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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钱王之乡会泽:崇山深处的采铜铸钱之路

http://www.shouxi.com 2017-08-23 09:24 首席收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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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泽县城世界最大、最重的明代“嘉靖通宝”古钱币

一山宝气钟千古,四野炉烟绕万年。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叫“会泽”。它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崇山峻岭深处,也许名气不够响亮,却是清代著名的铜矿产区,京城钱局的铜原料大都由其供给,有“钱王之乡”、“滇铜名都”、“万里京远第一城”的美誉。

会泽,古称堂琅县,为明清东川府的府城,是云南省的十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位于乌蒙山主峰地段,总面积5854平方公里,总人口近91万,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资源丰富,山川秀美,风光旖旎,被誉为乌蒙山巅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会泽,历史悠久,在秦汉时为古夜郎地,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设堂琅县,唐置唐兴县,明置东川府,清雍正五年(1727年)置会泽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1995年被列为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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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会泽以铜矿产的开采、冶炼、鼓铸而著称于世。由于当时社会对铜产品的需求加大,在政府和巨商富贾的大力推动下,会泽的铜产业非常发达,在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灿若群星的文物古迹、深厚的文化内涵、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

绵亘三千多年的铜商文化是会泽历史文化的主脉。会泽产铜的历史非常久远,早在东晋《华阳国志》中就有记载:

“堂琅县,因山名也,银、铅、白铜...... ”

经过加工制作的堂琅铜洗流行于中原地区,名著一时,成为秦汉以来达官贵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和随葬品。此后,东川产青绿银铜屡见于历朝史书记载。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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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会泽县明代嘉靖年间铸造的巨型古钱币“嘉靖通宝”

《云南行政纪实》载: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于云南造钱,是云南铸币的开始(这前云南流通贝币)。为纪念开炉,用黄铜铸造了一枚直径57.8厘米、厚3.5厘米、方孔边长10.5厘米、重达43千克的方孔圆钱。币面铸“嘉靖通宝”四字,每字边长7厘米,对读,为魏碑书体,古朴凝重。

明末,在徐霞客游记中,有云南出现一条东川驮铜马帮道路的记载,表明东川产铜较以前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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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纂云南通志

然而尚未引起国家的足够重视,难以形成较大的规模。会泽铜产的发展,以致促进城市的发展,形成滇铜名都是从清朝开始的。

清王朝建立初期,沿袭明朝的铸币制度,在北京设立宝源、宝泉两个铸钱局,所需铜料由政府指定崇文门关、天津关、淮安关用关税收入来采购供应。后因困难较多,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以后多从日本远程购回,当时称采买“洋铜”。但是,这项举措也不能保证两局钱币的正常铸造。

清政府为保障铸钱原料,曾下令四品以下官员及老百姓不得使用铜制器皿,全部收缴国家以保铸钱,私藏者治罪……但这些措施都等于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就在国家需铜甚紧、统治者眉头不展之时,东川铜产旺盛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清政府遂把铜的开采转移到了国内,到乾隆时期,东川的铜矿资源得到了极大的开发,当时的铜厂达33个,其中产量最高的有汤丹厂、碌碌厂、大风岭厂、紫牛坡场、茂麓厂,这些大厂还辖若干小厂。从产量上看,乾、嘉时期,最高年产量达1000万斤以上。《新纂云南通志》对以上五厂的产量统计表明,它们年产铜900万斤,占当时全省铜产量的75%,占全国铜产量的64%。

正因如此,会泽当时的铜冶业成为清政府的一项要政——“铜政”。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八月,乾隆皇帝亲自为东川府铜矿龙神庙的匾御书了“灵裕九圜”四字,其意思是龙神庙的神灵十分灵验,包众容物于九重天之内。繁荣与重视可见一斑。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清政府允许东川余铜供两湖、江苏采买,同年,三省派官员赴东川采办余铜,会泽县城是当时东川府城,是铜、铅矿产的集散中心,这是会泽铜矿京运的开始,此举持续了160多年。

会泽作为京铜的聚散地,从县城水、陆两路运往泸州后,经长江抵仪征而达扬州,转入运河,经天津再陆运京城,全程一万里,形成了自边陲会泽万里办运京铜的壮丽景观,会泽也因京铜的起始地,被冠以“万里京运第一城”的桂冠,成为清代京铜办运的都市。

距会泽县城西北32公里的娜姑镇白雾村早在明朝中后期,就已形成集镇,成为会泽县西部的商贸重镇。会泽的铜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来往马帮络绎不绝,被称为“万里京运第一站”。

会泽定额运往京城的铜高达600多万斤。一时间,会泽古城楼宇飞扬,户接弦歌,古乐声声。由于铜矿资源的开采、冶炼、鼓铸、京运,不仅使会泽创造了人间奇迹,而且创造了铜商文化的辉煌。明清时期,全国十省八府在此地设立专门的办铜机构,会泽已发展成为众人向往的“淘金地”、“聚宝盆”。

在整个铜矿的开采、冶炼、锻造、鼓铸、京运方面,最能说明这种文化的即是建立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的宝云旧局铸币厂,老东川人称之为老铜店,及建立于乾隆六年(1741年)的宝云新局铸币厂,即新铜店。它们是会泽铜商文化最具体的载体,是一种物化了的铜商文化。

雍正十二年,东川知府崔乃镛上疏奏请清政府下旨准许开设钱局鼓铸,因为陕西所用铸币之铜全部都是东川府供给,且每年用量都很大,后来陕西钱价渐平,加之两地相隔,山遥路远,运输困难,于是,经清政府批准东川府可以自行设炉鼓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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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川知府崔乃镛

同年九月,在县城设立宝云旧局,即开炉铸币,设炉28座,雇佣炉头、匠役588人,年铸钱125682串,钱币正面铸有楷书阳文“雍正通宝”四字,背面铸有满文“宝云”二字,改变了运原材料到陕西铸币的状况。宝云旧局到乾隆元年(1736年)停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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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通宝宝云

乾隆六年,张允随修金沙江运铜水道,为发放修江的工食钱,复开炉铸造“乾隆通宝”,在县城东北南侧新建“宝云新局”,建铸钱炉20座,年产铜钱89773串。

到乾隆十七年(1752年),各矿厂铜产极旺,除供应京城“宝源”、“宝泉”两个铸币的铜外,还有一定数额的余铜,于是,又在新建的宝云新局添设铸炉50座,雇佣炉头、匠役1500人,年产铜钱达224000串。

这种兴旺情况,当时的诗词曾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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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描写秋天东川铸币局的诗,金风秋日,会泽县城家家户户的菊花开了,大型的戏剧演出一个戏台接着一个戏台,到了重阳这一天,既是登高节,又是斗姆阁的庙会,一曲曲高腔萦绕着菊花,胜却重九登高。这一天,钱局也停工了,炉头和矿工借此观戏逛庙会,此情此景,比重阳登高更富情趣。

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到咸丰三年(公元1726—1853年)的一百三十年间,是会泽县城办运京铜的鼎盛时期。随着额办京铜数量的剧增和两个铸钱局加班加点的铸钱,银铜铅锌矿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开设,大厂聚集炉户砂丁多者至十万人,少者数千人。

东川府铜务总局门联是对当时矿厂兴旺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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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的风雨沧桑,沉冗的历史积淀,使会泽无愧成为滇铜名都。现在,尽管作为自然资源的铜已经不再是会泽经济发展的支柱,然而因铜而形成的文化却深深滋润了一代代会泽人民。

因铜产业的兴旺而形成的涵盖多元文化的“铜商文化”光芒,是会泽古城的精神内涵、是会泽古城的灵魂。(来源:钱法堂 作者:王纪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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