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统治山西38年中，为了维持其政治统治，建立他梦寐以求的“独立王国，成为山西的“土皇帝”，他一上台就控制经济、垄断金融、组建山西省银行。通过精心策划，安排亲信，扩大官僚资产，大肆掠夺人民财富。山西省银行是阎锡山实行军阀割据的财政支柱，敛财的“摇钱树”。

阎锡山是个懂经营、会算计的人，他常讲的一句口头语：“锄尖子底下有水”，“算盘子底下有钱”。当他把持省银行以后，就亲自点兵用将，指挥营运。先后任用阎维藩及其叔丈人徐一清为省银行总经理，并在上海、汉口、北京、绥远等地建立40余个分支机构，形成一个触角四伸的金融组织。接着以“划一币制”为名，取缔私营钱帖子，大量发行“晋钞”，至1928年近10年间发行纸币1300万元，到1930年发行量猛增至1亿元。这些纸币大都用于阎锡山、冯玉祥“倒蒋”战争的军费。

倒蒋失败后，“晋钞”像飞蝗一样涌回山西，市场一片混乱，商品抢购一空，通货急骤膨胀，给山西人民带来严重灾难。1932年，阎锡山着手改组省银行。193'年又先后成立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号和晋北盐业银号，与省银行四位一体，号称山西“四行号”。接着发行了各种名目的“借款券”，如所谓“统一建设借款券”、“公路建设库券”等，实际上是发行地方公债。截至1937年8月底，仅省银行承购的“借款券”未还本者高达4927万元。

七七事变后，阎锡山逃往晋西，成立五个银行办事处，在陕西秋林票济村印发纸币。因纸质不佳，票面粗劣，人称“花脸票”。从1939年到1941年不到三年时间，共印发钞票13 000万元。发行初始，一元钱可买小麦30斤，两年后300元买不到一担小麦，民众气愤地称之为“花脸票”、“二叼子”(意思是“晋钞”叼了人，这是第二次叼人了)。如此滥发纸币，形同废纸，老百姓怨声载道，叫苦不迭。到1941年，由于商家抵制，民众拒用，停止印发，老百姓再一次蒙受了损失。

与此同时，阎锡山又实行所谓“新经济政策”，建立名目繁多的所谓“合作社”，并大量发行“合作券”。其范围是晋西18县，发行总额15万元。农民的粮食以小麦为标准(杂粮按质折算)，每石以“合作券”250元计算，规定农民粮食只能售给公家，不愿售者则命令派购，售粮时付给“合作券”。农民购物，再以券换币。这种“合作券”，其实质是一种以券代币的收条，最终给老百姓的是：“留得一张纸，失去万担粮。”“合作券”一出笼，就受到人民的反对与抵制，群众把“合作券”讥讽为“活捉券”。由于“合作券”根本无现金准备，不能兑现，群众又叫它“口吹大洋”。实行不久，便在民众的一片唾骂声中彻底垮台了。

阎锡山还在四川开设过由省银行、铁路银号变种的“华利号”和“裕中商行”，在汉中、成都、广元、重庆以及兰州、昆明等地大量倒贩、囤积金银，大发横财。仅1940年即盈利87万元，超过资本总额近两倍。由于与地方利益发生冲突，于1943年被四川当局驱逐出境。

阎锡山还扩大自有行号的势力，以各种方式假公济私，损公肥私，扩充阎家资产。“七七”事变前，阎锡山纯私产经营的银号、商行，在太原有德生厚、源聚成、晋裕等，在天津有亨记银号，在日本、美国、英国、法国都有存款。此后，又利用军政费开设同记公司、会元银号、达昌贸易公司等。阎锡山采取偷梁换柱、混水摸鱼的办法巧取豪夺。

第一步，将军费、军粮、田赋以及救济物资等都以统筹分配的名义，节余若干，拨付“公营”事业部门投资生产。第二步，将“公营”部门的利润以还帐付息的名义，拔给“公营”各钱、银、商业等号。第三步，通过亲属、家人从这些行号转移到自己经营行号。就这样三倒两转，化公为私。1943年，阎锡山曾公开将其私产790万元外欠指作组织基金，至太原解放前，民营事业董事会仍以月息九厘付息，拨交中记董事会。阎从中记提款，其资产已翻若干倍了。

1948年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见大势已去，急速结束官僚资本商号，所掠夺的财富约合黄金11.5万两，有的通过驻津省银行业务主任阎效先收购大量美金汇往美国，有的则在逃离太原时带走。

声明：本文转自《钱币博览》，作者：薛延林/赵培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