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的经济与生活中，银楼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全国各地银楼生产的金银饰品包括孩镯、锁片、项圈等儿童饰品，耳环、戒指、发钗、簪等妇女首饰。因为受众面广，银楼成为各地经济主体的重要节点。各地不一的银楼字号别具特色，各家除了在他们所生产的饰品留有印记外，有时在各个银楼经手的银元中，也会打上带有字号的验银戳记，以示银元的真伪与成色。

而这些戳记也往往不经意间记录了历史的信息，上图便是一枚普通的民国十年袁世凯银元，上面加盖了“南京杨庆和”戳记，这是指南京杨庆和银楼经手过的银元，虽然不知它与清末民初的上海杨庆和是何渊源。但一桩秘辛显示，南京杨庆和银楼的来头并不小。这座几乎湮没于史海的南京地下党红色联络站，曾经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时平先生所著的《“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始末》一文(载江苏文史资料第三十辑《崩溃的前夜》一书)中显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派遣学兵往英国接舰，1946年11月，第三批学兵从上海吴淞口出发，于12月上旬抵达英国，而中国共产党派遣的毕重远先生也在其中(天津人，解放后为副军级干部，2013年去世)，后来毕重远参与了“重庆”号策反起义。

毕重远是中共南京市委领导下的党员，他在1948年8月随“重庆”号回国时，曾到南京同当时南京市委负责警察工作的陈良有过一次谈话，但陈良没有将毕重远的关系交给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所以负责组织“重庆”号策反中共上海局并不知道，除了1948年打入“重庆”号作为水手的张兴昌，还有一个党员毕重远当时也一直在舰上。

1949年初，中共上海局作出正式决定：“重庆号”军舰的策反工作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领导。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沙文汉参与其事，策反委员会委员王锡珍具体领导，林诚协助。随后，在武定国的建议下，王颐桢等秘密组织了“‘重庆号’巡洋舰士兵解放委员会”，共27人，其中包含毕重远，以及另外一位秘密共产党员张启钰。

作为秘密党员，毕重远与南京地下党以密码通信的方式保持联系，而在时平的文章中，特别注明了当时南京地下党的所在地，便是南京杨庆和银楼，也就是后来的江苏酒家。而来源于博客静思斋于岳先生收藏的一张1947年2月的南京杨庆和银楼保单显示，当时的南京杨庆和银楼在南京建康路第160号。这与后来的江苏酒家地址建康路16号高度吻合。

尽管在流通过程中，银元很多时候因为验银打上戳记，会因为品相的破损而影响收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规整的、信息丰富的戳记，也会提升钱币收藏与研究的乐趣。事实上，钱币作为国家的名片，不同种类都有各自的特色，除了钱币本身的制作精美之外，挖掘其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也将进一步提升其收藏的魅力，也提高了收藏者的学识与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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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关于上海杨庆和银楼

清末上海租界有75家银楼，其中资格最老的当属杨庆和银楼，有“中国第一家银楼”之称。清乾隆40年(1775年)，该银楼在上海县城小东门开张，道光30年(1850年)迁至抛球场(今河南中路丽华百货公司)。在此后100多年的发展中，分设了杨庆和久记、发记、福记三家银楼，光绪年间晚清重臣邵友濂退隐沪上，暗地里成为杨庆和银楼的大股东。清末民国年间，杨庆和银楼与老凤祥银楼风光上海滩。

上海开埠后，上海滩成为中国乃至东亚的金融中心，上海的众多银楼和现代的银行业兴旺发达，也兼并濒乃，杨庆和德记银楼或许早就倒闭了，杨庆和久记银楼少东家是邵府二公子邵恒，据说邵恒挥金如土，杨庆和久记银楼在1935年被邵恒淘空倒闭，只在上海滩留得“杨庆和小开”的名声至今流传。

杨庆和发记银楼倒是在民国年间依然兴盛，这座银楼位于南京路棋盘街石潭弄口北面。从留存的老照片看，它是一座三开间的二层店面，店面珠光宝气、金碧辉煌，“杨庆和银楼发记”的名号横着竖着挂满的楼上楼下、门首店堂，二楼正中，是金制的“和合二仙”为标志的商标，楼上的每扇窗棂上雕着荷花，楼座的木构件上也雕满了缠枝莲花，“荷”与“和”谐音，一个“和”字或许就是杨庆和发记银楼的精神标志。

再细看杨庆和发记银楼的底层，两边写着“发兑辛字十足赤金，精制中西各种器皿”，发兑黄金，出售金银器皿就是杨庆和发记银楼的经营项目，看底楼橱窗中陈列的金银器皿，有金银制作的各式佛像、奖杯、奖牌、首饰等等，那些奖杯、奖牌别具西洋风格，迎合了时尚需求，直至如今，杨庆和发记银楼的金银器皿已成为藏家追求的目标。

1946年，杨庆和银楼卷入了一场汹涌险峻的“黄金风潮案”，当年上海滩的“黄金风潮”为人所熟知，不必赘言，这场金融风潮导致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下台后终远走美国，也最终葬送了蒋家王朝的倒台，逃离大陆，寄寓台湾。

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证券大楼，取缔金银外币投机活动，禁止黄金、银元上市流通。全市186家银楼全部歇业，“杨庆和久记”也在其中。接着，“杨庆和发记银楼”也被公私合营兼并，从此，曾经风光无限杨庆和银楼走下了历史舞台。

不过还有一件发生在杨庆和发记银楼的事值得一提，就是杨庆和发记银楼的经理陈仁涛，于1934年春曾以十五万银元从天津大收藏家方若手中购得方若30年精心收藏的所有古钱币，而一跃成为沪上钱币收藏大家。解放前夕，陈仁涛携带这些珍宝定居香港，在陈仁涛准备出手时，经张炯伯和郑振铎多方斡旋，国务院拨款七十万港币回购后交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此事成为新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常为后人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