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介绍了作为早期英国东方贸易钱币而制造的闸门钱币，许多读者都对早期欧洲人的东方贸易钱币表达了兴趣。这些钱币中有不少曾经辗转流入中国，对于中国钱币收藏家来说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外国钱币。

时间来到18世纪中期，更有一种特殊的普鲁士贸易银币，为与中国贸易而制造之外，更带有中国人的形象，算是与中国分外有缘的钱币。

普鲁士东方贸易钱币（德累斯顿国家艺术博物馆藏品）
钱币上的中国人形象

普鲁士为什么会制造这样一种钱币？钱币设计时又为什么加上了中国人的形象？这还要从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说起。

腓特烈大帝戎装像（David Matthieu绘）
普鲁士领地与东弗里斯兰位置示意图（红色箭头位置为东弗里斯兰）

1740年，腓特烈二世继位成为了普鲁士国王。由于开疆拓土的不世武功，后世他也被尊称为腓特烈大帝。1744年，东弗里斯兰原本的领主因为最后一位东弗里斯兰伯爵查尔斯·埃扎德（Charles Edzard）去世而绝嗣。普鲁士趁机吞并了东弗里斯兰，借此获得了面向北海的港口埃姆登（Emden）。

旧埃姆登市政厅
勃兰登堡人在非洲（Schorers Familienblatt）

限于地理位置，有封冻期且受制于人的波罗的海沿岸港口并不是普鲁士人开展海上贸易的合适选择。早在腓特烈大帝的曾祖父腓特烈·威廉的时代，就曾经把从事非洲贸易的勃兰登堡非洲公司（Brandenburgisch-Afrikanische Compagnie）的总部设在当时还不是普鲁士领地的埃姆登，只是该公司的经营不太成功而于18世纪初解散。

皇家普鲁士亚洲公司的印章
皇家普鲁士亚洲公司的标志（《东方启蒙西方—十八世纪德国沃里兹自然风景园林之中国元素》插图）

借助与普鲁士王室的良好关系，柏林的斯普利特格伯和道姆贸易公司（Splittgerber und Daum）在经济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他们的支持下，荷兰商人海因里希·托马斯·斯图亚特（Heinrich Thomas Stuart）发起成立新的普鲁士东方贸易公司。这家公司的全称是皇家普鲁士亚洲公司在埃姆登到广州和中国（Königlich Preußischen Asiatischen Compagnie in Emden nach Canton und China），从长长的全称也能看出公司主要的贸易目标就是中国。

1751年新公司在埃姆登召开了成立大会，当时每股500帝国塔勒的股份一共被认购了482股，总股本241,000塔勒。6月13日，腓特烈大帝亲临埃姆登视察。稍晚些时候被批准的特许章程中，公司被授予了二十年的贸易特许权。

公司商务事务由荷兰人约翰·戈特弗里德·提格尔（Johann Gottfried Teegel）负责，他曾经长期在巴达维亚生活，熟悉东方贸易的情形。其他重要成员还包括埃姆登市长雅各布·德·波特（Jakob de Pottere）、腓特烈大帝的商业代理人舒茨（F. W. Schütze）、法兰克福银行家约翰·弗里德里希·施密德（Johann Friedrich Schmid）以及来自鹿特丹的两位英国商人西奥博尔德·狄龙（Theobald Dillon）和约翰·福布斯（John Forbes）。普鲁士派驻东弗里斯兰的财政官员丹尼尔·伦茨（Daniel Lentz）也起了重要作用。

普鲁士国王号（《“往东方去”16-18世纪德意志与东方贸易》插图）

皇家普鲁士亚洲公司最早的两艘船普鲁士国王号（König von Preußen）和埃姆登城堡号（Burg von Emden）都是购自英国的前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其中普鲁士国王号长150英尺、宽38英尺、满载吃水19-20英尺，1752年2月15日首次出航广州，配备了120名水手、12名士兵和36门火炮。

根据返回后伦茨的报告，去程耗时6个月，回程耗时5个月零22天，在广州停泊了4个月零15天，总共花了16个月零7天时间。在广州的时间从1752年8月31日到第二年1月14日之间。这是皇家普鲁士亚洲公司船只第一次出现在广州参与中国贸易。

普鲁士东方贸易钱币（Irving Goodman旧藏，SBP拍卖拍品图）

在第一次出航前的1751年12月到1752年2月间，为首次出航铸造了这种普鲁士东方贸易钱币。正面是腓特烈大帝的半身像，背面则是皇家普鲁士亚洲公司的标志，盾徽右侧的就是中国人的形象。虽然在给腓特烈大帝的报告中，普鲁士人号称这种钱币受到了中国人的欢迎，不过从后续各次出航并未再行制造来看，报告或许只是给腓特烈大帝面子的奉承之词。

第三艘船是从荷兰购买的旧船，原系1719年阿姆斯特丹海军造船厂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建造，本名苏特伍德号（Soeterwoude），购买后更名为普鲁士亲王号（Prinz von Preußen）。这条船长152英尺，宽44英尺。购买这样一艘老旧的大船可能是因为原本的两条船载货量有限的关系。

1754年底，公司又在阿姆斯特丹购得了第四艘船只，命名为斐迪南亲王号（Prinz Ferdinant）。

四艘船总共执行了6次前往广州进行贸易的任务，为公司股东带来了还不错的收益。

在中国官方的档案里，新来的普鲁士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说法。倒是在普鲁士人自己的记载中说：“（在广州）一位官员注意到了悬挂在船头桅杆上的鹰旗，他说：‘我们以前见过同样的大鸟，但我们不相信它能活得长久，因为它有两个脑袋。这个只有一只脑袋的鸟寿命应该会更长些’。”

《海国图志》中关于普鲁士的记载

因为商船悬挂单头鹰图案旗帜的关系，当年广东确实有用“单鹰国”来称呼普鲁士的。

《洋钱银论全法》插图

不过在清代对外国钱币的称呼中，被称为“单鹰”的往往是更晚的墨西哥鹰洋或者是美国钱币，毕竟两者都带有鹰的图案。在教人识别洋银的书籍中，从未见到普鲁士东方贸易钱币的记录，或许这也可以印证其并不像普鲁士文献中所说的那样受到中国人的欢迎。

画成珀耳修斯的腓特烈大帝（Bernhard Rode绘，柏林博德博物馆藏品）

1756年爆发的七年战争中，面对强敌环伺的艰难局面，屡次重创对手而屹立不倒，为普鲁士赢得了欧洲强国的地位。腓特烈大帝因此被比拟为古希腊神话中斩下美杜莎之头的著名英雄珀耳修斯。

不过战争爆发之后，腓特烈大帝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战场上，与中国的贸易被抛到了脑后。1757年法国人占领了仅有300名驻军的埃姆登。提格尔带着普鲁士国王号逃往荷兰，还在回程路上的斐迪南亲王号则不得不转往普鲁士的盟友英国的普利茅斯港。皇家普鲁士亚洲公司的业务就此停滞。

尽管第二年法国人被赶出了埃姆登，但是公司的业务并无起色，最终被解散。

同时代的广州商人潘启官画像（瑞典哥德堡博物馆藏品）
1740年代法国人笔下的中国人（大都会博物馆藏品）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中文文章里将钱币上的中国人形象称为“广州十三行行商”。其实在这种钱币制造时，甚至还没有完全限定广州一口贸易。所描绘的形象与广州商人身着朝服的形象也颇有不同，看上去更像是参考了当年欧洲人对中国人所描绘的一般形象而来。

声明：本文转载自“ 南洋钱币志”微信公众号，作者：李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