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一直爱好古钱币收藏，家中一枚上世纪30年代川陕苏区制造的铜币，虽历经沧桑，却仍似精神抖擞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依稀可见川陕省根据地红军们创立的红色金融事业。

意外之喜

1932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率领下，过秦岭，越巴山，进入四川和陕西交界地带，在四川川东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和陕西陕南的南郑县等一带建立了川陕省革命根据地。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面积约4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600多万。1933年2月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以下简称川陕苏区)后，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首要措施是建立财政领导机构和成立川陕省工农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筹措军需，调节市场流通。

从1933年初的川陕苏区成立，到1935年4月红军陆续撤离的2年多，川陕苏区铸造了丰富多彩的革命根据地货币，其币材有银、铜、布、纸、锡5种。其布、纸币的印制主要采用石印工艺，金属铸币则有前期的手工熔铸法和后期的现代机制法之分，这些都是由当时根据地的政治、地理、军事形势、物质基础、经济政策和技术条件等决定。川陕苏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数量之多、版别之繁浩、存世实物之丰富，居我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个根据地之首，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而川陕苏区工农银行在货币铸造发行过程中也留下了诸多不解之迷：如川陕苏区银行是否铸有1933年版壹圆银币？川陕苏区是否铸有50文、100文锡质辅币？川陕苏区5串、10串布币上为何不盖行名章？难道仅为内部结算之用？川陕苏区大200文错版又改版铜币之谜。

1993年夏，我在四川省巴中县恩阳区一农民家的数千枚铜币中选得川陕苏区铜币12枚，其中大200文11枚，500文1枚。大200文铜币中有1枚面值反书成“00 ”文的错版铜币，直径36mm，重22.2g，正面铸有中国共产党党徽、五角星图案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C.C.Z.C”字样。背面铸有“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造” 字样、面值、纪年、嘉禾和蝶形图案。仔细观察， 该币纪年“一九三三年”字样中的第二个“三”字有明显改刻为“四”字的痕迹，在“三”字两旁各加刻一竖，上面二横分别加长，但所改刻的笔划又明显细于原版笔划。我曾多方查找有关资料，但未见有川陕苏区铜币错版又改版的记载和报导。1998年，经《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有关专家认定，该币为全国首次发现，并被收录到中华书局最新出版的《中国钱币大辞典——革命根据地篇》中。

刨根问底

为什么川陕苏区要造大200文错版又改版铜币呢？我初步分析认为，1934年版大200文铜币以及大200文错版又改版铜币是一种过渡性质的货币。从1933年2月到是年年底这段时期里，工农银行发行的铜币主要是熔铸法手工打制的大200文铜币。由于铸法原始，压力过小且受力不匀，这一类铜币均比较粗糙，文图模糊。1933年10月下旬，红军攻克绶定府（现达州市），夺取四川军阀刘存厚的兵工厂和造币厂后，将机器设备和银、铜等物资搬至通江县城近郊西寺一座大庙内，虽于11月下旬正式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造币厂，准备铸造新式机制铜币，但不久，造币厂遇敌机轰炸，不得已又搬迁到通江县汉城张家四合院内。

因此，至1933年年底，造币厂的新式造币机器仍处于安装调试阶段，新币模也在赶制之中，尚不能正式投产。到了1934年初，根据地市面上小面额辅币奇缺，不得已只能临时赶铸部分1934年版大200文铜币，以弥补市场货币流通不足。而为什么用1933年版大200文“00 ”错版铜币版模改刻为1934年版呢？据我推测，原因之一可能是新式机制铜币即将开铸，没有必要费力刻制新的1934年版大200文币模；其二可能是1933年版大200文“00 ”错版铜币最初开铸后即发现是错版币而停铸，因此版模状况保持较好，而其他版模大多已损坏。1934年初急需铸造一些铜币以补市场流通不足时，将此版模取出仅仅改刻一个“三”字为“四”字后，便铸造发行流通。只是该种币铸量极少，流通时间很短。不久，新式、精美的机制500文和小200文铜币问世，大量发行流通，从而结束了熔铸法手工铸造铜币的历史，翻开了川陕苏区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史崭新的一页。

该币被收录到《中国钱币大辞典——革命根据地篇》后，辞条已按我上述推测进行了定义，但对其探究尚未盖棺定论，有不少同仁提出了各种疑问：1933年年底，川陕苏区工农银行缴获军阀刘存厚的造币设备已基本安装调试完备，1934年机制版500文和小200文铜币又即将付铸，为什么还要造1934年手工版的大200文铜币？大200文铜币一般重量为20—22g左右，而小200文铜币则仅重8g左右，500文铜币也仅重10.8—11.4g左右，前者的重量分别约是后两者的2倍到3倍，显然不合常理，也非常不经济，令人费解；再者以前年份铸造的货币并不会作废，照样可以流通，没有必要改刻纪年；1933年12月以前曾有20多种大200文铜币版模，为什么不选其一进行改铸1934年版，而偏偏选一枚错版改纪年铸造呢；既然要改铸年份，为何不把错误的面值“00”一并改正？这在技术上并非难事；这类错版又改版大200文铜币发行量有多大，面有多广，铸造周期有多长？尚待探究。

依旧存疑

笔者又做了深入查证，翻阅大量历史文献，对川陕苏区大200文错版又改版铜币的原因有了更进一步的发现：在当时较为恶劣的军事、经济环境中，军事战争和维护政权的需求高于一切，任何行动包括制定经济政策、货币发行等都要服从于军事需要和根据地的巩固政策。这是在恶劣环境中应急产生错版硬币的基本原因。发行货币质量参次不齐、错版现象屡见不鲜,并不是货币发行当局最为关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首要解决的是货币信用、维系银本位基础——即银币与铜币基本比价关系的稳定问题，这也与当时四川人民饱受民国时期军阀滥发纸币之苦，历来有重硬币，轻纸币的习惯有密切关系。因为在当时，硬币被一斩为二、一斩为四流通使用现象十分普遍严重，老百姓关心的是硬币的质量和重量，而非其图案与文字；川陕苏区根据地相对分散，必须采取统一与灵活相结合的经济、货币政策，这是产生错版硬币的主要原因。

当时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所辖有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南部等20多个苏维埃县级政府，面积42000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鉴于地处秦巴山区，幅员广大，交通不便，有部份苏维埃县级政权会根据本区域的实际情况自行铸造货币，以适应当时的军事或经济形势也是无可厚非。据1980年3月19日访问原阆苍南中心县委常委罗家镐的记录，《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一书记载：“1933年下半年，红军地方武装在南部县谢家河攻占了川军李家钰的一个造币厂，留下几十个工人和管理人员，还有铜和机器。苏维埃政府曾就地造了模子，压过镰刀斧头图案的大当200文铜元，时间不长，数量不多。”综上所述，我进一步推测：1934年版大200文错版又改版铜币是1934年初，南部县苏维埃政权为了解决市场货币流通的燃眉之急，以川陕苏区工农银行总行的名义紧急改版铸造发行的一种铸量极少、流通时间很短、范围很小的临时性、区域性、过渡性货币。这就符合上世纪80年代人民银行对部份老红军访问的回忆记录，也就能解释为何1934年版大200文错版又改版铜币比通江县川陕苏区工农银行总行造币厂新造1934年版小200文铜币重2倍，甚至比500文铜币还重1倍以上的原因了。

我试作此文，抛砖引玉，希望史学界、钱币界同仁能提出新的考证意见，使该币有一个确切的结论。同时也希望能征集到一九三三年版大200文“00 ”错版但未改模铜币资料图片，以便进行进一步对比分析。

声明：本文作者周涌涛，转载自上海钱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