽量用金圆券购买商品，很快发生了抢购风潮。10月上旬，大部分市场陷于停业或半停业状态。商店存货被抢购一空，连锡箔、棺材都在抢购之列，粮食问题尤其严重。整个国统区经济一片混乱，经济已面临总崩溃的局面。

1948年11月13日国民政府颁布《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又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中央银行又开始出售黄金以收缩通货。11月19日《中央银行办理存款兑现通则》规定，以金圆券存款定期满一年以上，到期除以金圆券偿付本息外，存款人在存款时可以同额金圆券兑换金圆；在金圆铸成前按规定比例兑换黄金或银币。指定26个城市为办理存款兑现地点。根据《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黄金一两值金圆券1000元。要兑换黄金，须存款1000元，付兑换费1000元，实际上等于是以金圆券2000元买一两黄金；银元一元值金圆券10元，要兑换银元，须存款10元，付兑换费10元，当时黄金、银元黑市价已分别超过2000元和20元，所以存兑者趋之若鹜。12月初以后，各地抢购黄金潮流汹涌，汉口、广州、北平等地因无法应付，相继停兑。

上海于12月10日将存兑数减为每人限兑10两，超过10两的现钞予以退还。黄金黑市原来每两约二千五六百元，限兑10两后涨至3200元左右。12月15日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改善金圆券存兑办法》，恢复兑换黄金，但另加平衡费，次日先在上海、南京试办。平衡费按照中央银行当日侨汇牌价，以美金50元折合黄金一两的比价，计算出以金圆券计算的金价的差额，即为当日应加的平衡费。自1948年11月22日至1949年1月16日，全国各地共存兑黄金485939.516两，银元6444096.5元，存兑总额约等于前所收兑黄金、银元数额的四分之一。

1949年1月16日，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发行黄金公债，废止了存兑金银办法。黄金公债定额200万两，2月1日和6月1日分两期在各地市场公开销售。每月抽签还本一次，本息以黄金归还，偿还期限两年。发售价格按照中央银行每日侨汇牌价折算黄金价格，以金圆券缴购。当时国民党的败局已定，对公债乏人问津。中央银行于5月19日决定停止发行。

发售黄金公债失败后，2月25日国民政府又颁布《财政金融改革案》，准许人民自由买卖金银，金银和金圆券无固定兑换率。为了推行黄金自由买卖政策，财政部还训令上海市金商业同业公会恢复活动，迅速筹建公开交易的黄金市场。黄金市场于3月22日仓促开业，但由于经营黄金买卖的必须是过去的金业公会会员，除中央银行因负有调节价格的任务参加交易外，公私行庄一律不准经营。另外交易时间和涨落区间都有严格限制，登记复业的会员有63家。黄金市场开业后，气氛冷清。场外市场交易十分活跃，市况也已极度混乱，虽然市场内金价一再高挂，仍涨停板，黄金有求无供，交易陷于停顿。在这种情况下，仅一个月，上海金业商业同业公会黄金市场于4月26日即鸣金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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