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解放前发行铸造的银币不多，但都颇具特色。著名的“贵州竹子银币”更是如此。“竹子币”的正面，当中的主图是贵阳市的“甲秀楼”，外圈的上缘铸“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下缘铸“贵州省造”，均为楷书，上下边缘以梅花间隔；背面为“三株金竹”图案，左右两边铸有大写的楷书“壹元”两字。其规格、重量及成色均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原规定的标准，与“帆船银币”完全一致。

但此币却颇具贵州银币的传统特色。正面的甲秀楼，楼门间有一“谷”字暗记，楼底铸有英文“TLK”。据悉“谷”字代表当时的省主席谷正伦，英文“TLK”则有说是代表厂长谢杰民。它继承了周西成铸造“汽车币”时以姓名做暗记的传统。

泉界多认为谷、谢二人沽名钓誉的程度与周西成相比，可谓是“不遑多让”。但这种望文生义式的理解，或许过于简单。

该币制作谈不上精良，甚至略显粗糙。甲秀楼的图案不很清晰，说明币模的雕刻并不精深；字口不清、字体偏软，表明机压也不足；连珠圈及纹饰都谈不上规整。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它的喜爱，乱世出名品，不仅因为它的图案铸造独树一帜，更因为它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一切还要从该币铸造的历史背景说起。1948年初，因“戡乱”军事上的失败，蒋介石为了缓和内部矛盾与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在“黔人治黔”的呼声高涨的情形下，他将贵州安顺人谷正伦派回贵州任省主席，后又兼绥靖公署主任。要其回原籍扩军备战，以适应全面内战的需要。

谷正伦回黔后，自感责任重大，当时他一心想将贵州建成“戡乱救国”的基地，提出了“崇法务实、保境安民”的施政方针。

他一方面抓紧扩充军事武装，在蒋介石授意下，在贵州组建了十九兵团，下辖了49和89两个军。同时对保安团队也进行了扩编。另一面他又加紧筹措军费，由于国统区范围不断缩小，各省只能自筹经费。他在全省范围内，先加大了“百货营销税”和“食盐附加税”的增收力度；又开征了“百货自卫特捐”；他还不惜饮鸩止渴，开放鸦片烟禁，成立特货稽查处。为了敛聚所谓的保卫贵州的军费，无所不用其极。

对百姓他也想尽了拉拢安抚的办法，推出减租政策，想以此来增强民众对其政府的向心力。但实际上却根本就推行不开，成了口惠而实不至的忽悠。

到了49年7月，因国统区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金圆券形同废纸。在国民政府无奈恢复“银本位制”，重新铸造发行银币时，贵州的经济也濒临崩溃，难以为继。

当时贵州已无造币厂，所以中央银行并未委托其代制银币。它只得想法自行筹办，其所用设备，除沿用周西成时期遗留的一部分外，大部分由贵州物产公司经理朱迈仓在广州购办。当年7月，所购设备以及在广州招聘的技工就抵达了贵阳，十月中旬安排就绪开始试铸，并由贵州省银行发行。

但随着国民党的节节败退，谷正伦的努力已变得徒劳无功。至11月11日，造币厂停工。因闻解放军已进入贵州天柱县，大部分人员撤离了贵阳，开工生产尚不足一个月。此币的铸造量至今已无法考证，但据贵州造币厂曾参与向解放军军管会移交的技工回忆，该厂原计划每天产量为500枚，据此推算，铸量应在一万枚左右。

从“竹子币”的铸造来看，世人多简单地认为谷谢二人属沽名钓誉之徒。因谢杰敏无史料记载，无法考证。但在谷正伦身上却有着多重性格，也体现了人性的复杂。

谷正伦的封建传统意识非常浓厚，“效忠党国”在他的思想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在解放军渡江南进，即将解放全国之际，他召集党、政、军机关制定了所谓的“贵州省应变计划”草案。根据该“应变计划”的安排，一旦解放军进入贵州，绥靖公署、省政府等军政机关一律迁到毕节办公。1949年11月初，解放军进入黔东边境。谷正伦却突然改变计划，通知各军政机关，决定将省政府迁到安龙，绥靖公署和保安司令部迁到兴仁。当时大家对这个突然改变都不理解，后来才知，谷正伦嫌“毕节”二字的字义不好，他决心要保持晚节，不能毕节！

但谷正伦的乡土观念也很重，他还笃信星象和因果报应。他也深知贵阳行将不保，担心在其军队撤离贵阳的真空期可能会出现骚乱。如果他走后贵阳发生暴徒烧杀劫掠，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怕贵阳人民不会原谅他，会背上历史的骂名。

经过深思他亲自拜访也曾担任过省长，深孚众望的卢焘，请卢出面组织一个临时维持治安的机构，以便保护贵阳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所需维持治安的武器由绥靖公署拨给。卢焘虽有犹豫，但在谷的力劝下应允。

11月11日上午，卢焘、张彭年等正式成立了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然而，89军军长刘伯龙要执行蒋介石的“焦土政策”，第二天，就下令撤销临治会。

卢焘等人不予理睬，临治会成立后，组织了有190余人参加的自卫队，日夜轮班巡逻全市，保护仓库和贵阳电厂。先制止了国民党部队炸毁宅吉坝军用仓库的企图；11月14日，刘伯龙又派军队携带大量炸药，准备炸毁电厂，见工人们荷枪实弹，严阵以待，只好狼狈逃跑。恼羞成怒的刘伯龙派特务将卢焘杀害。

但临治会面对敌人的迫害，不畏强暴，一直坚持到贵阳解放。因为临治会的努力，措施得当，贵阳在新旧交接之际秩序井然，未出现严重的骚乱。

得知卢焘被害，谷正伦十分气愤，大骂刘伯龙狗胆包天。他深感内疚，觉得对不起卢焘，认为“我不杀伯仁，但伯仁因我而死”，如果自己不力劝卢出面维持贵阳的社会治安，卢焘也不会死于非命。加之，刘伯龙为争权对谷也并不尊重；他还破坏军纪，成了危害民众和社会秩序的祸害。谷正伦遂设计将其枪杀，为卢焘报了仇。也算给老友一个交代，让自己也稍有心安。

随后谷正伦以养病为名，出走贵州，经昆明，到了香港。走之前，他将铸造的“竹子币”以薪饷和“资遣费”、“应变费”，的名义发放。发行后，绝大部分沉淀在贵州、云南沿黔滇公路区域的民间，也有少部分被国民党官员携往香港、台湾及海外。

其实从“竹子币”的铸造，特别是图案的选择上来看，无论是正面选的“甲秀楼”，还是背面用的“三株金竹”，都已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了谷正伦浓重的恋乡情结和复杂心态。

“甲秀楼”是贵阳的标志性建筑，建在贵阳市城南的南明河上。史书上称它是“朱梁碧瓦，四周水光山色，名实相符，堪称甲秀”。它始建于明朝，距今四百余年，是贵阳历史的见证，也是贵州人对故乡感情寄托的象征。

“金竹”，也是贵阳的标志。贵阳市简称“筑”，“筑”是由“竹”演变而来，因贵阳地区盛产竹子而得名，贵阳市在宋代即称“金竹府”。1942年建市时，首任市长何辑五还以“金竹”为市徽。

到贵州时，我特意去探访了“甲秀楼”。遇一当地青年画家，其画作也多与“竹”有关。与其交流颇为投缘，趁机向他了解了贵州的风土人情，还现场求得一幅“竹报平安”的画扇。这一传统题材，包含了人们的美好祝愿。

在游览毗邻的“翠微园”时，发现旁边恰好生长有一丛碧绿的金竹。我站在阁内，透过金竹，凝望“甲秀楼”，景随情迁，情随景移，颇有些感触，对谷正伦“竹子币”的铸造，产生了共鸣。

或许就像俗话所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甲秀楼”、“金竹”所蕴含的“希望贵阳平安”的寓意，应该是谷正伦当年心态的真实反映，也表明他早已无心恋战。

据说代理贵州省主席的何朝宗与谷正伦曾作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何问谷：“根据49军在黔东与共军接触的情况，我们能在黔西南站得住脚吗？”谷迟疑了一下回答说：“大势已去，我只是尽力而为罢了。”何说：“既然如此，为避免生灵涂炭，可否走湖南和平解放的道路？”谷说：“我不能。等我走了以后，何去何从，你们自己斟酌。”

其实，就如同离乡之人，临别前会掬一捧家乡的泥土，借以寄托对故乡的情感一样。甲秀楼楼门间的“谷”字暗记，与其说是谷正伦沽名钓誉，或许更多地表现的是——他对故土的不舍与留恋。他在贵州的最后岁月，其实已说明一切。

谷正伦走后，退入黔西南的国民党残部，三万多人已处于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困境中。1949年12月10日，何朝宗以“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代主席”的名义通电号召起义，国民党贵州部队纷纷弃暗投明。这其中既包括了国民党贵州省政权的交接，也包括了国民党在贵州最后军事力量的交接，贵州迎来了解放。

11月2日，解放军才由湖南进入贵州；到11月15日，已开进贵阳；12月10日，贵州国民党军政起义；前后用了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风驰电掣般解放了贵州。新旧政权顺利交接，掀开了贵州历史的新纪元。作为历史的见证——“竹子币”，其实已预示了这一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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