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宝气钟千古，四野炉烟绕万年。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叫“会泽”。它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崇山峻岭深处，也许名气不够响亮，却是清代著名的铜矿产区，京城钱局的铜原料大都由其供给，有“钱王之乡”、“滇铜名都”、“万里京远第一城”的美誉。

会泽，古称堂琅县，为明清东川府的府城，是云南省的十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位于乌蒙山主峰地段，总面积5854平方公里，总人口近91万，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资源丰富，山川秀美，风光旖旎，被誉为乌蒙山巅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会泽，历史悠久，在秦汉时为古夜郎地，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设堂琅县，唐置唐兴县，明置东川府，清雍正五年(1727年)置会泽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1995年被列为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上的会泽以铜矿产的开采、冶炼、鼓铸而著称于世。由于当时社会对铜产品的需求加大，在政府和巨商富贾的大力推动下，会泽的铜产业非常发达，在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灿若群星的文物古迹、深厚的文化内涵、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

绵亘三千多年的铜商文化是会泽历史文化的主脉。会泽产铜的历史非常久远，早在东晋《华阳国志》中就有记载：

“堂琅县，因山名也，银、铅、白铜...... ”

经过加工制作的堂琅铜洗流行于中原地区，名著一时，成为秦汉以来达官贵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和随葬品。此后，东川产青绿银铜屡见于历朝史书记载。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

《云南行政纪实》载：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于云南造钱，是云南铸币的开始（这前云南流通贝币）。为纪念开炉，用黄铜铸造了一枚直径57．8厘米、厚3．5厘米、方孔边长10．5厘米、重达43千克的方孔圆钱。币面铸“嘉靖通宝”四字，每字边长7厘米，对读，为魏碑书体，古朴凝重。

明末，在徐霞客游记中，有云南出现一条东川驮铜马帮道路的记载，表明东川产铜较以前有所发展。

然而尚未引起国家的足够重视，难以形成较大的规模。会泽铜产的发展，以致促进城市的发展，形成滇铜名都是从清朝开始的。

清王朝建立初期，沿袭明朝的铸币制度，在北京设立宝源、宝泉两个铸钱局，所需铜料由政府指定崇文门关、天津关、淮安关用关税收入来采购供应。后因困难较多，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以后多从日本远程购回，当时称采买“洋铜”。但是，这项举措也不能保证两局钱币的正常铸造。

清政府为保障铸钱原料，曾下令四品以下官员及老百姓不得使用铜制器皿，全部收缴国家以保铸钱，私藏者治罪……但这些措施都等于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就在国家需铜甚紧、统治者眉头不展之时，东川铜产旺盛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清政府遂把铜的开采转移到了国内，到乾隆时期，东川的铜矿资源得到了极大的开发，当时的铜厂达33个，其中产量最高的有汤丹厂、碌碌厂、大风岭厂、紫牛坡场、茂麓厂，这些大厂还辖若干小厂。从产量上看，乾、嘉时期，最高年产量达1000万斤以上。《新纂云南通志》对以上五厂的产量统计表明，它们年产铜900万斤，占当时全省铜产量的75%，占全国铜产量的64%。

正因如此，会泽当时的铜冶业成为清政府的一项要政——“铜政”。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八月，乾隆皇帝亲自为东川府铜矿龙神庙的匾御书了“灵裕九圜”四字，其意思是龙神庙的神灵十分灵验，包众容物于九重天之内。繁荣与重视可见一斑。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清政府允许东川余铜供两湖、江苏采买，同年，三省派官员赴东川采办余铜，会泽县城是当时东川府城，是铜、铅矿产的集散中心，这是会泽铜矿京运的开始，此举持续了160多年。

会泽作为京铜的聚散地，从县城水、陆两路运往泸州后，经长江抵仪征而达扬州，转入运河，经天津再陆运京城，全程一万里，形成了自边陲会泽万里办运京铜的壮丽景观，会泽也因京铜的起始地，被冠以“万里京运第一城”的桂冠，成为清代京铜办运的都市。

距会泽县城西北32公里的娜姑镇白雾村早在明朝中后期，就已形成集镇，成为会泽县西部的商贸重镇。会泽的铜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来往马帮络绎不绝，被称为“万里京运第一站”。

会泽定额运往京城的铜高达600多万斤。一时间，会泽古城楼宇飞扬，户接弦歌，古乐声声。由于铜矿资源的开采、冶炼、鼓铸、京运，不仅使会泽创造了人间奇迹，而且创造了铜商文化的辉煌。明清时期，全国十省八府在此地设立专门的办铜机构，会泽已发展成为众人向往的“淘金地”、“聚宝盆”。

在整个铜矿的开采、冶炼、锻造、鼓铸、京运方面，最能说明这种文化的即是建立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的宝云旧局铸币厂，老东川人称之为老铜店，及建立于乾隆六年（1741年）的宝云新局铸币厂，即新铜店。它们是会泽铜商文化最具体的载体，是一种物化了的铜商文化。

雍正十二年，东川知府崔乃镛上疏奏请清政府下旨准许开设钱局鼓铸，因为陕西所用铸币之铜全部都是东川府供给，且每年用量都很大，后来陕西钱价渐平，加之两地相隔，山遥路远，运输困难，于是，经清政府批准东川府可以自行设炉鼓铸。

同年九月，在县城设立宝云旧局，即开炉铸币，设炉28座，雇佣炉头、匠役588人，年铸钱125682串，钱币正面铸有楷书阳文“雍正通宝”四字，背面铸有满文“宝云”二字，改变了运原材料到陕西铸币的状况。宝云旧局到乾隆元年（1736年）停炉。

乾隆六年，张允随修金沙江运铜水道，为发放修江的工食钱，复开炉铸造“乾隆通宝”，在县城东北南侧新建“宝云新局”，建铸钱炉20座，年产铜钱89773串。

到乾隆十七年（1752年），各矿厂铜产极旺，除供应京城“宝源”、“宝泉”两个铸币的铜外，还有一定数额的余铜，于是，又在新建的宝云新局添设铸炉50座，雇佣炉头、匠役1500人，年产铜钱达224000串。

这种兴旺情况，当时的诗词曾有所反映：

这是一首描写秋天东川铸币局的诗，金风秋日，会泽县城家家户户的菊花开了，大型的戏剧演出一个戏台接着一个戏台，到了重阳这一天，既是登高节，又是斗姆阁的庙会，一曲曲高腔萦绕着菊花，胜却重九登高。这一天，钱局也停工了，炉头和矿工借此观戏逛庙会，此情此景，比重阳登高更富情趣。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到咸丰三年（公元1726—1853年）的一百三十年间，是会泽县城办运京铜的鼎盛时期。随着额办京铜数量的剧增和两个铸钱局加班加点的铸钱，银铜铅锌矿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开设，大厂聚集炉户砂丁多者至十万人，少者数千人。

东川府铜务总局门联是对当时矿厂兴旺的真实写照：

几百年的风雨沧桑，沉冗的历史积淀，使会泽无愧成为滇铜名都。现在，尽管作为自然资源的铜已经不再是会泽经济发展的支柱，然而因铜而形成的文化却深深滋润了一代代会泽人民。

因铜产业的兴旺而形成的涵盖多元文化的“铜商文化”光芒，是会泽古城的精神内涵、是会泽古城的灵魂。(来源:钱法堂 作者:王纪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