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人在自流井做盐业生意，历史悠久，可以远溯清王朝的乾、嘉时代，至今能为记忆的人物，有戴耕霄、袁择侯、马季良、杜鼎珊……等等，民国反正以后，有邓岳皋、戴章黼……等，他们多是在自流井购运盐载，运往江口、綦江等地销售。

江津人能在自贡真正形成一股经济力量，一股不随盐场的兴衰、岸销的疲快、市场的变化而动摇的、立于不败地位的经济力量，也即是人们称为的“江津帮”。应当说是自诸子言和刘瀛洲来到自贡之后所形成的。多年来，人们提到“江津帮”，就很自然地联系上诸、刘两掌柜。诸子言、刘瀛洲成了自贡盐场“江津帮”的同义语。

一个地方的人在另一地方形成“帮”，不仅有钱，也得有人；既要有卓著的商场信誉，又要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而且还为人们所承认。

1920年，28岁的诸子言，作为重庆“洪顺祥”盐号的庄客来到自流井。进驻当时江津人聚居的老君庙。诸子言为人正直，勤俭，既精明练达，又有良好的素养，来自流井不多时间，便打开他在商场中的局面。社会上以对工商业者的习惯称呼，管叫他“诸掌柜”。

而“洪顺样”是江津运盐世家邓姓的老盐号，祖辈在“太平天国”年代，就是以这块牌号营运楚盐，并以之发家的。第二代邓蟾秋先生，也以同一招牌继承祖业。蟾秋先生功成身退后，交由其侄邓仲鸾经营，诸子言进入洪顺祥，算是和邓氏家族第三代的合作了。

1924年，邓仲鸾进行改组，将洪顺祥分别组成“同济”和“复盛”两家；招商认运，后再度重新组合，除复盛外，将同济分成了“成记”、“昌裕”、“友康”、“怡和”等四家盐号，诸子言却是这些盐号的股东，也是它们在自流井的经理人。

诸子言在自贡声誉日隆，号务日益繁忙之际，重庆派了他的老同学张玉琰前来协助；张也是“怡和”盐号的经理，但他更主要的工作，是为帮助诸子言掌管内部事务。自张来后，不仅把诸子言各家盐号的帐务整理得有条不紊，而且还对年轻学徒，循循教导。两人合作无间，让诸子言无后顾之忧，腾出手来，向运盐业以外的生意发展，为了增添盐号在市场上的经济活动能力，搞了两家小型的钱庄，一家叫“顺记”，一家叫 “利亨”，又经友人辗转介绍，承办了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的经销业务，这不担风险的赚钱生意，更加积累了他的财富。

就在这一时期，他的胞弟诸克涵从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回到老家，来到身边。于是，诸子言的班底，就更厚实了。

四年之后的1924年，同乡人刘瀛洲，代表着江津人办的“大同”、“永丰”等几家盐号来到自贡，也选择了老君庙为驻地，刘瀛洲朴质无华，古道热肠，又勇于进取，他与诸子言意气相投，很快成了知己，他们互相支持，又各自发展。由运盐而产盐，办井烧灶，进而跻身金融界，开钱庄、银行，在抗日战争期中及以后，是他俩发展的旺盛时期。

诸子言(确切说是包括胞弟诸克涵，胞侄诸有方这个弟兄叔侄的家族)经营是多方的，在他极盛时期，盐业生产方面:东场郭家坳有“崇福”、“全福”、“同福＂三个井瓦斯灶圈七十多口，向家湾瓦斯灶圈五十口，大坟堡“富庆灶”炭巴灶圈四连(每四口为一连)还和侯策名、刘瀛洲等合伙开办“盛德”盐岩井，先是诸子言经理，未见功前，交由侯策名续办，(解放后是大安区大型卤井之一)在西场有(家族)独资的“民大制盐厂”下辖两灶三井——民享炭巴灶和民大炭花灶，＂德馀＂＂盛川＂和＂湖溶＂三个井“制盐厂”是解放后这些井灶合起来改称的。

除盐场井场外，其他工业，在内江办了一家生产汽车燃烧酒精的“万源”酒精厂，解放时，曾为进军大西南解放军提供了汽车燃料，在抗美援朝中，万源也和自贡的新兴制盐厂(刘瀛洲)一样，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带头增产捐献，受到了政府的表扬，并由《人民日报》和中央广播电合予以报导和广播。

在金融业方面:除独资的“万胜”钱庄外、(顺记，利享早已结束)诸子言还是“亚西”、“工矿”两家银行的自贡分行经理，诸克涵是“四川商业银行”经理，当时自贡行、庄包括国家银行不过三十家，诸子言掌握了四家，连同刘瀛洲钱庄一家和拥有一半股份的四川建设银行，共计六家，占了全市银行、钱庄总数五分之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自贡当时人戏称老君庙为“自贡华尔街”的原因了，浅浅表述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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