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竹子币上的历史:竟提前预示贵州顺利解放

http://www.shouxi.com 2018-06-02 09:37 首席收藏网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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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解放前发行铸造的银币不多,但都颇具特色。著名的“贵州竹子银币”更是如此。“竹子币”的正面,当中的主图是贵阳市的“甲秀楼”,外圈的上缘铸“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下缘铸“贵州省造”,均为楷书,上下边缘以梅花间隔;背面为“三株金竹”图案,左右两边铸有大写的楷书“壹元”两字。其规格、重量及成色均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原规定的标准,与“帆船银币”完全一致。

但此币却颇具贵州银币的传统特色。正面的甲秀楼,楼门间有一“谷”字暗记,楼底铸有英文“TLK”。据悉“谷”字代表当时的省主席谷正伦,英文“TLK”则有说是代表厂长谢杰民。它继承了周西成铸造“汽车币”时以姓名做暗记的传统。

泉界多认为谷、谢二人沽名钓誉的程度与周西成相比,可谓是“不遑多让”。但这种望文生义式的理解,或许过于简单。

该币制作谈不上精良,甚至略显粗糙。甲秀楼的图案不很清晰,说明币模的雕刻并不精深;字口不清、字体偏软,表明机压也不足;连珠圈及纹饰都谈不上规整。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它的喜爱,乱世出名品,不仅因为它的图案铸造独树一帜,更因为它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一切还要从该币铸造的历史背景说起。1948年初,因“戡乱”军事上的失败,蒋介石为了缓和内部矛盾与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在“黔人治黔”的呼声高涨的情形下,他将贵州安顺人谷正伦派回贵州任省主席,后又兼绥靖公署主任。要其回原籍扩军备战,以适应全面内战的需要。

谷正伦回黔后,自感责任重大,当时他一心想将贵州建成“戡乱救国”的基地,提出了“崇法务实、保境安民”的施政方针。

他一方面抓紧扩充军事武装,在蒋介石授意下,在贵州组建了十九兵团,下辖了49和89两个军。同时对保安团队也进行了扩编。另一面他又加紧筹措军费,由于国统区范围不断缩小,各省只能自筹经费。他在全省范围内,先加大了“百货营销税”和“食盐附加税”的增收力度;又开征了“百货自卫特捐”;他还不惜饮鸩止渴,开放鸦片烟禁,成立特货稽查处。为了敛聚所谓的保卫贵州的军费,无所不用其极。

对百姓他也想尽了拉拢安抚的办法,推出减租政策,想以此来增强民众对其政府的向心力。但实际上却根本就推行不开,成了口惠而实不至的忽悠。

到了49年7月,因国统区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金圆券形同废纸。在国民政府无奈恢复“银本位制”,重新铸造发行银币时,贵州的经济也濒临崩溃,难以为继。

当时贵州已无造币厂,所以中央银行并未委托其代制银币。它只得想法自行筹办,其所用设备,除沿用周西成时期遗留的一部分外,大部分由贵州物产公司经理朱迈仓在广州购办。当年7月,所购设备以及在广州招聘的技工就抵达了贵阳,十月中旬安排就绪开始试铸,并由贵州省银行发行。

但随着国民党的节节败退,谷正伦的努力已变得徒劳无功。至11月11日,造币厂停工。因闻解放军已进入贵州天柱县,大部分人员撤离了贵阳,开工生产尚不足一个月。此币的铸造量至今已无法考证,但据贵州造币厂曾参与向解放军军管会移交的技工回忆,该厂原计划每天产量为500枚,据此推算,铸量应在一万枚左右。

从“竹子币”的铸造来看,世人多简单地认为谷谢二人属沽名钓誉之徒。因谢杰敏无史料记载,无法考证。但在谷正伦身上却有着多重性格,也体现了人性的复杂。

谷正伦的封建传统意识非常浓厚,“效忠党国”在他的思想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在解放军渡江南进,即将解放全国之际,他召集党、政、军机关制定了所谓的“贵州省应变计划”草案。根据该“应变计划”的安排,一旦解放军进入贵州,绥靖公署、省政府等军政机关一律迁到毕节办公。1949年11月初,解放军进入黔东边境。谷正伦却突然改变计划,通知各军政机关,决定将省政府迁到安龙,绥靖公署和保安司令部迁到兴仁。当时大家对这个突然改变都不理解,后来才知,谷正伦嫌“毕节”二字的字义不好,他决心要保持晚节,不能毕节!

但谷正伦的乡土观念也很重,他还笃信星象和因果报应。他也深知贵阳行将不保,担心在其军队撤离贵阳的真空期可能会出现骚乱。如果他走后贵阳发生暴徒烧杀劫掠,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怕贵阳人民不会原谅他,会背上历史的骂名。

经过深思他亲自拜访也曾担任过省长,深孚众望的卢焘,请卢出面组织一个临时维持治安的机构,以便保护贵阳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所需维持治安的武器由绥靖公署拨给。卢焘虽有犹豫,但在谷的力劝下应允。

11月11日上午,卢焘、张彭年等正式成立了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然而,89军军长刘伯龙要执行蒋介石的“焦土政策”,第二天,就下令撤销临治会。

卢焘等人不予理睬,临治会成立后,组织了有190余人参加的自卫队,日夜轮班巡逻全市,保护仓库和贵阳电厂。先制止了国民党部队炸毁宅吉坝军用仓库的企图;11月14日,刘伯龙又派军队携带大量炸药,准备炸毁电厂,见工人们荷枪实弹,严阵以待,只好狼狈逃跑。恼羞成怒的刘伯龙派特务将卢焘杀害。

但临治会面对敌人的迫害,不畏强暴,一直坚持到贵阳解放。因为临治会的努力,措施得当,贵阳在新旧交接之际秩序井然,未出现严重的骚乱。

得知卢焘被害,谷正伦十分气愤,大骂刘伯龙狗胆包天。他深感内疚,觉得对不起卢焘,认为“我不杀伯仁,但伯仁因我而死”,如果自己不力劝卢出面维持贵阳的社会治安,卢焘也不会死于非命。加之,刘伯龙为争权对谷也并不尊重;他还破坏军纪,成了危害民众和社会秩序的祸害。谷正伦遂设计将其枪杀,为卢焘报了仇。也算给老友一个交代,让自己也稍有心安。

随后谷正伦以养病为名,出走贵州,经昆明,到了香港。走之前,他将铸造的“竹子币”以薪饷和“资遣费”、“应变费”,的名义发放。发行后,绝大部分沉淀在贵州、云南沿黔滇公路区域的民间,也有少部分被国民党官员携往香港、台湾及海外。

其实从“竹子币”的铸造,特别是图案的选择上来看,无论是正面选的“甲秀楼”,还是背面用的“三株金竹”,都已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了谷正伦浓重的恋乡情结和复杂心态。

“甲秀楼”是贵阳的标志性建筑,建在贵阳市城南的南明河上。史书上称它是“朱梁碧瓦,四周水光山色,名实相符,堪称甲秀”。它始建于明朝,距今四百余年,是贵阳历史的见证,也是贵州人对故乡感情寄托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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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竹”,也是贵阳的标志。贵阳市简称“筑”,“筑”是由“竹”演变而来,因贵阳地区盛产竹子而得名,贵阳市在宋代即称“金竹府”。1942年建市时,首任市长何辑五还以“金竹”为市徽。

到贵州时,我特意去探访了“甲秀楼”。遇一当地青年画家,其画作也多与“竹”有关。与其交流颇为投缘,趁机向他了解了贵州的风土人情,还现场求得一幅“竹报平安”的画扇。这一传统题材,包含了人们的美好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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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览毗邻的“翠微园”时,发现旁边恰好生长有一丛碧绿的金竹。我站在阁内,透过金竹,凝望“甲秀楼”,景随情迁,情随景移,颇有些感触,对谷正伦“竹子币”的铸造,产生了共鸣。

或许就像俗话所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甲秀楼”、“金竹”所蕴含的“希望贵阳平安”的寓意,应该是谷正伦当年心态的真实反映,也表明他早已无心恋战。

据说代理贵州省主席的何朝宗与谷正伦曾作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何问谷:“根据49军在黔东与共军接触的情况,我们能在黔西南站得住脚吗?”谷迟疑了一下回答说:“大势已去,我只是尽力而为罢了。”何说:“既然如此,为避免生灵涂炭,可否走湖南和平解放的道路?”谷说:“我不能。等我走了以后,何去何从,你们自己斟酌。”

其实,就如同离乡之人,临别前会掬一捧家乡的泥土,借以寄托对故乡的情感一样。甲秀楼楼门间的“谷”字暗记,与其说是谷正伦沽名钓誉,或许更多地表现的是——他对故土的不舍与留恋。他在贵州的最后岁月,其实已说明一切。

谷正伦走后,退入黔西南的国民党残部,三万多人已处于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困境中。1949年12月10日,何朝宗以“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代主席”的名义通电号召起义,国民党贵州部队纷纷弃暗投明。这其中既包括了国民党贵州省政权的交接,也包括了国民党在贵州最后军事力量的交接,贵州迎来了解放。

11月2日,解放军才由湖南进入贵州;到11月15日,已开进贵阳;12月10日,贵州国民党军政起义;前后用了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风驰电掣般解放了贵州。新旧政权顺利交接,掀开了贵州历史的新纪元。作为历史的见证——“竹子币”,其实已预示了这一结局。

声明:本文为弘毅夫原创,转自" 铸在钱币上的历史"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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