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川康军御藏纪念币

（图1）川康军御藏纪念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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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收藏讯 川康军御藏纪念币向来被视为中国钱币收藏中的珍品，存世稀罕令其充满神秘色彩，或许很多人对其尚不了解。近日，施新彪老师作为首席收藏特邀专家，为我们详细解读了本品，从而帮助大家全方位的了解这罕见的大珍品。

“川康军御藏纪念币”，银质，直径、重量与二角银币相等。此币正面，中央为刘文辉胸像，上端环铸“川康军御藏纪念币”八字，下方环铸“总指挥刘赠”五字，左右两侧铸干支纪年“壬申”。此币背面，中为双旗图案及公历纪年“1932”等，上端环铸“和爱团结向前奋斗”八字，下方环铸“余松琳监制”五字，左右两侧铸嘉禾图案。

川康军御藏纪念币的铸发背景，无直接史料记载可证。不过，如将间接历史记录与所铸币文作联系解读，还是能够做出合理推断的。

一、川康军御藏纪念币背景推断

1、“总指挥刘”

（图2）刘文辉戎装照片
 

此币正面的肖像是刘文辉，下方“总指挥刘”指的是刘文辉，这一点，前人已有定论，其正确性也无容置疑。既然此币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刘文辉有直接历史关联，因此，首先了解一下刘文辉的生平应是必要的。

刘文辉，四川大邑县人，1895年出生。著名四川大地主刘文彩是其嫡兄，著名国军将领刘湘是其堂侄。他自幼尚武，13岁时考入四川陆军小学，由此开始其军旅生涯。1914年，考入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6年毕业回川，得其堂侄刘湘的扶持，在川军中任军官。后又得其兄刘文彩的大力资助，在四川军阀混战中迅速壮大自己的势力，1925年，刘文辉独立掌控的兵力已达四个师。

1926年，川军各部相继易帜，归从国民政府，刘文辉所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刘文辉任军长。1928年，刘文辉出任四川省主席，并受任“川康边防总指挥”。经过近十年抢地盘的军阀战争，刘文辉的势力范围扩张至西康十多个县，川南、川东六十余个县，实际盘踞了大半个四川，成为四川军阀首强。实力强大的刘文辉，不但有独霸四川的图谋，而且有称雄西南的雄心。这样，就与四川另一军阀巨头、一心想当四川王的刘湘产生了矛盾。

1932年10月，史称“二刘大战”爆发。这是四川军阀混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几乎四川境内的大小军阀都被卷入。经过近一年的鏖战，得到蒋介石支持的刘湘胜出，而战败的刘文辉，逃离成都，溃退至地处偏远的雅安一带。十二万多的大军，仅剩残兵万余。1933年9月，刘文辉求和，刘湘则念及叔侄之缘而下令停战，并将西康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划归刘文辉管辖。不久，刘文辉辞去四川省主席一职，仅留二十四军军长及川康边防总指挥两项军职，埋头于西康的各项文化、经济和政治建设。

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刘文辉任建省委员会委员长。（1928年9月，国民政府决定撤销川边特别行政区，改设西康省，但具体事务长期没有实施）1938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批准西康建省，省会设于康定。次年元月，西康省政府宣告成立，刘文辉任主席。解放战争时期，刘文辉受中共策反，于1949年12月宣布脱蒋，归附中央人民政府。

1950年6月，所部二十四军被并入解放军六十二军。刘文辉被委任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不久，又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59年，刘文辉出任国家林业部部长。1976年6月，于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二岁。

2、“御藏”

此币正面上端铸有“川康军御藏纪念币”八字，为便于叙述，本文先从“御藏”两字说起。所谓“御藏”，即防范、抵抗藏军进犯之意。

我国西藏，地处西南边陲，是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之一。历史上，西藏很长一段时期处于文化落后状态。唐宋以后，随着汉、藏民族的政治、经济联系加强，特别是元代，西藏被明确地统一于元朝中央政府管辖之下，汉藏之间的交往得到很大的发展。及至明、清两朝，在一个国家框架下的民族经济联系，更是达到彼此依赖的程度。然而，西藏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发展的同时，也常有民族矛盾的武装冲突发生。特别是到了民国初年，西藏地方武装势力，受英国殖民阴谋者的挑唆与支持，趁国内战争不断、政局混乱之机，频繁发动反叛暴乱和对川康地区发起军事进犯。对此，内地军队，在增强当地防务的同时，曾多次进行反击战争。这就是“御藏”两字的本意。

3、“川康军”

此币所铸“川康军”，是一支部队的番号名，全称“川康边防军”，意即驻守四川边地及“康区”的边防军。“康区”，是“康巴地区”的简称。清代对藏族聚集地，根据文化特色（主要是方言语系）差异，划分为“卫藏”、“康巴”、“安多”三大管理区域。其中“康巴地区”，大致由现在的四川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西藏昌都地区、青海玉树及云南迪庆地区等组成。后来的西康省即基本以“康巴地区”作为行政区划依据构成。在这个区域驻防的“川康军”，系刘文辉所部，由五个旅的兵力组成，前身是“四川边防军”，简称“川边军”。

“川边军”是川军中驻防“康区”的一支独立番号的部队。最早由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于1920年建立。1924年，在四川军阀混战中，陈遐龄被刘成勋的川军第三军击败，所部及防地被刘成勋接收，刘成勋为“川边军”新统领。1927年，意在统一四川的刘文辉向刘成勋发起全面攻击，交战半月，刘成勋全军溃败，地盘尽失。不久，刘文辉将“川边军”进行收编扩充，并改番号为“川康边防军”，简称“川康军”。1928年，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刘文辉为“川康边防总指挥”，统领这一地区的军政事务。由此，刘文辉所部“川康军”在康区驻扎布防更有了法理依据。

4、“1932”及“纪念币”

此币背面铸有纪年“1932”及“纪念币”字样。在1932年，“川康军”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根据历史记载，1932年，“川康军”赢得了一次对藏军作战的大胜利。要较为完整地了解这一战事的前因后果，还需从发生在民国初年的康藏冲突了说起。

民国初年，各路军阀忙于内战，无暇顾及边地防务。这给西藏分裂势力提供了可趁之机。在老牌殖民主义英国的怂恿支持下，西藏反叛势力，在积极从事西藏独立活动的同时，还在川康地区大举展开武装进犯，攻城略地，拓展势力范围。

1917年，四川境内发生川、滇军阀战争，川军边区防务虚弱。这时，英国趁机挑唆藏军大举东进。至1918年，藏军相继攻占康区大片地域。为让藏军确保战果，英国驻康区领事假意出面调停，拟订《中藏昌都停战条约》，其中提出维持现状，把被藏军攻占的康区十三个县暂由藏军管辖。川军虽未予签约，但同意停战，藏军大胜。

1930年，藏军见川系军阀混战不断，又借故发起大规模东进战争。激战数月，川康军大败，藏军攻占了康区重镇甘孜、炉霍等多地。

英国看到藏军东犯连连得手，阴谋野心更加膨胀。1932年，进而鼓动藏军攻占青海南部玉树等地区。然而，这一次却遭到了时任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马步芳的强烈反击，一直追击藏军于康区北部。这时，刘文辉的川康军第二旅也趁势大举出击藏军，驱藏军于金沙江以西，收复了1918年以来被藏军攻占的金沙江以东的大片区域。

战事失利，迫使西藏地方政府请求南京国民政府出面调停。经谈判，1932年10月，十三世达赖喇嘛派代表与西康政府签订《康藏岗托停战协定》。从而形成川、藏两军隔金沙江互扼对峙的局面。

此次对藏军进犯的反击，不仅压制了西藏分裂势力的狂妄气焰，同时也砸碎了大英帝国分裂西藏、进而侵占西藏的如意算盘。这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与间接历史记载联系考察，纪年为1932的“川康军御藏纪年币”，其系为纪念此次反击藏军的胜利而铸，这是一个有合理依据的推断。

5、“余松琳”

此币背面下方铸有监铸者名字——“余松琳”。余松琳，1895年生，四川大邑人，与刘文辉同乡。四川陆军讲武堂军校毕业。1932年任“川康边防军”第二旅旅长。1935年10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直属旅旅长，陆军少将军衔。

余松琳，不仅在1932年率部抗击藏军进犯战争上名载史册，同时作为一名反共强硬分子也在史上留名。1935年5月，驻扎在康定地区的余松琳“川康军”二旅，与途径泸定一带的中央红军发生激战。1949年12月，刘文辉二十四军宣布投共后，余松琳立场不变，继续与中共军队作战，先后出任“反共救国军”第四师师长、西南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川西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1950年7月，作战阵亡。

余松琳的名字铸在“川康军御藏纪念币”上，不仅增加了此币的史学内涵，更为在联系历史著述基础上，认定此币系为纪念1932年“川康军”胜利反击藏军进犯而铸的纪念币，提供了进一步的推断依据。

6、总结

1932年，藏军向青海南部的玉树一带发起进犯，遭青海军阀马步芳所部的强烈反击。同时，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下属“川康军”二旅，在旅长余松琳的带领下，向侵占康区的藏军展开进攻，藏军败退至金沙江西岸，“川康军”大胜。

“川康军御藏纪念币”上所铸的“1932”、“川康军”、“ 总指挥刘”、“余松琳”、“御藏纪念”等币文，都能在上述史实中找到印证。所以，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定：此币系为纪念1932年“川康军”胜利反击藏军进犯而铸的纪念币。“余松琳监制”，意指由余松琳具体操办。“总指挥刘赠”，说明此币铸造的决策者是刘文辉，用于奖励与馈赠。

二、“川康军御藏纪念币”的传世经过

（图3）民国33年4月15日中国泉币学社第130次例会记录

（图4）民国33年9月1日《泉币》杂志第26期所刊

（图5）林国明先生所藏“川康军御藏纪念币”照片

（图6）马定祥先生的“川康军御藏纪念币”藏拓
 

“川康军御藏纪念币”作为钱币藏品，最早由著名中国币藏家耿爱德在藏界披露。1944年4月，耿爱德在出席中国泉币学社第130次例会时，向与会者展示了这枚钱币。（图3）同年9月，耿爱德又在中国泉币学社创办的《泉币》杂志第26期上撰文介绍。（图4）另外，1954年，耿爱德在其著作《中国币图说汇考》中也将此币辑入，并介绍说：它是由一位在西康传教的牧师朋友赠送给他，那位牧师是在当地流通币中挑出此币。

此类币，迄今所见，共有三枚。其中，耿爱德旧藏一枚（本文图1），现归资深钱币专家陈吉茂先生所有，系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的某拍卖会获得。之外，香港的著名银币研究专家林国明先生也藏有一枚（图5）。而第三枚的统计数，来自于马定祥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制作的拓本（图6），经核对，与前述两枚不同，故而定为第三枚，惟此拓原物不知所踪。

此类币形体轻小，制作不精，可谓其貌不扬。然究其意义，却有丰富历史蕴涵可供解读，颇具文物史料价值。再加之以存世稀罕，视其为中国钱币之珍品，理所应当。(首席收藏论坛贵宾会员 尚正)

注：作者尚正为钱币学者施新彪，施新彪老师早年师从马定祥、杨成麒等钱币大师名家，曾任上海博物馆资深研究员，为中国钱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钱币学者，也是首席收藏专家顾问团专家。施新彪老师将陆续整理自己几十年来钱币方面的学术研究、心得经验，通过首席收藏平台，与钱币收藏爱好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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