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不时地从隧道穿过，让人明显地感觉进入了山区。从车窗向外远眺，已是连绵不断的山峦。我的目的地就是这群山环抱中的“瑞金”。

听说我休假要专程去瑞金，同事不自觉的“嘁-”了一声，看我的眼神有些异样。其实到这里探访一直是我的一个小心愿，作为银元玩家来到这里，同样是因为钱币——那枚“中央苏区造贰角银币”，想探寻它背后的故事。

1931年，中央红军在取得了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的胜利后，中共中央于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首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个以赣南、闽西苏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央苏区，成为了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国家银行，发行国家货币。1932年2月1日，新生红色政权下的第一个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

苏维埃国家银行被称作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成立之初，全行仅有5人，办公地点是只有200平米的民居，金库是10平米的柴房。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袖珍”银行，自建立开始，就承担起了建立苏区财政金融制度、支援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的重任。统一货币是它成立后的首要之事，只有统一了货币，建立其独立的货币制度，才能掌握苏区的经济命脉，巩固工农革命政权。

当时苏区流通的货币十分混乱，既有各工农银行的铜圆券、银元券，还有国民党的纸币和光洋，甚至还有清朝时期的铜板。购物时帐都难以算清，人们不胜其烦。而军阀和土豪劣绅发行的劣币也同时在苏区流通，这无疑给国民党提供了破坏苏区金融市场的机会。

毛泽民找来曾在日本留学，有设计才能的地下共产党员黄亚光来设计苏区钱币。

1932-1933年中央造币厂在瑞金洋溪铸造了苏维埃两角银币，流通于中央苏区。该币中央钤面值“贰角”，上下分别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公元一九三二（或一九三三）”，左右分钤五角星；背面钤地球、镰刀、斧头、五角星、嘉禾图案及“每五枚当一元”（有光边和齿边两种）。

在货币的设计过程中，时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要求苏维埃政府的货币，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因此，黄亚光在设计时，选取了镰刀、锤子、地图、五角星等图案，并把这些图案有机地组织了起来，既美观大方又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货币的特点。

相较于银币的铸造，苏维埃国家银行更重视纸币的制作和发行。1932年7月，国家银行印制了第一批苏区纸币，半年内印制了5分、1角、2角、5角、1元五种纸币共计65.61万元。货币以银元为本位，纸币为银元券，1元银元券兑换1元银元，银元券为国币。国家银行货币发行后，逐步收回了各种杂币，使中央苏区的货币实现了统一，稳定了苏区的金融环境。

但国民党当局也打起了苏区货币的主意。国民党特务潜入瑞金，刺探苏区货币的生产工艺和流程，在苏区设立秘密基地印制假钞，在边区周围生产假币，采取红铜镀银的办法伪造苏区银元，投放市场，一时间假币伪钞泛滥成灾，造成苏维埃国币币值急跌，国家银行信用严重受损。

为此，国家政治保卫局还专门组建了假币侦破组，出重拳端掉了一批假币制造窝点，镇压了一批制造、运输假币的反动分子。典型的是瑞金地主赖以辉偷运假造苏区两角银毫170元的案件，以及闽西明光县的纸币造假案等都被查获。并进行了公开审判，当众判处了死刑，彻底堵死了假币的制造源头和流通渠道。

但国家银行接着又经历了严重的“挤兑风潮”的冲击。一些地方的奸商乘苏区物资短缺之机，故意哄抬物价，贬低苏区国币，破坏苏区货币流通。1933年3月，中央苏区发生了敌特分子暗中点火，各地群众抛售纸币，出现了围在营业厅柜台挤兑现洋的现象。

为力保国币的信用，应对挤兑风潮，国家银行从国库里拿出大批现洋，刻意在营业厅里堆满了各种金银珠宝及现大洋，公开兑换纸币。凡来兑换的保证足额及时兑换。群众看到这些“金山银山”后，兑换的迫切心情骤减。

当时正值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取得胜利，缴获了大批的物资和现洋。大量的布匹、食盐等日用品随即被充实到各合作社的货架，并在标价牌上写明“只收国币，不收现洋”.许多刚换了现洋的人，又换回了国币。原来嚷嚷要换现洋的人群也悄悄地散去了，国币信用重新树立了起来。

金融环境稳定了下来，但当时的中央苏区在经济上还是面临着严峻地考验。地处落后的山区农村，要利用贫瘠的土地来支撑经济的运转，还要通过落后的经济来支持战争。在这样的环境下求得生存和发展，其困难可想而知。

到瑞金后，我依然能明显地感受到这个山区小城经济的欠发达。市中心的街道十分凌乱，沿街的商铺将货物都堆上了人行道，像个大集贸市场。这倒是让我没有什么违和感，很像我所居住的那所城市的城乡结合部，不过是三十年前的样子。很显然这里人们的生活还是并不富裕，遥想当年只怕是更要百倍艰辛。

更何况当时还要面对国民党强敌包围下的经济封锁。其实自围攻井冈山开始，国民党的封锁政策再也没有中断过。到中央苏区一建立，国民党当局更采取了“军事围剿、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三管齐下的策略，为此制定了封锁苏区的种种办法。

经济封锁的核心就是物质封锁，主要包括粮食、食盐、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和药材、钢铁等军用品的材料。特别是江西不产盐，盐是重点封锁的物资。苏区中央政府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来打破封锁。

中央政府设立了对外贸易局和粮食调剂局，各级政府也相应设立了外贸机构，主要从事食盐、布匹的输入和粮食、钨砂的输出。为了恢复苏区与白区的贸易往来，国家银行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购得了一台墨西哥“鹰洋”的铸币机。此后，中央造币厂放弃铸造只能在苏区内流通的银元，重点改铸在白区能通行的“鹰洋”。此外，还土法制造了一些“袁大头”和“孙中山开国纪念币”。这也是“中央苏区造银币”留存不多的原因。

但国民党的封锁还是对苏区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国民党的媒体报道，认为“封锁之效果，较之军事推进更有力量”。

尽管为了解决物资短缺，苏维埃政府实施了许多办法，发展工业、加强对外贸易，寻求替代品开展自救，但苏区物资缺乏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1934年以后形势更加恶化，严重地影响了苏区民中的日常生活和红军的作战。

经济封锁导致苏区现金银元的不足。苏区为购买军民必需品大量出口银元，但中央苏区的主要商品，如大米、纸、木材等却因封锁不能到国统区去出售。所以，中央苏区的银元大量流向国统区。到红军长征前夕，中央苏区的市场再也难以见到银元了，市场不得不以物易物。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弥补财政不足而大量发行纸币，又导致了通货膨胀，也部分推高了物价，使苏区的金融财务状况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此外，苏区过“左”的错误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物资短缺的困难。到了1934年的苏区，面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在物资的补给上已难以为继。据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解放后任山东省委书记的舒同说：“我们中央苏区最后不能坚持而被迫长征，除了错误的路线外，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是休戚相关的。伴随着军事上的胜利，特别是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使得苏区的经济建设走向了高潮。但经济的困窘也制约了军事上的成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也是经济上反“围剿”的失败。

在“叶坪”红色景区探访时，我一直有个强烈感受：“这一切都是年轻的红色政权，必须付出得成长的代价，也为之后经济、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迪”。走出幽暗简陋的“国家银行旧址”的土坯房，抬头远看空旷的景区，当年泥泞的土地已变得绿草如茵，那时纤弱的小树，也已长成大树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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