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史》作者彭信威先生曾指出：“正式的银币要以西藏为铸造得最早”。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福康安奉旨平定了廓藏战事后，按朝廷要求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并在西藏设立“宝藏局”，设计钱模制成样币呈皇帝御览。由于几枚呈样币正反面均为藏文，乾隆帝阅后认为不符合“同文同轨”要求，下旨改为正面汉字“乾隆宝藏”和具体纪年，背面为相同意思藏文的银币，并于乾隆五十八年铸造发行。由此开创中国货币史上正式官铸流通银币之先河。

乾隆宝藏银币的诞生意义重大，一方面它是继金代“承安宝货”后，使白银真正意义上从“称量货币”向“计值货币”转化流通的重要发端。另一方面强烈表达了清代疆土统的皇权思想，彰显了清朝政府积极维护国家铸币主权，驱逐外币入侵的坚定信念。西藏地方遵循章程中钱法规定，币面使用乾隆年号并逐年铸出造钱年份，用资考查。依次造有乾隆宝藏五十八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六十一年四个年份。

关于“乾隆宝藏六十一年”银币，可谓中国正史与钱币实物的又一次戏剧性邂逅。众所周知，乾隆皇帝一直十分敬仰其祖父康熙皇帝。为表示对祖父的崇敬孝道，他曾在登基之初便焚香祷告“上天若蒙眷佑，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纪元六十一载之数……”在他数十年和臣子们的日常交谈和宣谕中也时常提及此意。

公元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皇帝在位执政满六十年，正式禅让退居太上皇。此时嘉庆皇帝继位，国号已是嘉庆元年，那又怎么会造出纪年为“乾隆六十一年”的银币呢？泉界众议颇多，其中刊载较多的一种说法是因西藏地处偏远路途艰难，乾隆皇帝的禅位谕旨到达滞后，已有少量银币造出并参与了流通，得知消息后地方政府赶紧回收销毁，现今存世的“乾隆宝藏六十一年”银币乃珍稀的“年份错版币”。笔者认为疑点颇多，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和实物银币作具体分析论证。

首先，历史上确实有过“乾隆六十一年”这样的纪年用法，还曾专门制成过历书。乾隆六十年九月二十八日，皇太子亲率王公大臣们以“归政改元为旷古未有之盛典”上奏。乾隆居太上皇之后，宫中如果改为使用嘉庆纪年的新历“于心实有所未安……”，故一同敬献“乾隆六十一年”时宪书。乾隆闻奏以“遂其爱戴之忱”毫无推脱欣然接受，命在内廷使用，并作为恩荣，用以赏赐给皇子皇孙和王公大臣们。可见其内心十分认可满意，以至从归政后直到嘉庆四年驾崩，宫中实际延用的一直是乾隆年号纪年。

其次，乾隆皇帝虽居太上皇，实则身体硬朗手握实权，新帝登基大事并不是仓促决定的，且禅让之想法早就不是什么秘密，曾“屡经降旨明白宣示”，臣民皆有预期。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日，八十五岁的乾隆皇帝御圆明园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示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建元嘉庆元年，届期归政。从时间上看，九月初三的这次正式宣谕并不算太晚，足足留出了一季多的时间，好让各省事务提前筹备。其中还有处细节，即乾隆登基也是九月初三，这并非简单巧合，同样说明了老皇帝对传位之事早有熟虑，细节安排颇为周详。

再次，通过对比几份年份月令都比较接近的乾隆朝奏折，对于藏地传递奏折至京所需时间，可有较明确认识。如：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初四日“福康安等奏济咙藏民复业并拟面告达赖喇嘛令免收被兵地方钱粮数年折”，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余有旨钦此。”

此奏折从上奏、传递至京、呈皇帝御览、批示总计用了37天。又如：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福康安等奏酌定稽查商上收支并劝谕达赖喇嘛蠲免租赋等事折”，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奉朱批：“欣悦览之。余有旨谕。钦此。”总计用了35天。再如：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十三日“福康安等奏七世班禅及济咙呼图克图谢赏沙玛尔巴应没资产庙宇庄田折”，乾隆五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奉朱批：“览。钦此。”总计用了36天。可见，从藏地济咙、商上等地传递奏折平均所需时间在35天左右，且各次总计花费天数较为稳定误差不大。另从《廓尔喀档》中几处奏折往返记录同样可知，由京城军机处传递谕旨抵藏的平均所需天数少于35天，说明下发谕旨时间更短。如此重要的禅位谕旨到达西藏的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且发行货币兹事体大，随便使用新旧年号都属欺君犯上灭族大罪，岂能随意延误，谁又敢轻易承担。

因此，由于路途遥远谕旨到达滞后，误造出“年份错版币”的说法显然难以成立。那么，“乾隆六十一年”此特殊纪年的银币，究竟如何产生的呢？通过《清高宗实录》、《宫中档乾隆朝奏章》、《军机处奏章》等文献资料的对应记载，从中可以找到最直接的缘由。乾隆六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子臣不揣冒昧，谨率同户工二部臣合词陈请，自丙辰年为始，宝泉宝源二局钱文乾隆嘉庆年号各半分铸，至各省俟开铸之期亦准此例，除新疆等处仍照旧遵行外，其卫藏钱文均令照此办理……”，乾隆随即批复“如所请行”。可见，两种年号各铸一半是由皇太子率众臣主动提出的，显然是为博得大权在握的乾隆帝欢心。

值得注意的是，奏折中还特地强调了西藏地区应和其他省份一样办理，即乾隆、嘉庆年号钱各造一半。但实际情况是内地一般所铸为铜钱，正面汉字为乾隆通宝或嘉庆通宝，背面为满文宝泉、宝源及各省铸钱局，并不需要标示具体纪年。而西藏地区当时流通皆以银币为主，加之特殊的钱文形制，既要遵循“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相关钱法的严格规定，又要按户部、工部要求，打制新年号的乾隆、嘉庆钱币各半，这才促成了“乾隆宝藏六十一年”银币的诞生。其后咸丰年间所著《制钱通考》亦载：“乾隆六十年十一月，户、工二部奏准宝泉、宝源二局钱文于乾隆、嘉庆年号各半分铸，至各省俟开铸之期，亦准此例，新疆等处照旧遵行，其卫藏钱文均照此办理。”著名钱币学家丁福保先生在其《古泉学纲要》中也曾引用了以上原文，也算是传载有序了。

除相关文献记载，从目前所见的实物银币再次进行分析：“乾隆宝藏六十一年”银币有两种版式，一种为边廓24珠圈版。

与“乾隆宝藏六十年”大片银币相似，所见有一定流通痕迹；

另一种为边廓36珠圈版；

相比前者存世更稀，其整体样式、字体风格、大小重量都与“嘉庆宝藏元年”银币基本一致。

此外，“嘉庆宝藏元年”银币纪年为上下两字直读，左右各18珠圈，加起来总共36珠圈，与“乾隆宝藏六十一年”36珠圈版数量相同对应相合。银币打制工艺更为严谨，剪片修边规整，基本无溢银现象，流通痕迹较少颇具样币风范，为当时同版式不同年号设计制造。

通过横纵向对比可以发现“乾隆宝藏六十一年”两种版式变化承上启下脉络清晰，且皆为一钱五分形制，俗称“大片”（直径约28mm）。此一钱五分形制的银币始造于乾隆五十八年，由于制币成本较高及流通兑换不畅，不久便停造，此后以一钱形制银币为主。如因禅位谕旨到达滞后而误造，没理由连续耗费成本，并造出两种不同大片版式来，从实物分析来看“年份错版币”的说法同样无法信服。

综上所述，“乾隆宝藏六十一年”银币是西藏地区按照清政府户、工二部对各省铸币的统一要求，为贺新纪元正式制造的年号银币，其诞生于清代罕见的新老两代皇帝权力交接的特殊节点，颇具历史性与偶然性。笔者根据相关文献和实物银币分析认为：乾隆六十年底在得知乾隆禅位谕旨后，按钱法规定造出了“乾隆宝藏六十一年”24珠圈版，并有极少参与了流通。至嘉庆元年后，按要求又设计制造了相同版式的“乾隆宝藏六十一年”36珠圈版与“嘉庆宝藏元年”银币，而铸币局显然对同一年使用两种皇帝年号，以及“乾隆六十一年”这样的纪年方式有所顾虑，加之“大片”制造成本较高，只是带有尝试性的制造了极少部分。同年四月二十八日，户、工二部又奉旨要求各省改铸新钱乾隆二成嘉庆八成，之后又有相应调整，短短一年内新政频出，地方铸币局为求明哲保身渐取观望之势。观其后西藏地区嘉庆年号的二年、三年、四年等年份银币的制造也基本停滞，目前存世所见均为个位数，这除了当时银价波动等经济因素外，与宝藏局特殊的银币纪年方式及太上皇乾隆健在有着直接的关系。

声明：本文原作者耿毅，转载自“中国钱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